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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12日，广东东莞，打工者从出租屋走出。/FOTOE
1988年才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是中国城市化浪潮中的一个样本。它有抱负，有梦想，有起伏，也有悲伤。
适逢世纪之交。
没等来国家分配，四川南充人郑小琼就在当地一家资质不明的私立医院做了三个月护士。
医院靠小广告诓来的病人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有限，被夸大病情恐吓一番后，花了不少钱做无用治疗。卫校毕业的郑小琼觉得此事太缺德，离职去了一家小餐馆端盘子，听同乡说广东好打工，决定一块儿去看看。
准备一辈子在国企“旱涝保收”的余峤，已经有半年没收到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丈夫徐野所在的国营机械厂，效益同样不堪。
余峤的表哥在广东打工，建议他们实在不行就去广东找工作。夫妻俩一咬牙，把不到5岁的独生女交给爷爷奶奶，带上5000元的全副身家，去了珠三角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城市。
目的地叫东莞，他们听说那里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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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大街遍布各种形状的梦想”
331年建县的东莞，1988年才升格为地级市。1978年在东莞虎门诞生的“三来一补”模式，开启了近30年密集型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
大胆的政策尝试以及靠近港澳的地缘优势，让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农业县迅速成长为以加工和制造业闻名，“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1996年至2002年，东莞出口总值连续7年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和上海。
世界工厂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掀起了1990—2000年间的南下民工潮。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快让按照地级市标准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生产总值以两位数增速狂飙突进，工厂里人头攒动，东莞变得生机勃勃；但它同样因为治安差而被外界诟病，并被称为“血汗工厂”。
日后成为诗人的郑小琼在《东莞》一诗中写道：“外乡人将悲伤与希望嵌入它的躯体/它混乱而嘈杂，糙肉般充满活力/漫长而温热的黑夜，繁华而冷漠的白昼/它的大街遍布各种形状的梦想。”
刚到东莞时，郑小琼一直忙着找工作，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工厂很多，用工需求很大，面试往往粗暴高效：先由保安看毕业证、身份证，刷掉学历太低、来历不明的，这就去掉了一半；再让他们跑步、做俯卧撑，身体太差的不要，又没了一半；最后人事小姐出来，挑顺眼的面试，定下其中几个。用工合同之类的一概欠奉，招进来当天即培训开工。
余峤在春节后的一个傍晚到达樟木头。车上的人说粤语，她一句也听不懂，还以为这些人喝多了。她辗转应聘到台资厂做文员，宿舍统一7点起床，被子要叠出豆腐块，不合规格要扣钱。午餐时间，台方管理人员去专用餐厅，大陆工人进员工饭堂。饭堂没有桌椅，上万人端着碗站着吃饭，余峤看着碗中的白饭、白菜以及一块连着皮毛的猪肉，哗哗掉眼泪。
待了两天，余峤觉得不是办法，打算去丈夫所在的工厂碰碰运气。她跟工头说“要到附近租房住”，匆忙带着行李离开——因为走辞工程序的话，还要等到晚上所有室友回宿舍签字确认没丢东西之后，工厂才放人。
外资工厂在东莞的兴盛，带动了上世纪90年代末当地民营企业的崛起。
从事调味品代理的王庆和在代理产品被厂商屡次提价后，终于决定自己开厂。
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主打产品凤球唛番茄酱于两年后投入生产。同年，以小霸王学习机缔造中国游戏机销售奇迹的段永平因股权分配问题与老东家闹崩，他带着后来vivo、OPPO、小天才手表的创始人离开小霸王，来到东莞，创办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三年后，步步高无绳电话市场份额全国第一，VCD市场份额冲进全国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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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0日，广东东莞，工人在长盈精密技术公司的智能手机金属外壳自动化装配线上工作。/视觉中国
就在余峤在饭堂被猪毛气哭之际，东莞大学生陈燕玲在卖网络长途电话卡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工厂，她发现大多数工厂饭堂做得实在不堪，觉得在工人吃饭这个刚需上大有可为。于是，她跟几个合伙人成立鸿骏膳食管理公司，专门做食堂承包。
开厂创业，在东莞变得稀松平常。
2001年，东莞民营企业登记注册数达12.96万家。陈燕玲等人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拿下第一个工厂订单，但市场一打开，他们很快发现，下订单的工厂工人规模动辄上万，只好设限，3000人以下的工厂的订单不接。
断断续续打工的郑小琼迷茫且苦闷，城市的繁荣似乎与她无关。2001年，她住在城中村的出租房，没电视、没手机，也没网络，工作之余，只能在地摊搜罗各种书籍和杂志看。
她发现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打工者写的诗歌，觉得不难，自己试着写了起来，四处投稿。当年年底，她的一首诗作出现在《东莞日报》上。
在一家日资电子厂，徐野、余峤夫妇终于做到了管理岗，月薪加起来有六七千元。但他们觉得在厂里做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一起离职，自己开厂做包装材料。为了接女儿来上学，他们在南城区买了房子。
首付一交，积蓄也差不多见底，生活开支和每月3000多元的房贷悬在头顶，2003年又碰上“非典”疫情，二人不敢懈怠。为了拉订单，他们时常开车去东莞、深圳两地的城中村小厂逛，一听说有需求，马上跑过去接洽。
熬过艰难的开头，生意渐有起色。接下来几年，他们发现以前看着骄傲又洋气的港台客户和国外客户变得客气了，消费和生活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跟港商通电话谈订单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学会粤语，对方的普通话倒是越来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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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与转型
2007年5月底，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倒闭，厂房拆除。鼎盛时占地8000平方米的太平手袋厂，成为一个时代开启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序曲。
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以及劳动密集型模式企业的黄金时代完结。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则在挣扎中谋求转型。
身处团餐产业的陈燕玲，更早察觉到局面的变化。来自玩具厂、鞋厂、制衣厂的饭堂承包规模越来越小，最终这些厂子彻底转移，离开东莞。
电子产业则因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采购体系，萎缩得相对缓慢，但势头同样明显。“像三星的厂，最多时有1.7万人，然后降到7000人，再到3000人……”陈燕玲说。
陈燕玲所在的鸿骏膳食，2006年起将业务向东莞以外的珠三角城市乃至全国扩张。东莞本地的厂虽然在减少，但留下的工厂企业，对饭堂质量的要求明显提升。“到了2010年，你会发现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前不规范的同行逐步被淘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东莞作为外贸大市、制造业重镇，一时间遭受重大打击。2009年一季度，东莞经济增速为-2.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2014年这6年间，东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
老客户纷纷离开东莞，徐野、余峤的包装材料厂渐渐做不下去了。他们早就考虑要转型，下重本在江苏投资建厂做节能灯，原本一切就绪，碰上全球金融危机，客户拼命压价，成本根本扛不住。他们投了近百万元，最后不得不止损退出。
最辉煌时有七八十名员工的老厂赚到的钱越来越少，看在员工份上不得不勉力维持，为了不多的订单还要费劲跟客户联络感情，夫妇二人疲惫不堪。恰逢女儿要高考，他们索性让出工厂的所有股份，在家陪孩子复习，自己也稍作休息。
2008年，江苏姑娘孙弥奇因父亲工作关系来东莞打暑期工。她只敢在南城市区活动，不敢下镇街，“那个时候只要下镇街，经常会被摩托车飞车抢包”。
同时，服务业的兴盛，让东莞在全国以一种隐秘而又暧昧的方式闻名，这让在东莞工作的许多年轻女性十分苦恼。在东莞工作后，去别的地方出差，被问从哪来，孙弥奇一概说“广州”。她好几次试图通过换工作离开东莞，但每次新东家看到她在东莞的经历后，都让她回去继续处理与东莞相关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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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广东东莞，华为新园区。/视觉中国
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企业工作的经历，让孙弥奇看到了一个极具危机感、对新生事物敏感且从善如流的东莞。“政府大力推行企业上网，政府给我们费用，让我们教育企业怎么上网，怎么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产业转型、开发客户。”
办一场培训，政府至少补贴3万元，相关主管领导几乎随叫随到，帮忙站台宣传。企业搜索竞价排名业务，最好的时候在东莞一天净收500万元，“钱来得跟水一样”。
资深媒体人、报业发行人谭军波2008年开始担任新创办的《东莞时报》的总编辑。到任没多久，他就见识了一次光天化日下的抢劫：一名记者在报社门口被扯上一辆路过的车，钱被抢走，人被扔到镇街。
走南闯北的谭军波，在东莞学会了“打炮”这种酒场新玩法——一个高杯架在另一个高杯上，酒不溢出，谓之一炮。据说是虎门人受古炮台启发，创造了这种喝法。
然而酒风颇盛的东莞却没一条像样的酒吧街。“酒吧街老是起不来，说明这个城市是缺乏中间白领阶层的，讲小资情调的人少。这跟这个城市的杠铃型人口结构有关，不是土豪就是工人，是一座比较粗犷的城市。”谭军波说。
经济上的波动，似乎并未给百姓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人情氛围浓重的东莞，餐饮等服务业消费反而越发兴旺。“基本上，春节前一个月和中秋前一个月，每天晚上就是各单位或者朋友互请，没空自己吃饭。不间断地你请我一餐，我请你一顿。”谭军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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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故乡的老人和新人
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女儿上大学后，徐野、余峤夫妇打算在老家开茶厂，却发现困难重重。
首先是跨界有门槛。从做工业到做农业，因循的关于标准、流水线和成本控制的思维方式没有用武之地，而在环境相对落后的产地建茶厂，要创立品牌，请设计师包装品牌形象，还要请业务员……一套下来，他们发现收益根本划不来，而且运气也不大好——茶叶品牌刚问世，正好迎来送礼消费的低潮。
更关键的是，老家的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让他们大感不适。在东莞，他们早已习惯了当地直来直去的做法，办事规则明确，要花的钱明码标价，从来不含糊。在东莞的一个村开厂，不认识村支书也没关系，而到了老家，就是另一套法则，从办营业执照开始，处处都要托人。
“申请个变压器也一直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拖这么久，需要给钱还是怎样他就不说，他就说还要‘研究一下’。”徐野说。
生活上也有诸多矛盾。这对川籍夫妻已经不大习惯吃辣，一吃就上火。逢年过节给红包，在东莞向来只包十几二十元，亲戚结婚包600元也会被嫌多；但在老家，动辄要上千元。
他们投了五六十万元，亏钱、亏时间、亏人情，只得抽身止损，准备回东莞试试做餐饮。
新疆作家丁燕在2011年初次来到东莞，在樟木头，她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条不是很宽的街道，中间行车，两旁是附近工厂下了班逛街的工人，商铺和摊贩沿街排开，叫卖不绝，大排档的烟火气飘在半空中。
当时年近四十的丁燕立即决定在此安家。她找了一家对年纪要求不严的小工厂打工，以便就近观察、记录一同打工的年轻女孩的生活。经过两年的采访和写作，她发表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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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厂装配电子设备的女传送员。/图虫创意
在《工厂女孩》的采访阶段，丁燕发现了外来工人群体的新变化。女工变得紧俏，因为老板们更喜欢用女工，好管理，干活精细。随着其他地方加工制造业的兴起，选择越来越多，来东莞的女工开始减少，许多工厂不得不招募更多男工。但躁动的男青年，往往会打架、争风吃醋、频繁跳槽……
2010年后进入东莞的人，多为85后。他们是第二代农民工，精神面貌、价值观和第一代相比，差异明显。“更个性化，更追求自由，更强调自我，脱贫养家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了。”丁燕说。
年轻男工会根据女员工数量和质量选择就业的工厂，男男女女说上两句话，觉得感觉不错便开始同居，换工作往往意味着旧关系结束、新关系开始；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他们就敢买5000元的手机，分期买，经常换；男孩子尤其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发型和手机款式经常变化。
但凡条件允许，大多数务工青年不会住集体宿舍，他们会尽量租房，拥有一个独立空间……如果还有余钱，他们会用来装点QQ空间，或者给手机游戏氪金。他们的手机号码毫无意义，想跟他们保持联系，必须用QQ，微信都不好使。
在餐饮业跟新一代务工者打交道的徐野、余峤夫妇，对这些跟女儿一般大的员工头疼不已。这些几乎没有养家负担的孩子，“一言不合就走了，钱也不要。不来上班也不请假，管理规定对他们就是一纸废话……以前我很严厉的，对员工要求很高，现在发现这种管理一点用都没有，只好天天找员工谈心、讲道理，劝他们好好上班”。
就大背景而言，全国人口红利开始弱化，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升级。2000—2010年，东莞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2.5%；2010—2017年，人口年均增速降到0.2%。2014年，东莞实施“机器换人”三年行动计划，帮助企业节约用工近20万人。
丁燕为写作《工厂女孩》进行采访的一年间，她所在的电子厂，规模从1万人减到3000人，3年后，全厂搬迁至湖南；永益食品车间最初有100多个人负责一条生产线，逐渐减到10人不到，产能却是过去的10倍。
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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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前后，余峤开车路过松山湖时，见此处山清水秀，心想能住在这里也不错。回去跟家人一合计，她在这里买了房子。不久后，坊间传出华为供应链部门迁到松山湖的消息。
2013年8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宣布，华为终端公司将迁移至松山湖，园区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自此，深圳一批高新产业加速向东莞外溢。依靠成本、土地、地缘、产业配套和政府服务等优势，东莞成为近年来深圳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4年至2016年，东莞全市共引进深圳企业项目604宗。
陈燕玲的团餐业务，客户群从以往的工厂变成企业写字楼、学校，客户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要讲究营养搭配，饭堂装修设计要有氛围，用餐时间要有音乐，热量统计和用餐大数据也开始纳入日常应用。
2018年7月2日，华为正式启动搬迁，40辆车前后分60车次，拉来了2700名华为员工。松山湖基地建成后，配备近3万名研发人员。在同年发布的《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东莞将定位调整为“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中心和创新型城市”。
华为在东莞松山湖的欧洲小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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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治安，也不知从何时起发生了变化。
如今走夜路下镇街，再也不是什么值得担心的事。孙弥奇出差时大大方方地说自己从东莞来，也不会再从对方脸上读到诡异的表情。
最多时有四五家门店的徐野、余峤夫妇，最终没能在餐饮业做出满意的成绩。折腾好几年后，留下最后一家店，他们退出日常管理。二人时常出游，在家时喜欢在正对着松山湖的阳台上喝茶；吃饭要煲汤，每逢变天，余峤便给全家做祛湿的糖水。跟亲戚朋友聚会或出游，大家默认AA制结账。
郑小琼最近通过微信、抖音等找到了一百多个以前的工友。当年他们打工的录像带厂在2003年因一场大火倒闭，录像带行业也不复存在。
工友们天各一方，回老家的不到一成。在东莞安家的二十几人，身份大多发生了变化，有人自己创业做工厂或餐饮，有人做到了企业高管，也有人还在工厂做普通工人。大家一起回忆往昔时，郑小琼听到一句话，感慨不已：“东莞的工人好像越来越少，但是人越来越多了。”
作者 | 李屾淼
（应受访者要求，余峤、徐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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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往事：十几年前从业者就月薪上万，“扫黄”后那里后来怎么样了？
在2014年2月9日，央视新闻曝光了喜来登酒店涉黄富豪会所的暗访新闻。当地公安开始刑事立案，范围波及大量桑拿场所，形成了全国关注的“东莞扫黄”。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记者到东莞探访曾经的从业人员，从一个切面了解当年的性产业链，以及今天的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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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秋天，张贤到了东莞。接风宴设在一个桑拿酒店，老板娘嗓门大，是个豪爽的湖南女人。饭后，一群人下楼，她拐进麻将房，一边搓麻将，一边把几叠现钞扔在桌上，“拿去，你来给我干这行的老总，能不了解这个行业吗？” 她两眼盯着手里的麻将，头也不抬地高声喊侄子带他出去玩。十多年了，张贤仍然记得那个女人财大气粗的架势。
玩了两天，全是东莞知名的桑拿酒店。很多酒店都不接受住宿，整栋楼用来做桑拿和KTV。无论白天和黑夜，都有女孩子在舞台上“走秀”，穿着性感暴露的衣服，在暧昧的灯光和音乐中，大胆地挑逗客人。她们专门给客人提供桑拿服务，被称为“技师”。哪个技师收到服务员送去的一朵花，就意味着被客人选中了。
上世纪90年代，是东莞“三来一补”产业的黄金时代。很多台商和港商孤身一人来东莞投资建厂，台湾商人最先瞄准了那个群体的性需求，在东莞小镇的街道建店，兴起了零星的桑拿服务。张贤告诉我，桑拿店的利润丰厚，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拉来更多的女孩子。他们承包了酒店的特定区域，开设桑拿会所。桑拿兴旺，招揽了人气，拉动消费，也增加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个别领导的私利。桑拿店和警方的一些人员达成默契，公开营业，偶尔配合“扫黄执法”。2009年之后，入股桑拿店成为当地商人流行的投资渠道，性服务开始成行成市。除了制造业，性产业也成为东莞的城市标签，东莞被戏称为中国的“性都”。
对于性服务业，张贤是老行家。2000年，他21岁，就是某家水疗店的总经理，混过各种夜场，身前身后有十几个跟班。后来，开过夜总会，管理过星级酒店，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徒弟。他一直在钢丝上玩火球，自以为见识了江湖的全部。如果不是投资沐足店失败，他没想过去东莞。他听说过那边的传闻，但心里想，“反正都是娱乐业，东莞能变成什么样？”直到他亲眼看到肆无忌惮的、公开的纵欲，才惊叹，“东莞归中国管吗？”
三天后，他犹豫要不要留下来。他厌烦了这个行业，可是真的缺钱。老板娘没等他想好，就让人开车把他送到高速公路旁新装修的一个酒店，当新分店的总经理。那个地方，白天是青山绿草，夜里是荒郊野岭，四周暗无灯火。他带了一个人过去检查装修和水电，酒店还是空空荡荡的。次日下午三点，接到老板娘电话，说晚上八点要准时开业。那时候，他身边只有一个“兵”，觉得那个命令简直不可思议。下午五点，车队浩浩荡荡地从高速公路拐进来，一车车全是人，清洁工、服务员、保安和女孩子等。老板跟别人打赌，一天之内，他可以从30个分店调来800个女孩子，若输了，赔10万元。夜里八点，酒店准时开业，灯火辉煌，衣香鬓影。
开业之夜像一出舞台剧。天亮之后，由于地处偏僻，新店仍然客源太少。高速公路的每个红绿灯都是不同酒店的地盘，他们争分夺秒地从汽车窗口塞传单，而且让出租车司机带客，一个客人给50元提成。还有人开车直接去广州和深圳市区发传单和卡片。最流行的做法是买海量的手机号码，把移动基站塞进面包车，满大街跑，一天能发出两百万条短信息。行业里有个说法，50万条短信，能拉到80个左右的客人。短信息漫天轰炸，连省领导开会时都能收到东莞的招嫖短信。
张贤认为自己在内地是有名气的，他要努力摆脱低级的竞争，打出新奇的招数。他找到竞争对手的客户经理的手机通讯录，直接给他们的客户发广告短信，命中率更高。
客人多了，流氓也找上门来了。有天夜里，十几个拿刀的小混混站在店门口，要收保护费。张贤醉醺醺地走出来，酒店的几十个保安迅速围了一圈，双方拉开了对打的阵势。小混混们看到这个架势，跑了再也没有来过。
短短两个月，总共50个房间，每天都接待300个客人，是单个房间流转率最高的。后来，东莞业内都知道了他这个人。半年后，老板带他去看车，指着一辆十几万的车，“你觉得这车好不好？”“好”。“给你买“。那是他的第一辆车。他装修了舞台，“让客人不仅在房间玩，还在外面玩”，开发了情景剧，上东北二人转、夏威夷风情、民国风情。不同的主题，服务员到女技师的打扮都变换，适应客人猎奇的心态。他深谙客人的心理，知道某些客人不愿意当众挑选技师，就专门装修了“金鱼房”，那是一个私密的房间，供客人隔着玻璃选秀，里面看不到外面。另外，他还设置了水床，让客人的身体泡进温水里，享受技师的精油推拿。这个行业，不同的店都在创新，别家看到效果不错，就模仿，然后开始流行。
2009年之后，无论从房间装修布局，规模、物品，配套设置还是服务内容，整个行业形成了知名的“莞式服务900标准”，也就是无甚差异的标准化色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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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东莞街景。东莞创造了“三来一补”的生产模式，成为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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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仍在东莞。年近40岁的他，容貌还很年轻，浓密的一字眉，黑色的修身衬衫绣满红色的丹顶鹤。他斜靠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宿醉之后，声音沙哑。窗外，是冬日转瞬即逝的夕阳，透过玻璃窗，照在他的脸上。
“那个年代，没有人纠结这个行业是不是被鄙视，只考虑生意好不好，钱多不多。”张贤说。
聘请他的是老板娘，创业的却是老板。老板原来是一个桑拿店的男服务员，给客人斟茶递水，送水果。混久了，就和按摩女技师相熟，也认识了有钱的客人和一些官员。别人开桑拿店，他就投资入股，挣到钱，租酒店装修，独立开店。有了更多的钱，更多的靠山，再开分店。分店多了，就成为集团的老板。
最初，是台商和港商刺激了东莞性行业的发展。在张贤眼里，那些外商已经“玩成精”了。2008年，东莞开始推行“腾笼换鸟”、产业升级的政策，很多外资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外商减少，广州、深圳、佛山等周边城市的客人渐渐成为桑拿店的主要客源。
养活这个行业的是来自全国的年轻女孩子。她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工厂的女工，她们上门求职，或经老乡熟人介绍过来，也有一些是被人控制的。在那个行业里，混着一些 “吃软饭”的男人，他们自称是“男朋友”，扣押了她们的身份证，以告知父母相威胁。
张贤想守住底线，说绝对不收被人控制的女孩，可是，招聘的时候有可能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技师在会议室门口哭泣。他过去询问，她说不敢回家，因为没挣够钱，怕男朋友打。他很生气：“你敢不敢把卡扔了？我安排你去别的店，保证他永远找不到你。”他当场拆开女孩子的手机，把芯片扔了，安排司机把她带走。几年过去了，很多技师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再也想不起她的模样，也不知道她后来的境况。
在这个行业里，良心企业“只挣房费，不挣小姐的钱”，也就是客人的小费（钟点费）大部分都归小姐，酒店主要赚开房的费用，普通房间是两个小时100多元，好一点的300多，也有上千元的豪华房。张贤说，他每个月从医院请医生给小姐体检，发健康卡，生病了就劝退。开会的时候，他强调各种制度管理，老师也定期培训如何调情，女孩子们都坦然接受，甚至还能发表意见。这样的做法和当年他在内地的经历不同，那时候是遮遮掩掩的，可是在东莞，大家都不会忌讳。他明白，因为技师的存在，桑拿店才开得下去。“什么是桑拿？就是女孩子陪你冲个凉再上床，可能连桑拿蒸汽都没有，可是老板轻轻松松挣了几百万。”
像这样的酒店，东莞有很多。“这是个行业，老板开店就要赚钱。对女孩子来说，这也只是工作，说白了，就像饭店的服务员。客人来东莞找小姐，就像去到北京就要吃烤鸭一样。”张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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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铁寮夏站出来，沿着省道走，能明显地看到厚街的特点。马路的一侧是旧矮民居的商铺，有日杂，五金，鞋子模具店，另一侧是金碧辉煌的酒店，鳞次栉比。厚街的家具业和鞋业久负盛名，曾是外商云集的地方，一个镇就有五家五星级酒店，四星级以下的就不计其数。后来中央电视台暗访的喜来登酒店富豪会所，就在厚街镇。
1999年，三个姓陈的人成立了东莞市昌明实业有限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投资了喜来登酒店。喜来登酒店是国际连锁品牌，客房、西餐、多功能会议室由喜来登酒店集团管理；中餐、沐足，KTV等由富豪会所经营。
2007年3月，一个叫小莉的女孩到喜来登酒店富豪会所应聘。后来，她升为桑拿部的公关主任，负责给客人订房和挑选女技师。
在后来的供述里，小莉介绍了她的日常工作。客人来了，公关主任要打电话通知技师，到某个房间供客人挑选。中选之后，公关主任负责订房，技师把客人领到房间，进行一系列程序，包括消毒，再开始给客人推油，接下来还有一百多个项目。
两个小时后，技师准时下钟，现场收小费，再去前台刷IC卡，给酒店交提成。小莉作为公关主任，没有底薪，全靠订房的提成，每月平均收入是1万5千元左右。一个公关主任每天要订出五间房，少一间就罚款55元。小莉为了提成，要客气地伺候客人。在她的手机里，曾有客人发短信说，“上次去的有个小妹妹，不过忘了号码了，念念不忘啊。”小莉回：“是吧，你过来我再帮你找回那感觉丫。有空过来丫，有新的漂亮的。”
她不必向客人解释服务的内容，所有项目都写在红色小卡片上了。她甚至从来不记得技师的名字，只看到工服类型和工号就可以向客人报价了。那些女孩子都是昌明集团副总亲自面试定价的，决定第一印象的是长相、身高和肤色。进入复试后，要脱了衣服让培训老师检查胸部、臀部，以及全身皮肤是否有伤疤。最高级别叫“舞蹈艺员”，小费报价是1500元；其次是“模特”，1300元；再往后小费从1000元到600元不等。
作为行规，一般都是由资深的“师姐”和老师一起培训新入职的技师。在房间里，师姐们一边操作，一边解说。酒店规定，做爱必须要用安全套。培训完一百多项服务内容，技师就可以领取入职礼包，挂牌上钟。入职礼包就是上钟的工包，里面有工衣一件， 安全套两盒，手指套一包，牙膏牙刷，漱口水，消毒水，橄榄油和IC卡等。
技师挂牌上钟之后，就要接受严格的考勤考核。除了每个月五天的例假，每天都要上班。如果请事假，要罚款200元；若请病假，罚款100元，同时要提供医院的诊疗单和病假条。若迟到早退、妆容不美，态度不好，被客人投诉，都要罚钱。技师分三班轮流，早班是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中班是下午4点到次日凌晨1点，晚班是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3点。每次上钟是2个小时，一天平均接待3个左右的客人，每个钟通过IC卡给酒店缴纳100元以上的管理费。在喜来登富豪会所，一般是清洁工帮技师充值，也帮忙跑腿买快餐。
在东莞的中堂镇，也有一家大型的娱乐场所，叫安德利花园酒店。那里有桑拿和KTV，KTV的陪酒女中，有一位叫小娜。2013年3月，朋友告诉小娜，去KTV工作比在工厂打工舒服。她去了，那年她22岁。
在安德利酒店，KTV的陪酒女孩有两种级别，“丽人”和“佳人”，陪酒小费分别是400元和500元；出台，行话叫“快餐”，小费就是900元和1100元；过夜是1300和1500元。小娜被评级为“丽人”。和其他酒店一样，小娜经过了严格的培训。
每天晚上七点，她跟着“妈咪”去KTV上班。客人来了，妈咪就把她们带进包房，面对客人站一排，鞠躬喊“先生，欢迎光临”，再逐个报“我来自哪里”。如果来例假了，就把手放在身后，否则，就要把手放在身前。这些事情，妈咪负责向客人解释。被选中后，就坐到客人身边敬酒，一直陪着，直到消费结束。
如果遇到要求买“快餐”的客人，就要告诉妈咪去订房。作为掌控女孩资源的人，妈咪从妈咪从房费中提成，也从KTV包房的消费总额中提成，除此之外，陪酒的女孩还要每天给妈咪70元。
管理妈咪的人，是推广部的经理。他们的底薪是800元，一个月要完成2万元的消费额，才有可能提成。为了能拿到1万多元的月收入，他们也要维护陪酒女孩的资源。2010年11月11日，公安部门例行到安德利花园检查，当时有女孩子下钟，送客人去前台买单。公安当场叫他们回房间接受询问。客人吓跑了，小费和钟费都跑单了。一个推广经理就写了内部报告， 申请酌情补回小费，并且免除了女孩子在12月份应缴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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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厌烦了这个行业，无论客人还是技师，醉酒不射精，例假不接客，各种小纠纷都让他烦。不过，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上接受不了太放纵的性。
无论弄出什么花样，这个行业也只是把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分解成各项服务来售卖。有很多男人在结婚前夜吆喝朋友去夜场，以此宣布告别单身；还有的，父亲前脚走，儿子后脚就来，问“老爷子刚才叫的是几号？”有些土豪，一下子点十几个技师，一直到房间容不下。张贤回忆说，那个年代，“来者都是客，把客人伺候好”，其他事情，没有人会多想，道德不道德，脑子没那个高度。很多管理人员都是从服务员成长起来的，早已适应东莞的做法。
张贤觉得适应不了，他向老板娘申请离开桑拿分店，另开一个广告公司，专门做集团内部的广告，还策划演出。即使表面上不一样了，但是他承认，其实他还在那个行业里。
他是在十多年前进入这个行业的。2000年，他大学毕业，在一个房地产中介里上班。上了七天班，一个东北老板来店里谈业务，看中他，“小伙子，跟我干吧。”他就去了，那是一家新装修的水疗店。老板认为他有文化，让他起名字。他想到了“大浪淘沙“ ，大浪之后，沉淀下来的都是金子，好兆头。一个多月后，店里的总经理离职，他顶替，管理团队，组织演出。
水疗是个新鲜的事物，一诞生就受到追捧，头6个月的营业额达到380万元，成为当地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他回忆当年的威风，开车都不用驾照，被交警逮住了，就从车窗甩出几张洗澡券，马上通行。一张券48元，当时一个服务员的月薪才500元，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想从他手里拿到免费券，“如果没去过浪淘沙，人家就认为你没玩过好地方”。而所谓水疗，就是“冲个凉、抽个烟，喝喝茶，看看演出”，像个有钱人一样消费。
每天下午，张贤才起床，去水疗店上班。下半夜，十二点之后，再去自己开的夜总会。张贤的夜总会，一半是酒吧，一半是包厢，“夜总会哪有不涉黄的？”他很明白自己在做的事情。
2003年，他的夜总会被“扫黄”，托了关系，才能脱身。这时，江苏的一个老板装修了四万多平方米的新酒店，请他当老总。他抽调了一批团队跟着过去，撑起了场面。酒店划出一个小区域做健康俱乐部，有100多个按摩技师，做全身按摩的有60多个，当时的行话叫“暗推”。在当时的内地，酒店俱乐部是最高级的色情场所，区别于低级的发廊，和遮遮掩掩，只服务熟客的浴场。技师入职时，张贤要求写下书面承诺，"不能超越底线"，可以用手、用嘴，就是不能上床。
可是，时运仍然不济。2009年，张贤在江苏承包了一层四星级酒店的房间，投资做沐足。突遇冰雪天气，开足“小太阳”取暖器也招揽不到客人。他和女朋友吵了一架，留下仅剩的钱，拿起背包就南下。
回忆起那些年的江湖，他说自己本来是一张白纸，慢慢地涂满了义气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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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璀璨夜空，是一个敏感的信号，一般人看不出来。有一天夜里，张贤在环城高速开车，突然看到某个行政区的天空暗了下来，他立刻警觉，“那边出事了。”打电话给熟人，果然是公安在检查，酒店都暂停营业。
“听话，不高调，不冒进”，这是张贤总结出来的行业经验。几年前，他亲眼看到警察搜查别的酒店，押着嫖客技师，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勒令他们蹲在一个篮球场上，最后装了满满的几个大巴。他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知道那个酒店的老板没把握好尺度，“关系”没做到位。他是很费力地做“外联”工作，经常陪各类领导喝酒吃饭。他心里有底，“涉黄”酒店都必须有一个秘密的电话号码，可以和辖区派出所的某个人单独联系，及时得到通风报信。除此之外，还不能太放肆地做招嫖广告，贪得无厌地扩展业务，在当地造成太大的影响。张贤做生意像踩钢丝，很准确地拿捏分寸。可是他也承认，无论多么高明，如果没有当地官方的默许，任何桑拿店都开不下去，更别说全市范围内公开经营桑拿。
在中堂镇旧供电所附近的巷子里，是中堂公安分局原副局长黎某的家。从2012年开始，他分管查禁涉黄的治安工作。那个小洋楼是电动开关的不锈钢大门，进去后，左边是客厅，右边是楼梯。无论是平时，还是中秋和春节，都有桑拿店的老板去探访他，请他关照。在聊天中，他会提醒，不能发招嫖短信，发酒店卡片，有事情打电话。黎某被逮捕之后，辖区的一个派出所所长提供证言说，黎某在开会时要求，要管好酒店，让酒店不要发招嫖信息和卡片，也不要在网络上发招嫖广告，要低调经营，不要明目张胆经营涉黄生意，若有发现，一定要禁止和打击。另一个下属提供证言说，黎某要求，要抓也是抓发招嫖信息的人，不要追究酒店经营人员的责任。
安德利花园酒店就在他辖区内的中堂镇，公安机关很少来检查。就算有日常检查，也会一次签好几份检查记录。有时候，检查前，派出所值班领导让酒店准备几个空房间来应付。其它房间，不受影响。如果上级公安机关过来检查时，派出所会有人提前通知。酒店会让技师和客人离开。但如果是突击检查，内部线人也没有办法。
2012年，安德利酒店出了好几次事，但每次公安人员都是找一个房间将一对男女带回调查。酒店会安排人到派出所交三至五千元，那些人就会被放出来。为了维护关照，酒店每个月要花4万元左右打点关系，中秋和春节，这个金额就要翻倍。
2015年，东莞市中级法院认为，黎某明知辖区内的酒店和会所存在卖淫嫖娼违法犯罪活动，仍违法指示、授意治安管理大队及辖区派出所对涉黄经营场所放松检查，对查获的场所和人员不依法处理，致使辖区内卖淫嫖娼活动泛滥。因此，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数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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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9日，东莞性行业发生地震。当日上午，央视新闻曝光了喜来登酒店富豪会所涉黄的暗访新闻。张贤很快就收到了风声，于是打开很久没看过的电视。他很认真地看完节目，知道这一次是来真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大风暴。
来不及细想，也说不出具体的恐惧，张贤就是觉得东莞像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手机频频来电和微信，各类风声证实了他的判断。他当机立断，把手机扔了，收拾了几套衣服，下午一点多就开车去了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清远市。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原来的广告公司，转行做了餐饮业，后来和朋友合伙投资一家新桑拿店。店刚装修完，还来不及开张。他投入了上百万资金，只想入资，不再管经营，每月等分红。一场风暴，血本无归。
在张贤仓皇离开的时候，喜来登酒店富豪会所的员工都收到了短信，“紧急停止营业，再开业时间待定”。财务人员把电脑的主机砸坏，技师紧急疏散。在央视暗访的节目中，有些人的面孔被曝光，那批人马上离开东莞，并且把手机及手机卡分离丢掉，其他人“放假”。有些酒店的老板错误判断，认为只是运动式执法，坚持开业；张贤的老板则是明智停业，跑去外省。局势发展迅猛，十几家媒体追踪或者转发了央视暗访的新闻。当地公安开始刑事立案，抓捕，范围波及喜来登酒店、安德利花园等大量桑拿场所，形成了全国关注的“东莞扫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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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9日，东莞警方全力出动扫黄。来自视觉中国。
从2月11日开始，喜来登酒富豪会所店的工作人员被陆续拘留，包括康娱部后备副总监、康乐部经理、财务人员，收银员和十几名公关部主任，以及帮技师充IC卡的清洁工。老板没在被告行列。2015年1月，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康娱部总监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康乐部经理被判六年，公关主任被判处五年左右的刑期，而负责给技师培训的老师被判了四年。小莉的名字出现在被告名单，因组织卖淫罪获刑五年。后来，有被告不服上诉，检察院则认为其中某些被告的量刑过低，提出了抗诉。
2017年3月，广东省高院做出了最终判决，维持了原审法院的结果。安德利花园的案子也已审结，小娜是证人，陈述了陪酒工作的内容；公关主任、妈咪，还有其他的楼面管理人员都被定罪量刑，妈咪作为协助组织卖淫者，一般是获刑2两年。
在东莞，没有什么人关心具体案件的审判。局势已变，各类角色都非常迅速、务实地调整了各自的营生。喜来登酒店仍然是厚街的标志性建筑，巍然耸立在厚街大道的对面，在霓虹灯闪烁的城市夜色中，保持着低调的冷灰色。富丽堂皇，装饰着热带风情椰子树的大堂，仍然弥漫着星级酒店的的香水味，昔日的富豪会所已被改装成银行营业厅。奢靡和纵欲已成历史。
从厚街大道进入康乐南路，有多家高级酒店，曾是厚街性行业业的知名场所。在康乐南路的背后，相隔一条几十米的巷子，就是居民楼密集的生活区，各种自建的楼房安装了电梯，升级为公寓，曾经安顿了从全国各地过来谋生的桑拿女孩。
她们的生活区里，横穿着”新农路“，是地摊一条街，有步行夜市，卖各种便宜的衣服、内衣、麻辣烫、烤鸡翅、北方锅盔和火锅大排档。路边有一个西北面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在张罗着生意。她曾经出租公寓给在桑拿店上班的女孩子。每间公寓十几平米，有独立卫生间，拎包入住，在2014年“东莞扫黄”前，月租金是1000元左右。那些女孩子很少合住，也习惯短租，一般三个月或者半年，就会换一个地方。房子，只是她们白天回来睡觉的地方。下午，睡醒后，就打电话叫外卖；衣服脏了，就送去洗衣店。上班前，花十元钱去楼下弄一下妆容，再坐路边的摩托车去酒店。那时候，摩托车生意很好，搭客一天能挣几百块。现在，他们普遍感慨，“扫黄之后，人少了”，一天想挣两百块都很难。
“人少了，钱不好挣了。以前，在路边随便摆个地摊，都能挣钱回老家建房子，”面馆老板娘也发出同样的感慨。东莞”扫黄“后，公寓租不出去，她转行开面馆了。她雇了几个厨师，其中一个22岁的年轻人，曾经是厚街一家KITV的保安，每天夜里看着妈咪带着一群女孩子过来陪酒挣钱。“扫黄”后，他也转行了，凭着西北人揉面的天份，在面馆当厨师。当他们围着桌子吃饭时，我也点了一碗肥肠面，问起东莞的往事。厨师很吃惊地问我，“你为什么会关心这么敏感的话题？”我告知自己记者的身份。老板立刻用方言把他支开了。曾经涉足这个行业的人，大部分都不愿意重提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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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的厚街新农路夜景。2014年扫黄之前，很多桑拿女孩在此租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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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6月04日，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当地一家已经结业的星级酒店，包括其夜总会、停车场等在内的建筑场地正在被改装成为养老院。此前，夜总会的建筑风格是亚马逊热带雨林风格。来自视觉中国。
尽管如此，仍然有其他人为了盈利而冒险，2017年5月份，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判决显示，一家曾经被停业整顿的酒店，自2016年3月开始，重新组织坐台女在娱乐部KTV房内提供有偿陪侍服务。所得收入由营业经理和坐台女按比例分成。客房部每日预留约十间客房供娱乐部使用，无需登记身份资料。这是莞式服务的传统模式，只不过变成了更隐蔽的、零星的地下经营。
2017年末，张贤开车带着我穿梭在东莞的马路上，远远指着路边一家沐足店说，那个店的老板曾经靠给小姐化妆而发财，现在转做膝部以下的健康按摩了。那个人不愿意见我，不想旧事重提。在张贤的微信朋友圈里，只有四个昔日当技师的女孩子。她们都有了不同的生活，不愿意接受采访，分别去了保险公司，当微商，开了服装店，还有一个结婚生子了。
相比其他人，张贤说，桑拿老板很难转行，大部分都转战湖南、湖北、海南和上海了。他以前的老板也回老家投资了桑拿店，有人有资源，仍然盆满钵满。只不过，不可能再复制东莞模式了，“东莞现在是最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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