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肃的假设：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为夏文化说的22条证据

当笔者提出三星堆为夏都说的时候，对中国考古文化稍有一些了解而又对笔者观点不熟悉的朋友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三星堆青铜文化不是商代时期的吗？

　　没有错，来自三星堆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代表着三星堆文明最高水准的两个祭祀坑年代下限大致为公元前1260年，[1]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根据《史记》体系拟定出的《夏商周年表》，殷墟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46年[2]，因此，以殷墟文化为参照，确实可以说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商代时期的，其毁灭时间大致在武丁时期。然而，问题又并没有那么简单，今试作本文略说之。

《楚居》图版（《清华简》第一册）

　　（1）2010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出版。书中收录的《楚居》赫然记载，芈姓之祖季连娶了商王盘庚的孙女为妻，由此可见，季连生活的时间与武丁相当。[3]而根据《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季连和大禹均为颛顼之裔。其中，大禹为颛顼子孙的第二代，季连为第四代。[4]也就是说，季连比大禹晚两代。因此，以《楚居》和《帝系》的世系为标准，季连生活于武丁时期，则大禹必定生活在三星堆青铜文化晚期或者说殷墟文化早期。同时，也可以由此推知，夏与商是曾经并行存在的两个政权。

《帝系》世系图（据《大戴礼记》绘）

　　（2）《楚居》的记载是否只是孤证呢？并不是。我们知道，皋陶和大禹在《尚书·舜典》中同为尧舜时期人物，类似记载也见于郭店楚简的《唐虞之道》。同样出自郭店墓的《穷达以时》又记载，皋陶为武丁时期人物。[5]这样，郭店简和清华简二篇地下材料的记载就形成了对应，证明了在战国人的观念中，大禹与盘庚、武丁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

《穷达以时》图版（《郭店楚墓竹简》）

　　（3）大禹与盘庚、武丁为同期人物，这就意味着战国时代并不存在司马迁那种先五帝、后三代的一元历史观念。事实上，检索先秦文献也可以发现，先五帝、后三代线性发展的一元观点其实也并不存在于《史记》以前的任何历史文献。即使拿司马迁深信不疑的《五帝德》、《帝系》来看，二书虽然把唐、虞、夏、商、周全部纳入了黄帝谱系，但也并没有提供像《史记》记载的那种线性的政权传递序列。

《史记》世系图（据《史记》绘）

　　（4）如果夏与商是并行存在的政权，那三代时期的夏文化核心在哪里呢？《国语·鲁语上》称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吕氏春秋·古乐》记载，颛顼出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并在空桑称帝。三星堆所在地即《华阳国志》的“瞿上”，[6]瞿、空为群溪旁纽，鱼东旁对转；上、桑为书心邻纽，阳部叠韵，可见“空桑”与“瞿上”古音相通。同时，《新语》、《史记·六国年表》皆有“禹出西羌”之说，这一记载已被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的东汉景云碑所证实。[7] 无疑，上述两条材料都把夏文化核心指向了四川西部；从具体的考古文化来看，三星堆遗址自然是不二之选。

记录了“禹生石纽”的东汉景云碑

　　（5）从文献记载的夏族来源看，三星堆为夏都之说同样具备说服力。《国语·鲁语上》展禽说，夏后氏以黄帝为远祖，而《史记·三代世表》正谓蜀王为黄帝后世。[8]此外，《山海经》又称犬戎和北狄为黄帝后裔。[9]《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唐叔虞受封于唐地而得大夏故地之怀姓九宗。怀姓九宗，王国维谓即“春秋隗姓，诸狄之祖”。[10]而大禹在《潜夫论·五德志》则有“戎禹”一名，[11] 这说明夏人核心集团确可视为戎狄组合。徐中舒教授指出，周人出自白狄，[12]而周人的核心联姻部族为羌戎，从周武王至周厉王，周王每隔一代就会娶一个姜姓女子，[13]这说明自称为“夏”的姬周集团与姜戎集团形成的婚姻关系同样可视为戎狄组合。而《战国策·秦策一》张仪和司马错称蜀为“戎狄之长”，[14]这岂是巧合？

《山海经传》南宋刻本影印

　　（6）《逸周书·度邑》称伊洛地区为“有夏之居”，《史记·货殖列传》又称颍川、南阳为夏人之居，此均属古豫州。蒙文通的研究表明，古豫州、荆州西部、南部和整个梁州地区为《山海经》所称的“中”。而结合对《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以下五篇的分析可知，《山海经》总体上则以四川西部为“天下之中”。[15]汉唐之际的各种文献均称《山海经》为禹、益所作；同时，孙华[16]、徐朝龙[17]等学者皆肯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与《山海经》记载的神树有密切联系。以此观之，以四川西部为夏文化核心区域，自然不能视为逞臆之谈。

三星堆青铜神树（图源：去哪儿）

　　（7）黄仲琴[18]、芮逸夫[19]等学者均指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蜀地文献记载的杜宇、开明时期的洪水故事、禅让传说与中原史籍所传的洪水故事、禅让传说“绝相类似”。丁山更明确指出，开明即启，杜宇即禹，二个传说实为一事所分化。[20]由于受传统历史体系的影响，历史学家童书业认为蜀地的洪水传说是“杂采中原神话编造成的”；[21]神话学家程憬则谨慎地认为：“依时间说，古蜀的（传说）可能传自中原；但依空间说，中原的也可能传自古蜀。” [22]今以夏商并行而论，则洪水故事源出蜀地当无疑问。

大禹治水（图片来自网络）

　　（8）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一件两耳带三个圆形穿孔的青铜人像。与其他衣着华丽的青铜人像相比，这件青铜像头部若缠一根辫发，似一个平民。[23]传世文献有“禹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风俗通·三王》）和 “禹耳三漏”（ 《白虎通·圣人篇》）的记载，这岂又能视为巧合？

疑为大禹的三星堆铜人头像K2：83

　　（9）《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均记载了“后羿代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观点，认为《夏本纪》的“太康失国”即《左传》的“后羿代夏”。《夏本纪》称太康为大禹之孙。显然，以夏、商并行而论，则三星堆青铜文化的毁灭时间与“太康失国”或谓“后羿代夏”的时间正好相当。

　　（10）《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空桑”为“穷桑”。根据《左传》襄公四年的记载，后羿代夏后，其居处为穷石，而“穷石”与“穷桑”古音相近，这难道只是巧合？

　　（11）根据《天问》的记载，后羿代夏后曾“妻彼雒嫔”，而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古称“雒城”，所临洛水在《山海经·中次九经》中已经出现。语言学材料表明，彝语支读城为“lo33”，[24]其字可比定为“雒”。“城”与“成”字古通，而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所在地成都在先秦出土材料中正称为“成”。[25]

广汉出土的“雒城”汉砖（图源：新浪）

　　（12）1959年，在距今三星堆遗址西南方向约十公里处的成都市彭县竹瓦街发现的青铜器窖藏中出土了两件。其中一件青铜觯内底有“牧正父己”的铭文。[26]而《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代夏后从事复国运动的少康曾担任有仍氏牧正，这是否又是巧合？

牧正父己青铜觯（四川博物馆藏）

　　（13）《元一统志》卷五记载：“杜康墓，在濛阳县十五里。”[27]《说文解字·巾部》训帚字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而出土了牧正父己铜觯的竹瓦街正属今成都市濛阳镇，这是否仍为巧合？

　　（14）《左传》哀公元年称少康复国乃“复禹之绩，不失旧物”，表明少康新都离故都相距较近，而继承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相去不远，这是否还是巧合？

　　（15）《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复国后，曾举行“祀夏配天”的大型祭祀活动。在金沙遗址东偏北约七公里处的成都市驷马桥北发现的羊子山土台是我国商周时期全国最大的祭祀台。该土台为方形，呈三级递高，四面皆有可供登台的阶梯。土台年代上限为商代晚期，下限至春秋晚期，其高达10米，面积逾万平方米。[28]这是否仍为巧合？

成都市驷马桥北的羊子山土台（图源：搜狐）

　　（16）《左传》称复兴夏王朝者为少康，而《国语·鲁语上》称中兴夏者为后杼。1980年，成都市新都县马家乡战国大墓出土了一件带有“邵之食鼎”盖铭的青铜鼎。[29]杼字古读定母、鱼部，邵字古读禅母、宵部，定禅准旁纽，鱼宵旁转，可见杼、邵二字古音相近。更值得注意的是，蜀字古音为禅母、屋部，与杼、邵古音同样相通。

“邵之食”铜鼎（四川博物院藏）

　　（17）广汉三星堆、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州、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成都金沙等青铜文化均在使用一种含高放射成因铅的特殊矿料。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的消息表明，这个特殊铅矿很可能在南阳盆地。[30]然而，冶金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又表明，殷墟在三期之后开始大幅降低了以这种特殊铅的使用甚至在殷墟四期已经不再使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时突然崛起于成都平原的金沙文化却反而成为了这种特殊铅料的规模化使用者。[31]试问，如果金沙遗址不是那个后杼中兴的夏都，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铜人形器（金沙博物馆藏）

　　（18）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有龙虎尊，阜南地区也出土有龙虎尊。[32] 阜南地处淮河流域，为传说中的涂山氏核心居处，而传世文献又有夏后氏与涂山氏联姻之说，这是否又为巧合？

　　（19）《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有句践为少康庶子之说。《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说：“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从考古文化来看，古代蜀地有大石墓，[33]越地则有石棚墓；[34]越地有独木棺葬，[35]蜀地也有独木棺葬，[36]这是否又为巧合？

浙江石棚墓群（浙江省文物局网站）

凉山州德昌大石墓（图片来自网络）

　　（20）《世本》说：“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湖北京山苏家珑曾国墓出土的曾子斿鼎（集成《2757》）称其祖先为剌曲。马承源先生指出，曾国墓的剌曲即《世本》的曲烈。[37]李学勤教授指出，四川新都马家大墓与湖北擂鼓墩曾侯墓的文化特征颇为相近，比如，马家大墓的列鼎形制、字体均与曾侯墓一致，同时，二地出土的青铜甗、青铜缶形制也同样一致，甚至连缶耳上的提链也一样。同时，马家大墓的编钟是甬钟，而在擂鼓墩的编钟也是以甬钟为主。[38]显然，综合前述材料来看，这也绝非巧合。

马家大墓列鼎（四川博物院藏）

曾侯乙墓铜鼎（取自《随县曾侯乙墓》）

　　（21）从先秦文献来看，“汤伐夏桀”史不绝书，因此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认为是夏商并行说难以克服的障碍。然而，上博楚简《容成氏》却这样记载：“启王天下十有六年而桀作。”[39]按《夏本纪》记载，夏启去世后出现了“太康失国”事件。比较《容成氏》和《夏本纪》可知，“太康失国”和 “后桀亡国”实为同一历史事件的分化。这个结果尽管看上去很令人震撼，但事实上，汉语文献早就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蛛丝马迹。

　　东汉张超《诮青衣赋》说：“有夏取仍，覆宗灭祀。”[40]按《左传》哀公元年伍子胥的叙述并结合《夏本纪》的记载，显然可视张超所说为“太康失国”事件。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后夔娶有仍氏女而为后羿所灭。[41]夏后氏与后夔皆因娶有仍氏之女而亡国，且灭其国者均为后羿，更兼夔、夏字形相近，因此不难推断“太康失国”即“后夔亡国”。

张超《诮青衣赋》节录（《古文苑》卷六）

　　《左传》哀公元年说：“后方娠，逃出自，归于有仍。”据此可知，有仍氏即后缗母家。《竹书纪年》则称桀娶岷山氏二女而亡国，缗、岷相通，此益证“后桀亡国”即“太康失国”，也就是“后夔亡国”。《夏本纪》称夏桀为“履癸”，今本《竹书纪年》作“帝癸”。癸为见母、脂部字，夔为群母、微部字，群见旁纽，微脂旁纽，夔、癸二字古音正合。

　　三星堆青铜文明毁灭时间在殷墟武丁时期。武丁时期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为征伐鬼方。而鬼为见母、微部字，与夔字属旁纽叠韵，由此不难推断，若以夏商并行而论，则所谓太康失国、后桀亡国、后羿代夏、武丁伐鬼方全系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称呼。

　　若夏桀亡国果为武丁伐鬼方，则“汤伐有夏”又当何解？检索先秦时期的出土材料可知，“昜”字与“唐”字的关系极其诡异。比如，商祖大乙在传世文献中皆记作“汤”而不记作“唐”，在甲骨文、金文中又皆记作“唐”而不记作“汤”。同时，山西地区的古唐国和汉江流域的古唐国，在先秦出土文献中又全部作“昜”或从“昜”之字，而不写作“唐”。这种罕见的文字互易现象，目前学术界多以通假说之。然而，就学而言，通假与本字的联系原本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唐”字与“昜”字或从“昜”之字的对应却表现出极强的规律。直到进入战国后，这种对应现象才开始被逐渐打破。

晋国觉公簋铭文

　　关于这个问题，尚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目前，笔者初步提出的观点是：以盘庚迁商为界标，把传统观念中的殷商时期一分为二，称前段为唐，后段为商，并把唐作为天乙的族称，同时，又把唐族视作从昜族分化而来。这样，唐和的文字互易现象便可从唐、族的历史互动中去进行解释。同时，这样也可以把传世文献中的“汤灭夏”转化作“唐灭夏”来进行研究，以打破《史记》体系所制造的“汤伐有夏”和“武丁伐鬼方”的时空距离。

　　事实上，传世文献中确实存在“唐伐夏”的说法。比如《逸周书·史记篇》记载：“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42]此文伐西夏的唐氏，韩建业教授曾视为是陶寺类型文化。[43]然而，《太平御览》卷912引《归藏》说：“昔者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者也。’”显然，《归藏》的“桀筮伐唐”和《逸周书》中的“唐伐西夏”为一事二记，其区别只在记事角度的不同。

　　张光直教授曾提出商代存在昭穆制度之说，[44]此说有效地解释了商代考古文化中的二分现象。对于张氏之说，虽有一些学者提出驳难，但笔者则认为其说极具价值，张氏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其观点。以张氏之说而言，则传统商王世系中的汤（唐）、太庚、南庚、盘庚、祖庚等便可视为一系之王。因此，作为武丁父辈的盘庚和武丁子辈的祖庚，自然都可以唐氏称之。这样，我们再兼用夏商并行之论，则太康失国、后桀亡国、后羿代夏、武丁伐鬼方、汤伐有夏所形成的解读障碍便可全部消除。

殷墟王陵

　　（22）大量文献的记载表明，夏代末年曾发生因地震而形成堰塞导致河水断流的现象。如《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夏桀之时，“植社槁而裂”。《太平御览》卷880引《竹书纪年》说：“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敦煌写本《六韬》（伯3454）残卷：“桀之时……瞿山崩，及为大泽，水深九尺。”[45]《国语·周语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三星堆遗址西临龙门山断裂带，该地区多有古地震发生的证据。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嵇少臣教授的研究表明，龙门山地区发生类似“5·12”汶川地震的周期为3000年。[46]以此推之，三星堆青铜文明毁灭时间确有发生大地震的可能；而考古发现亦表明，三星堆城址确有被水淹的迹象[47]。

小结

　　通过以上22条材料，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了夏、商并行的历史年代框架。借助这个框架，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楚居》、《容成氏》、《穷达以时》等出土文献进行解释，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三星堆、金沙、殷墟、曾国墓等考古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借助这个体系，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原来困扰着学术界的一些难题。比如，《天问》的“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这条记载，因为“汤伐夏”和“少康复国”被屈原放在了一起而过去常被认为是《天问》出现了错简，今以夏商并行说来看，则知《天问》的叙述并没有问题。又比如，《国语·周语下》记载，从后稷到文王为十五代。以每代25年推算，可以推算出后稷生活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而《国语》又说后稷曾“服事虞夏”，过去王仲孚教授曾因此对周人的世系产生怀疑，[48]现在用夏商并行说来看，这些怀疑也可以消除。

　　夏商并行说的核心是把三星堆和金沙视为前后相承的两个夏都。其中，三星堆之夏可称为“大禹之夏”，其亡则有太康失国、后羿代夏、成汤灭夏、武丁伐鬼方等不同的说法。三星堆文明毁灭后，出现的金沙文化可称为“后杼之夏”。笔者认为，要深入认识“后杼之夏”，有两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金沙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第一，后杼视自己为夏文化的继承人，这没有疑问。后杼复国后进行了东征，恢复了大禹时代的大部分影响力。《左传》引用伍子胥的话说少康、后杼“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说明后杼确实自视为“夏”的延续。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太康失国”到“后杼中兴”，大禹时代的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后杼对“夏”的继承其实与后来的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把自己的政权也称为“汉”并没有本质区别。大家知道，刘秀、刘备兴起时皆为平民之身，他们与西汉王朝的权力系统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东汉对西汉、蜀汉对东汉，都是通过建立这种历史名义的继承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地位的。所以，蔡邕在谈及光武中兴时才会套用《左传》的话说：“祀汉配天，罔失旧物。”[49]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金沙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二，中原诸族对后杼政权有认同差异，这也没有疑问。“后杼中兴”虽被记录于《左传》和《国语》，但综合先秦文献来看，后杼政权试图通过建立与“大禹之夏”的历史联系来获得正统地位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原诸国乃至原姒姓诸国的普遍承认。比如，《左传》襄公四年引用《虞人之箴》批评后羿冒于原兽，说“武不可重，用不于夏家”，事实上是认为夏祚已亡。再比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宁武子提到，姒姓的杞、曾二国对夏后相不进行祭祀，这其实也说明太康之后的所谓夏王不在杞国、曾国的祭祀范围内。从考古文化来看，湖北的曾国文化与蜀地文化颇为相近，但曾国的发达程度则丝毫不逊色于蜀，用夏商并行的观点来看，这也证实了文献的记载。同时，在祭祀制度上，京山苏家珑曾国墓地出土了九件列鼎[50]，这完全不受周人“天子九鼎”制度的限制，说明曾国也不是姬周的属国。

　　后杼政权在蜀地的自铭青铜器中被称作“邵”，而殷墟甲骨文则称之为“蜀”。随着殷墟文化的日益强大，后杼政权的“蜀”身份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原方国所接受，并通过历史的长河延续了下来。今天，我们重新梳理整个中国古史体系，可以发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绝不是先秦文献中失载的文化。重新建立一个更为可靠的中国古史体系，不仅对于确立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历史身份至关重要，对于研究武汉盘龙城、新干大洋洲、郑州商城、阜南台家寺、城固洋县铜器群、宁乡铜器群乃至殷墟等考古文化也必然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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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南方民族考古》2013年，第16页。

[2]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88页。

[3]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53-58页。

[4] 王聘珍：《大戴礼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27-130页。

解诂

[5] 徐在国：《释“咎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

[6] 庄巨川、林法仁：《瞿上新探》，《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第61-67页；徐朝龙：《“瞿上”再考》，《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第275-284页。

[7] 魏启鹏：《读三峡新出东汉景云碑》，《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

[8]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中华书局，1959年，第506页。

[9] 见《山海经传》卷十六《大荒西经》及卷十七《大荒北经》，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

[10] 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王国维全集》第8卷，第381页。

[11] 汪继培笺：《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393页。

[12] 徐中舒：《西周史论述》，《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3] 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第85-90页。

[14] 《战国策·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15-117页。

[15]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0-163期。

[16] 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0-242页。

[17] 西江清高等著：《扶桑与若木》，巴蜀书社，2001年，第218页。

[18] 黄仲琴：《禹在中国西南部之传说及与杜宇传说之比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59-60期。

[19] 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1938年，第202-203页。

[20] 丁山：《禹平水土本事考》，《文史》第34辑（1992年），第14-15页。

[21] 《古史辨》第七册上《自序二》，开明书店，1941年。

[22] 程仰之：《古蜀的洪水神话与中原的洪水神话》，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577页。

[23]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等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1 青铜器》，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24]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380、731页。

[25] 沈仲常、黄家祥：《从出土的战国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来》，《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26] 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27] 《元一统志》卷五，中华书局，1966年，第495页。

[28] 林向：《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29]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30]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阅不尽，是殷墟——“殷墟科学发掘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暨殷墟发展与考古论坛”侧记》，见“学术会议”，2018年10年17日；《金正耀教授讲述“铅同位素考古——创新与坚守”》，见“学术动态”，2019年5月5日。科学网朱炳泉博客：《南阳鸭河口的情缘一一从远古文明到现代文明》，2018年10月26日。

[31] 金正耀：《中国铅同位素考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160、120页。

[32] 陈德安，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33] 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34] 陈元甫：《浙江石棚墓研究》，《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

[3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印山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1期。

[36] 成都市文物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成都考古发现》2000年。

[37]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4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47页。

[38]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39] 上博简的“启”字原处残缺。李锐据上下文之意而补，并另改简文中的“年”字为“世”字，以从《史记》世系。李说得到郭永秉、孙飞燕、林锦荣等大量学者的认同。今按：其补“启”字至确，合乎《容成氏》文意。然而，“年”字则不烦改之，这与《楚居》、《穷达以时》等大量文献正可对读。参见李锐：《读上博馆藏楚简（二）札记》，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528-529页。

[40] 章樵：《古文苑》卷六（四部丛刊本），上海涵芬楼借杭州蒋氏藏明成化壬寅刊本影印。

[4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492-1493页。

[42] 黄怀信，张懋镕：《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33页。

[43] 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4] 参阅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和《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二篇文章，原文并收录于《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

[45] 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八）》，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0页。

[46] 嵇少臣：《汶川大地震与紫坪铺水库有关吗？》，《汶川大地震工程震害调查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0-132页。

[47] 林向：《论古蜀文化区》，《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第9页。

[48] 王仲孚：《试论周人先世传说与先周考古》，《中国上古史研究专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5页。

[49] 《全后汉文》卷七十五《光武济阳宫碑》，中华书局，1958年，第879页。

[50]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