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县吏升职，三考升转并不难，但入官还是很难。
根据明朝吏员的考察升转制度，吏员是三年考察一次，由他所在衙门的堂上官负责。在县衙，三年的期限一到，这叫考满，县官就要对吏员的表现作一个综合评定，写出考语，并呈送吏部考功清吏司，吏部再根据考语决定其去留。
一般来说，如果吏员干得还不错，县官对他的表现比较满意，在考语中评价他供职勤勉、察无过失的话，那么吏部就会将他升转，调到上一级衙门使用，也就是升了一级。
如果一切顺利，连续三次考察都合格，也就是“历三考、满九载”，就可以获得出身，即有了做官的资格和机会，并且有一定的品级。根据《大明会典》的规定，一品衙门提控、二品衙门都吏，授予从七品出身；一二品衙门掾吏、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授正八品出身；三品衙门令史，授从八品出身；三品衙门令史，授从八品出身；三品衙门典吏、四品衙门司吏，授正九品出身；四品衙门典吏、五品衙门司吏、典吏、书吏，授从九品出身；六品至九品以及杂职衙门吏典、都察院各道吏典，授杂职出身。
明朝一共有1171个县，按缴纳田赋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六万石到十万石的为上县，三万石到六万石的为中县，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县衙一般为七品，少数县粮特别多的或地位特殊的为六品甚至五品，所以绝大多数三次考满的吏员可获得杂职出身。
相对来说，三次考满，循阶升转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认真工作，不出问题，不犯错误，不得罪长官，一般都可以做到。但获得出身之后，要想真正做官，这个难度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明初的时候，做官有三种途径：科目、举贡、吏员，“进取不拘资格”，三途并用。也有出身吏员而做上大官的，如滕懋德、张度、胡祯、徐辉、李友直、徐晞、尤祺等人都曾做过掾吏，后来一直做到尚书。王钟、刘本道、陈宁、汪河、叶春、刘敏、王敏等人也是由吏员而做到侍郎。可以说，这个时期，吏员做官的难度相对较小，而且上限也比较高。
到了宣德七年，吏员三次考满之后要由吏部组织进行考试，根据他的写作水平（文义）、业务水平（行移）和写字水平（书写）评定等级，三项都合格为一等，两项合格为二等，然后根据等级授予官职。“三者俱无可取者，罢为民”，三项都考试不合格，那就啥都别想了，直接把你踢出体制外。
而从宪宗成化年间开始，随着科举制度日益成熟和完备，通过科举而做官被当作唯一的正途，吏员入官的机会就很小了。
万历年间宛平知县沈榜做过一个统计，从洪武元年到万历十九年，宛平一共有二十五任县令，没有一个是从吏员出身的；县丞四十七人，只有一个是从吏员升任的；主簿十九人，有三人是由吏员升任的；典史十七人，有十六人是从吏员升任的。
宛平县吏员的编制是三十八人，153年之中总人数怎么也得有四五百人吧，他们中一共才二十人入了官，比例可能还不到百分之五，而且最高也只是一个正八品（县丞），大部分都是没有品位、“不入流”的典史。这还是从吏员入官相对容易的明朝初年算起的，可见吏员出吏入官的难度。
不过，虽然县吏的仕宦前景并不光明，薪俸也很微薄，但对很多人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因为，第一，县衙的官员很少，最多四人，大量的实际事务都是由吏员承担，所以他们手里就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可以借此捞取好处。
第二，吏员的收入，除了月俸之外，衙门的常例银也比较可观。此外，如果吏员考满，即将升转时，可以推荐一人来顶替自己原来的职位，那么这个被推荐的人就要出一笔钱给他，这叫顶头银。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据嘉靖年间海瑞记载，淳安县六房吏的顶头银分别为：“吏房顶头银十两”、“户房顶头银五十两”、“礼房顶头银十五两”、“兵房顶头银五十两”、“刑房顶头银五十两”、“工房顶头银五十两”，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总之，明朝县衙吏员三考升转并不难，但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出吏入官，那难度大概也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差不多，而且即使入官，也往往只能做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其发展前途，跟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过，虽然如此，县吏还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也很有诱惑力，不用担心没人愿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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