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要在《蜀道难》里把蜀道写得如同天险，究竟有哪些寓意？

文·段宏刚

《蜀道难》是盛唐大诗人李白（701年——762年）的代表作之一，是按照“乐府诗”的形式而创作，乐府诗实际上是两汉至三国以来的民歌歌词，其特点是采用叙事手法，句子参差不齐，适合表现起伏跌宕的节奏，并且很有画面感。

乐府诗创作出来后，乐师会配上乐谱，既能歌唱，也能用乐器演奏，在民间，乐府诗一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李白非常喜欢创作乐府体诗歌，除过《蜀道难》之外，还有《将进酒》、《长干行》、《行 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作都属于乐府体，从李白的创作嗜好来看，想必他是一位爱唱歌的诗人。

关于《蜀道难》的创作背景，人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寓意，目前流传较广的有四种说法。

一是“安史之乱”发生不久后，李白的朋友房琯和杜甫两人去四川一带避难，李白担心他们被剑南节度使严武伤害，希望他们不要在四川境内过多停留。

二是“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李隆基拖家带口，逃亡至蜀地，李白担心他们被四川地方军阀挟持而受罪，用此诗劝告他们早日返回长安。

三是李白认为当时的蜀地长官章仇兼琼凭借蜀地地势险要，野心膨胀想自立门户，李白写此诗来讽刺他。

四是没有什么寓意，纯粹的歌咏蜀地的山水风光。

根据现代学者考证，《蜀道难》大约写于唐玄宗天宝元年至三年，也就是742年——744年之间，收录于唐代学者殷璠于753年编辑的《河岳英灵集》一书，由此可见，李白创作《蜀道难》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发生，前三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唯有第四种说法有说服力。

天宝元年（742年）之前，李白40出头，他由于出生在富商之家，家底厚实，根本不用为生活发愁，所以，他有大把的钱用来游山玩水，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并且用自己瑰丽的诗句来记录所见所闻。

从天宝元年开始，李白过了不惑之年，觉得老大不小了还没有实现个人理想，于是，就停止流浪的心，准备来到京城长安展示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抱负。

可以预见，李白正是从蜀地来长安时，面对沿途的自然风光，借景抒情，写了这首诗。

这一次，李白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在以前游山玩水时，心态都是豁达乐观的，而这一次，李白看到险峻、崎岖、奇丽的蜀地山川时，自然而然联想到个人命运，乃至对整个大唐命运的担忧。

《蜀道难》采取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的写作方式，诗歌开头，李白叙述了蜀地的形成历史，接着，描述道路两边山高路陡，怪石嶙峋，大树参天，遮云蔽日，尤其对蜀中要塞剑阁，做了如同工笔画那样浓墨重彩地描述，突出了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许多枭雄曾在这里称王称霸，给朝廷带来很多隐患，希望大唐王朝能吸取历史教训。

果不其然，10多年后，“安史之乱”发生了。李白就像一名预言家，从太平景象的背后看到了正在潜藏的危机，证明他的担忧并非多余，从侧面也能看出，李白是一位具有大格局的文人，一位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的大诗人。

在唐代，从四川到长安之间往返，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从长安沿着关中平原西行，来到宝鸡大散关，出大散关后，向南跋山涉水就能踏入蜀地。

另一条是从长安城南行，来到秦岭子午峪，从子午峪向南翻山越岭，就能到达蜀地。

子午峪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发生地，当年，李隆基为了宠爱杨玉环，专门动用许多劳工在峡谷和崇山峻岭之间开凿了一条官道，俗名叫“荔枝道”，全长不到1000里，唯一作用就是每天用快马从四川境内把新鲜的荔枝给杨玉环运送到宫里，供她享用，子午峪是运送荔枝时，进出长安城的唯一通道，属于古代川、陕两地的捷径，然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权利走这条路的，想往来于川陕两地，只能绕道大散关。

大散关是陕西的西大门，自古被誉为“川陕咽喉”，项羽和刘邦进行“楚汉争霸”时，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三国时曹操西征张鲁也从这里出兵。在古代，大散关是有名的军事要塞，经常有重兵把守，想从这里经过，难度可想而知。

不但要面对陡峭、崎岖、险恶的山路，还要面对士兵的盘问和搜查，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当作间隙处理，性命不保。

在古代，从秦岭到四川一带，一路上的山大王很多，遇到山大王打家劫舍很常见，形只影单行走在山里，危险系数更高。李白由于经常游山玩水、行走江湖，所以，他早在年轻时，就拜裴旻学习剑术，把自己打造成文人里边的武林高手，完全不担心被打劫。

况且，古代蜀道沿途多瘴气，豺狼虎豹很多，遇到它们凶多吉少。

综上种种原因，李白就发出了“蜀道难”的喟叹，这是他从生活中得来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