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土多枚汉简，揭示长城的新功能：绝不仅仅只是为了防御匈奴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蜿蜒万里，成为华夏文明抵御外族入侵的前哨，堪称中华文明的保护神。在很多人看来，长城的存在，就是为了防御匈奴等胡人的入侵，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长城不仅防御外敌，也同样防备本国的百姓。

由于敦煌地区的特殊环境，因此当地经常能发现汉朝的竹简。而在这些汉朝竹简中，包括大量烽燧军士所使用的公文竹简。通过这些竹简，我们可以了解到2000多年前，这些守卫烽燧的汉军士兵到底在干什么。

根据学者们的释读，守卫烽燧的汉军士兵一方面围绕着烽燧巡逻，为匈奴即将到来的入侵预警；另一方面，这些汉军士兵还在预防本国的“亡人”逃亡匈奴。什么是“亡人”呢？顾名思义，就是逃亡之人。在敦煌汉简中，经常能看到“亡人”的活动。例如：

“三月乙亥亡人赤表”；“元始四年五月庚午朔乙未， 东部候长放敢言之，谨移亡人火出入界”等等

这里的“亡人赤表”是什么呢？根据考证，这种“赤表”是一种长条型的织物。烽燧一旦发现“亡人”，就会将“赤表”挂在高处，“警戒”周围的烽燧：有“亡人”在附近，请协助逮捕。这种关于“亡人”的简牍，敦煌汉简中还有很多。

因此，长城的另一个功用也昭然若揭：中原政权修筑长城，不仅是为了防御外敌，同时也在防备本国子民的背叛。

大家都知道，匈奴气候恶劣、苦寒无比，朝不保夕。为何部分汉朝子民放着安全日子不过，偏要逃亡生活艰苦的匈奴？对此，有这样几种解释。

第一种“亡人”，一般都是在汉朝境内犯了死罪，不得不逃。在敦煌汉简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件：

在居延要塞，一位“客民”到军营里找人饮酒。第四守候长原宪与军官夏侯谭应约出席酒宴。结果喝着喝着，原宪与夏侯谭发生冲突，将其胸口刺穿。由于畏惧惩罚，他偷走军营里的武器和军粮，驰马逃亡匈奴，汉军追之不及。

同时一枚汉宣帝年间的竹简，一群私铸假币的罪犯——牛延寿、高建等人流窜到边境，最终成功1逃亡匈奴：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候长长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书曰：诏所名捕及铸伪钱盗贼亡未得者牛延寿、 高建等廿四碟书到瘦。”

第二种“亡人”，主要是反政府分子。这种逃亡者，主要是汉朝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如韩王信、卢绾和燕王藏荼之子藏衍。这些人均为诸侯王，因为刘邦诛杀异姓王政策，不得不逃亡匈奴寻求庇护。

上述两种“亡人”，均为被迫逃亡匈奴。而第三种“亡人”，却是主动逃入匈奴。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汉朝的生活反而还不如逃亡匈奴。

对此，汉元帝时期的大臣郎中候应就曾指出：“边人奴婢生活愁苦，欲亡者多”。甚至，还有“闻匈奴中乐”的奇异说法。事实上，这种说法未必没有道理。这是因为汉朝的徭役相当严苛，法律极其严酷，有时候还不如管理相对宽松的匈奴。

对于汉朝来说，边境“亡人”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首先，匈奴地广人稀，人口奇缺，汉民逃亡匈奴，无疑将加强匈奴人的实力；

其次，许多逃亡汉民拥有先进的技术，例如冶铁术，而这种技术，无疑将加强匈奴战斗力。毕竟匈奴人只会简单的冶金技术；

最后，汉朝高层人士的逃亡，将会泄露汉庭的秘密，为匈奴人所趁。而且这群人还能为匈奴出谋划策、训练军队，以至于危害国家安全。

为了防止汉人逃亡匈奴，汉朝皇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第一，汉朝在边境广置烽燧和关卡，想通过这些关卡，就必须出示凭证，否则就立即逮捕；

第二，汉朝在亡人必经的要道上，设置所谓“塞天田”。“塞天田”，就是将细沙洒在道路上，亡人在上面行走，必然留下足迹，很容易被捉。

第三，一旦发现“亡人越塞”，就立即组织士兵进行追捕，绝不放过。一旦发现“亡人”，便点燃烽火、发布“赤表”，众烽燧一起出兵逮捕罪犯。

第四，如果烽燧士兵不能发现亡人，便要受罚款的惩罚。若烽燧士兵逃亡，罪犯皆处于腰斩之刑，妻子和儿子也要受到株连，沦为奴隶。

除了在内政层面防止逃人外。汉朝还从外交层面下手。匈奴尚且强大时，汉朝主要与他们签订平等的引渡协议。例如汉文帝在给匈奴的国书中写道：

“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

然而到了汉宣帝年间以后，匈奴被汉朝降服，汉朝便用命令的手段，喝令匈奴不得接受亡人。否则汉朝就要出兵惩罚。

汉元帝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上奏皇帝，希望能撤出边境的一些烽燧，毕竟匈奴已经是汉朝属国。然而汉元帝却说：

“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 本故匈奴之人， 恐其思旧逃亡。”

也就是说，长城并非只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为了制止汉民以及属国百姓潜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