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刊︱曾侯之称“南公”与南宫氏家族有关吗

曾国封建与伯适受命

随着曾公钟、曾侯與钟等铭文的刊布，曾国始封君已呼之欲出。

（一）曾国封建

曾侯钟铭详载曾国封建之事，钟铭前文云：“丕显高祖，克（弼）匹周之文武。淑淑伯适，□心有德，左右有周。”后文则云：“皇祖建于南土，适于汉东，涉政淮夷。曰：昭王南行，豫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政南方。南公之剌，陟降上下，保埶（乂）子孙。”钟铭末云：“以享于皇祖南公。”则建于南土的“皇祖”即“南公”，“皇祖”与“南公”虽分述，但为一人可知。故而，“弼匹周之文武”的“丕显高祖”应为“淑淑伯适”无疑，此文适可与曾侯與钟“伯适上哲，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奠天下”对读。

换言之，“丕显高祖”伯适和建于南土的“皇祖南公”并非一人。建于南土的“皇祖南公”应为“丕显高祖”伯适之子。伯适虽未就封，但仍为曾国始封之君，故嬭加编钟云“伯适受命”。周代勋贵始封，或命元子就封。周公旦、召公奭受命为诸侯，然皆不就封，而命其元子就封。《史记·鲁周公世家》言武王既克殷，“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司马贞《索隐》：“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又《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司马贞《索隐》：“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至宣王时，召穆公虎其后也。”周公、召公二公虽未就封，但二公实为始封之君。伯适虽未就封，亦为曾国始封之君，其子“南公”则至曾就封。

（二）伯适受命

曾公钟、曾侯與钟记伯适为曾国始封君，适可与嬭加编钟“伯适受命”对读。

嬭加编钟云：“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适受命，帅禹之堵（绪），有此南洍（汜）。”“帅禹之堵”，应读作“帅禹之绪”。帅，循也。《国语·周语上》：“帅旧德而守终纯固。”韦昭《注》：“帅，循也。”《礼记·文王世子》：“武王帅而行之。”郑玄《注》：“帅，循也。”绪，事业、功业之谓。《楚辞·天问》：“纂就前绪。”王逸《注》：“绪，业也。”《礼记·中庸》：“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郑玄《注》：“缵，继也。绪，业也。”《诗·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毛《传》：“绪，业也。”郑玄《笺》：“绪，事也。”陆德明《释文》：“缵，继也。”孔颖达《疏》：“继大禹之业。”“帅禹之绪”与《閟宫》“缵禹之绪”意义相同。

《国语·周语下》记太子晋谏周灵王之语云：“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韦昭《注》：“帅，循也。”象，效法。《广雅·释诂三》：“象，效也。”《仪礼·士冠礼》：“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郑玄《注》：“象，法也。”帅象，犹遵循、效法也。“帅禹之绪”与《周语》“帅象禹之功”陈义相类，皆继续大禹功业之谓。然《国语》言四岳“帅象禹之功”，《诗·鲁颂·閟宫》言后稷“缵禹之绪”，皆近史实。嬭加钟铭之“帅禹之绪”，则与二者有所不同（说详下文）。

叔夷镈（《集成》285）云：“及其高祖，虩虩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伐夏后，败厥灵师，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堵，读为土，言汤革夏命、处禹之土。“处禹之土”与嬭加钟铭“帅禹之绪”陈义不同。

洍与汜通用不别，《说文·水部》：“洍，水也。《诗》曰：‘江有洍。’”段玉裁《注》：“此盖三家诗，下文引‘江有汜’则毛诗。”南汜，文献尝见。《汉书·叙传上》录班固《幽通赋》云：“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于南汜。”颜师古《注》：“言黎在高辛时为火正，有美光耀，故其后嗣霸有楚国于南方。汜，江水之别也，音祀。《召南》之诗曰‘江有汜’。”钟铭之“南汜”与《幽通赋》述义全同，犹言南方、南方之汉水。所记亦与曾侯與钟“临有江夏”密合。

（三）东周天命观

“伯适受命”，学者以为“禀受上天之命，以显示其政权合法性”，甚是。“伯适受命”涉及春秋时期的天命观，在此略作讨论。

西周早、中期金文多言“文王受命”之事，如何尊(《集成》6014)记成王诰命宗小子云：“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集成》4302）记康王之语云：“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凡此诸铭多可与《尚书》周初诸篇所记文王受命之事对读。

西周中期之后的金文，则多见“文武受命”之说，如西周中期的乖伯簋（《集成》4331）云：“朕丕显祖文王、武王，膺受大命。”西周晚期的师询簋（《集成》4342）云：“丕显文武，膺受天命。”毛公鼎云：“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师克盨（《集成》4467）、四十二年鼎（《新收》746）云：“丕显文武，膺受大命。”询簋（《集成》4321）：“丕显文武受命。”从文王受命到文武受命反映了周人受命观的变化，这可能与西周中期之后的礼制变革有关，相关问题尚需深入讨论。

春秋以后的受命观与西周时期的受命观已有不同，天命不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贵族阶层亦多有“受天命”之事，如毕伯鼎云：“毕伯克肇作朕丕显皇祖、受命毕公将彝。”秦公簋（《集成》262）则云：“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东迁以后，周室渐衰，周天子已不能护佑昔日所分封诸侯了，曾经受周室册封的诸侯纷纷宣称己之受封如同西周开国先王文王、武王一样，是受了天命。

据曾侯與钟，曾为“稷之玄孙”，与周王为宗亲，但东周时期也只能祈灵于天命。东周时期曾侯一边接受周王册命（见曾公钟铭与曾侯與钟铭），一边称颂伯适受命，足见当时政治传统与现实形势的割裂。“帅禹之绪，有此南洍”，即谓曾国是因为接受了天命，帅循大禹的功业，才能裂土封侯、拥有了南土的统治之权。之所以要“帅禹之绪”，是因为在周人的历史观中大禹即受命于天而治理九州，公盨所谓“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廼任地艺征”，即是这一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因此，帅循大禹的功业，也即受命于天。春秋时期普遍受天命之事，是战国时期列国造神运动的先声，如齐国即宣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见陈侯因敦《集成》4649）。

天子册命与数为南公

曾侯與钟铭前言“伯适上哲”，后云“王谴命南公”，前后称谓不同，则钟铭之“南公”非伯适亦可知。而且金文凡称周之先王必加谥号以区别于时王，凡“王”前未加谥号者，皆为时王，此为书史之定法，百世不易。则“王谴命南公”者，时王对“南公”进行重新册命。据发掘者推算的年代，曾侯與钟“王正月”值周敬王在位。周敬王所命之“南公”，应即曾侯與。所谓“王遣命南公，营宅纳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者，周敬王重新册命曾侯與为南公，统帅南方诸侯。曾公钟铭言：“王客我康宫，乎厥命。”亦为时王对曾公的重新册命，整理者推定该钟所系王年为公元前646年，则“王”应为周襄王。

对诸侯及同一家族多次册命，是周代册命制度的鲜明特点。册命制度是周天子维系其封邦建国政体的重要政治手段，这一政治传统至少在春秋时期还在形式上延续，如《左传·襄公十四年》：“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国语·周语上》皆载周襄王命内史兴等册命晋文公之事，曾公钟、曾侯與钟铭文所见周襄王、周敬王两次册命曾侯亦是明证。后世儒家典籍亦有记载，《白虎通·薨崩》即云：“诸侯薨，使臣归瑞于天子何？诸侯以圭瑞为信，今死矣，嗣子谅闇。三年之后，当乃更爵命，故归之，推让之义也。《礼》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韩诗外传》亦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

西周金文所见册命有始命、袭命、重命、增命、改命等。曾侯與钟之“谴命”似与增命意义相关。谴，可读为迁遷。谴与遷，皆属元部字，读音相近。《礼记·檀弓上》：“主人既祖，填池。”郑玄《注》：“谓彻遣奠。”陆德明《释文》：“本或作‘遷奠’。”二字音义皆近，故可互用不别；又班簋之毛公仲，即《今本竹书纪年》之毛伯遷。此皆为二者通假之证。《说文·辵部》：“遷，登也。从辵，声。”《说文·舁部》：“，升高也。”《周礼·春官·大宗伯》：“七命赐国，八命作牧。”郑玄《注》：“（八命），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于诸侯。”（详后）是遷命之义。前言“王遷命”，后即称“南公”，行文严饬。

建于南土的曾侯、曾侯犺之父、曾侯與皆称“南公”，则曾侯或可世称“南公”。这一前提对于讨论早期曾侯的世系及南宫氏的祖源至关重要。

南公就封与曾国世系

根据叶家山M2所出犁子鼎，曾侯谏是成王初年岐阳之会的与会诸侯之一，犁子为在丧之称，是时其母新丧故称犁子。前文已论，伯适为曾国始封君，其子则代父就封。发掘者推定叶家山M65曾侯谏之墓的年代在康昭之际。而曾公钟则记建于南土之南公在昭王时还健在。考古资料与钟铭所见曾侯谏与南公的年代大致吻合。故而，曾侯谏应即伯适之嫡长子、代父至曾地就封的首代曾侯南公。

据犁子鼎铭文知，成王初年岐阳会同之时，曾侯谏之父伯适业已身故，固曾侯谏有受赐以“白牡一”祭其父之事。其礼可与周王赐鲁侯以白牡祭祀其始封君周公旦相比况。学者或疑叶家山墓地M1为曾国始封君之墓。后期的资料整理表明，M1有晚期遗物，应非叶家山墓地最早的墓葬。因此，M1似非曾国始封君之墓。这一认识与曾器诸铭所记吻合，伯适未到曾国就封，应该如周公、召公一样，未葬于封国，故而叶家山墓地没有始封君伯适之墓。

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表明，M65、M28、M111为三座曾侯墓，M65为曾侯谏之墓，M28为曾侯伯生之墓，M111为曾侯犺之墓，其先后次序应为M65最早，M111最晚。M111所出铭为“犺作剌考南公宝尊彝”的方座簋，为讨论三位曾侯的亲属关系提供了新材料，但也提出了新问题。

我们从曾侯称南公的原因入手讨论。根据曾公钟，建于南土的皇祖曾侯谏之所以称南公，乃因昭王“赐之用钺，用政南方”之故。“赐之用钺，用政南方”，可与虢季子白“赐用钺，用政蛮方”对读。冯时师谓虢季子白盘之“用政蛮方”，乃以武力取得赋税徭役。而曾国处于南土，故昭王命南公“用政南方”，“政”应即《尚书·洪范》之“八政”，与太保簋“王降政命于太保”同。所异者，太保为九命之西伯，而曾侯则是八命之南方州牧。《周礼·春官·大宗伯》：“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七命），出就侯伯之国。（八命），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九命），长诸侯为方伯。”郑玄则云：“（八命），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于诸侯。（九命），得征五侯九伯者。”曾侯被赐钺专征，则其为八命之州牧可知，其地位与可征伐五侯之州牧齐太公（见《左传·僖公四年》）相当。八命之牧爵比三公，且主南方之政，故曾侯被尊称为南公，南者地域，公者公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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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宫）及相关诸铭

将曾侯和南宫氏建立联系，是基于曾侯與钟、嬭加编钟诸铭之“伯适”即南宫适这一推定。然据清华简《良臣》，南宫适和伯适系两个人，且二人皆为文王之良佐。究竟二者谁为曾侯與钟及嬭加钟所记之“伯适”，尚难遽定。事实上，无论诸铭之伯适与南宫适是否为一人，曾侯之称南公皆与南宫氏无涉。如果曾侯與钟之“伯适”与南宫适不是一人，那么曾侯之称南公便与南宫适和南宫氏家族无关。如果曾侯谏为伯适（南宫适）之嫡子，出封之后历代曾侯应以曾为氏，而南宫氏则以南宫为氏，亦无关联。

尽管目前尚难论定伯适与南宫适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将南宫适作为西周南宫氏的主要来源。西周中期之后所见南宫氏之器，如南公有司鼎之南公、南宫乎钟之南宫、南公柳鼎之南公，或世代为南宫氏之宗君而称南宫（公）者。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简要讨论大盂鼎诸器与南宫氏之关系。大盂鼎（《集成》2837）作于康王二十三年器，属康王末年。大盂鼎云：“王曰：汝昧晨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教）汝。”铭言盂父早亡，幼年即承继显位，故盂得康王悉心教诲。盂之父应为南宫适之子南宫毛。据《尚书·顾命》，南宫毛在成王去世后，率虎贲迎太子钊。由大盂鼎铭知，盂之父南宫毛应在康王早年去世，其时嫡子盂年纪尚幼。盂之“嗣祖南公”，应指南宫适而言。如果，曾侯谏为南宫适之嫡子，那么其出封之后，南宫氏宗子便由南宫毛接替。盂为南宫毛之子、南宫适嫡孙，故大盂鼎称南宫适为“嗣祖南公”。“嗣”者，嫡嗣也。《国语·周语上》：“夫晋侯非嗣也。”韦昭《注》：“嗣，嫡嗣也。”盂为南公之嫡孙，南公则为盂之“嗣祖”。

盂的主体年代应在康昭时期。柞伯簋及中方鼎之“南宫”可能皆指盂而言。柞伯簋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属康王时期。柞伯簋铭云：“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命南宫率王多士，师父率小臣。王曰：小子、小臣，敬有叉，获则取。”“王多士”为王族宗室之受爵者；簋铭之“小子”，犹何尊“尔有唯小子亡识”之“小子”，乃小孩子之谓。盂乃周王同姓子弟，且“昧晨有大服”，故率领同为王族多士与师父所率之小臣竟射。

安州六器皆昭王时器，中方鼎（《集成》2751）“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之“南宫”，亦指大盂鼎的器主盂而言。康王二十五年小盂鼎（《集成》2839）记康王命盂伐鬼方大获全胜，俘获大量人口、牲畜之事，可见其能征惯战。从大盂鼎看，康王早年盂父去世，其年岁尚小，故昭王时期盂仍当壮年，故昭王复命其伐虎方。盂为南宫氏之大宗，自可称南宫。

要之，曾侯称南公者，以其为南方诸侯之长、爵比三公，故而曾之南公不得称作南宫。而南宫氏始祖，则可被后世尊称为南公。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原题为《南公与曾国封建》，作者黄益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