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认为朱元璋没有文化吗？

如今的社会我们评判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常常是先看“学历”。但是很多时候，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一个人的真实认知。而“文化”也从不只是体现在“学历”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没上过几天学，所以后世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不识字”“没文化”，还喜欢打压文化人。

在史料中也确实能找到一些“佐证”证明朱元璋没有文化，比如，朱元璋登基之后，颁布过一道清查户口的圣旨，画风是这样的：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还有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倭寇侵扰沿海群岛，地方官上报此事，朱元璋发布这样一道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在曲阜孔府碑林中，有一块立于洪武六年的《朱元璋与孔克坚、孔希学对话碑》，画风同样清奇。文中多有类似于“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少吃酒，多读书”等像百姓拉家常式的句子。在众多神圣庄严、字句严谨的石碑中，朱元璋的“白话碑”着实有点突兀。

这些毫无章法的大白话不能证明朱元璋“没文化”。因为这跟当时的文化背景脱不开关系。在明朝之前，蒙元统治阶层多不通汉语，所以培养了大量翻译员，即“舌人”或“通事”，来帮助他们传达指令。而这些翻译员的汉语水平有限，也没有很深的文学功底，所以就采用简明易懂的白话进行翻译，如此便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据说元朝理学大家吴澄在给皇帝讲《资治通鉴》时编写的讲义，也都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这种背景下，整个元朝，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而明朝建立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承袭了一些前朝的表达习惯。不光是朱元璋，当时的官吏百姓，可能都不觉得白话诏书有什么不妥。

其实，朱元璋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短板，所以从他当上义军统帅后，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虚心求教。当上皇帝后更是披星戴月，手不释卷。翻开《明太祖实录》，我们感受一下他的谈吐水平——

在要求国子生兼习骑射时，他说道“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敬乱。尔等虽务文学，亦岂可忘武事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在讲到灾异祥瑞时，他拿宋真宗说事，“宋真宗亦号为贤君，安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既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即三万余本。”

在讲到大臣要尽职尽责时，朱元璋又拿宋朝范仲淹作比，“昔范文正公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治？”……

史书中，类似这种引经据典的训话非常多，从四书五经到兵书阵法，从历史典故到天文星占，朱元璋都能信手拈来！

朱元璋的文字水平也不差。朱元璋的存世手稿中，有一首诗作的初稿和修改稿都被留存了下来——初稿为：

野人朝阳缝破衲，夜月吟风景自纳。

山深树密未见人，浩气九天光周匝。

山人终岁栖岩谷，石径苔深坐茅屋。

身形似鹤槁灰如，心地一同渊水绿。

修改稿中，最后两句被改为：“去来绝迹亦何宗，心地长同渊水绿。”

诗风虽然质朴，却写出了寺僧隐居山林、心如止水的生活状态，这水平，也不逊于一些职业文人吧？

朱元璋不仅热衷写诗作赋，而且经常与文人学士进行文字应酬。刚下徽州，朱升请求题字留念，朱元璋亲笔为之书写“梅花初月楼”的匾额。刘基因病致仕、张美和告老还乡，他都撰文赐之。罗复仁休致，他赐以布衣，题其裾曰：“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放归田里。”一些亲近的臣僚病故，他也都亲自撰文祭悼。刘基曾形容他说：“钦惟皇帝……万机之暇，作为文章，举笔立就，莫不雄深宏伟，言雅而旨远。”

其实，朱元璋不仅自己拼命补文化，他还带着全国人民一起补文化。

在他看来，元朝的教育非常失败。“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至元而其弊极矣，上下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而且他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要，学校为本”。

于是，上位第二年，他便诏令天下府州县都设立学校。

洪武八年，他进一步要求府州县每五十家要设社学一所，招收八到十五岁的民间儿童入学。儿童入学后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学习经、史、历、算等知识，同时必须兼读《御制大诰》、明朝律令，另外还要讲习社会之礼。

洪武十五年，他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一手打造了国家最高学府。

当时的国子监有多受重视呢？明朝初年，国子监占地就已经“延袤十里，灯火辉煌”。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的生员已达8000多人，仅教室就有上百间，藏书楼有14座之多。被称为“号房”的学生宿舍有2000多间，还有被称为“光哲堂”的专供外国留学生居住的“留学生楼”。国子监学生食堂、运动场所、医疗设施一应俱全，还有专供学生练习射箭用的射圃，以及酱醋房、菜圃、晒麦场、水磨房、养病所……更让人羡慕的是，学生可以带家眷上学，马皇后专门在国子监设立“红仓”，供监生的家眷居住，并发放生活费。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赏赐625名有家眷的监生每人钞五锭。洪武三十年，赏赐监生每人夏布五匹，眷属每人夏布二匹。

相比教育改革，朱元璋更突出的贡献在于礼俗改革。

建国之初的大明，面临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在游牧民族的长期统治下，从婚丧嫁娶，到衣冠服饰，再到日常礼仪，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

比如明朝初年，北方地区仍然在流行“收继婚”。所谓“收继婚”，就是指丈夫死后，妻妾继承给兄弟甚至子侄，“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朱元璋上位后下令，除元朝统治期间已经形成的收继婚，严禁民间再行此事。

此外，由于古代蒙古人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所以对丧葬之事并不重视。因此在元朝统治期间，民间百姓对于丧葬一事也淡薄了许多。朱元璋上位后，首先要求军队遇到暴露在外的尸骨必须予以掩埋，并规定“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同时大力提倡厚葬，恢复了中国传统的结庐守墓和守制三年的传统，并依照唐宋习俗制定了一整套丧葬制度。

在衣冠服饰上，朱元璋也做了重大改革。一上位他就禁胡服，将衣冠恢复唐制。他对帝后与宗室服饰的礼仪等级进行划分，也对官员、士人、庶民各色人等的穿着式样，衣服材料、颜色等都做了详细规定。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风俗。

作为一个没学历没背景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的学习精神值得所有人敬佩。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明朝的文化建设上，朱元璋也留下了不少败笔。但是无论功与过，朱元璋都以他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