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之灾与党争之祸，是插向大明躯体的两把利刃

朱由检铲除阉党集团后，面对千疮百孔、积弊丛生的大明江山，他很勤奋、很敬业、很节俭，在明代皇帝中直追先祖朱元璋。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处理国事，有一次到刘太妃宫中请安，说着话竟然睡着了，太妃找东西给他盖上，等他醒了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两整天没有合眼了，太妃握着他的手不停地掉泪。

说实话，朱由检是个有些倒霉的皇帝，从他即位一直到煤山自缢，他一直过得很紧张、很压抑、很悲凉，满腔的抱负在流年中化为乌有，最后落了个“君王死社稷”的下场。估计他很想不通，他是如此的勤奋，比他的父兄要勤奋上百倍，大明却为何在他的手中覆亡？

要回答朱由检的这个疑问，可以写一篇长论文。但笔者觉得他遗书中的几句话，可以拿来注解后做个简要回答。他在遗书中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大意就是“我才德微薄，上天降罪于我，灾祸不断。但这都是大臣们害了我。”他这几句临终之言，点出了明朝覆亡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灾祸不断，伤及国本民本。二是党争激烈，群臣失责。这两点犹如两把利刃，把大明江山捅得鲜血淋漓。

连绵不断的灾祸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崩溃。现有科学研究证实，明朝晚期正处于小冰河时期，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冬季奇寒，夏天则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不光北方地区，就连现在的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如此异常气候，导致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从1628年起，就连年持续大旱或大涝，蝗灾频发，百姓收成极差甚至颗粒无收，无以裹腹，只能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正所谓祸不单行，伴随天灾的，还有持续蔓延的瘟疫。从1640年开始，顺德府、河间府、大名府、北京、天津等地先后爆发鼠疫，死亡数百万人。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临清“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北京流行肺鼠疫，“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令人奇怪的是，如此惨烈的疫情。在清军入关攻占北京后（1644年）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变得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有人不禁要问：莫非明亡清兴，乃是天意？

面对如此重的灾情，朱由检和朝廷非但拿不出钱来赈灾，相反却屡加赋税。因为当时辽东战事紧张，每年耗费军饷上千万两，朝廷无力负担，只能向各地强征“辽饷”，由此引发了一个不可消除的怪圈，那就是明军辽东打仗，打仗需要军饷；朝廷没钱，就向百姓加税；百姓被逼无奈，只能起义造反；朝廷只好派兵征剿，而征剿又需要钱，只好再加税，于是更多的百姓被逼造反……如此恶性循环，反复不止，结果就是税越加越多，匪越剿越多，明朝的形势一天比一天险恶，直至最后覆亡。

朝廷党争激烈，一些大臣沽名钓誉，贻误国事。明朝从万历年间开始，党争不断，东林与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拆台，导致天启年间阉党专政的局面。朱由检即位之后，坚决铲除阉党集团，东林党人在朝中重新得势。但有一句话说得好，“东林未必都君子，阉党未必皆小人”，很多自诩清流的东林党并不是操劳国事的君子，而是沽名钓誉、贪栈权利、追逐私利的小人。

明末财政枯竭，只好向地方增税。代表江南手工业、商业利益的东林党人，不以国为重，只顾自身私利，执意不让朝廷收江南地区的税，反而转嫁到受灾最为严重的西北地区，逼得西北百姓揭竿而起，形成了李自成、张献忠两股力量最为雄厚的起义队伍。朱由检为了镇压起义军，曾拉下脸向文武百官借钱，充作军饷，但那些高喊着儒家大义、愿以死报国的东林党人，却纷纷哭穷，不舍得拿出钱来。等李自成率部打进京城，大将刘宗敏等人用暴力手段开始找他们榨钱时，却发现他们个个都是富翁。

钱谦益是东林党魁，满嘴国家大义、君臣气节，清兵逼近南京时，妻子柳如是劝他投水殉国，他试了一下水，竟说：“水太冷，不能下”。随即主动跪迎满清将领多铎，主动剃辫子，做了清朝的顺民，平日高喊的道德廉耻丢到了九霄云外。笔者不认为钱谦益等人一定要自杀殉国，因为明亡清兴，乃是大势所趋，“良臣可以择主而侍”。但让人不耻的是，这些人说的和做的大相径庭，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个人声名又重，给天下人做了很坏的榜样。明朝靠着这样一帮人，不亡也难。

柳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