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应用中的忌讳心理学举隅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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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多少能够表现人们对相应区域内自然或人文环境的片断认识。但不同时期的使用者见仁见智，有时从语音、含义乃至由此引起的联想去考虑，认为其中的若干称谓不够吉利，甚至有悖于自己所崇尚的某种道德准则，因而形成程度不等的厌恶、忌讳心理。这样，心理好恶就成为回避、更改某些地名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地名应用和地名演变中是由来已久的。

人们对地名用字所包含的字面意义，一般都比较敏感，《尸子》卷下载：“孔子至于胜母，暮矣而不宿。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孔子厌恶“胜母”、“盗泉”这样有违礼义准则的地名，为坚持自己的道德观念而选择了异于常人的做法。类似的记载如《淮南子说山训》：“曾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饮盗泉之水。所谓养志者也。”虽然人物各异，但都表现出涵养高、尚志趣而回避相关地名的取向。北齐学者刘昼，曾经阐述了名称的感情色彩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北齐书儒林传》简述其行止。他所著《刘子新论》，一名《刘子》，其中的《鄙名》篇称:“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丑，言有善恶。名言之善，则悦于人心；名言之恶，则伎于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人怀爱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恶也。”这段文字表明，包括地名在内，名称的书面含义、读音，能形成一定的褒贬色彩，剌激人们相应的好恶感觉，而抑恶扬善，趋美避丑，则是地名应用中普遍的心理状态。“名必伤义，圣贤恶之”（《鄙名》），相应的忌讳、回避就极其自然了。

避开语词意义于己不利的地名，无疑是正常的心理反映，但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被后人与地名联系起来，以所谓“犯地名”的巧合证实其必然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这种近乎迷信的描写屡见不鲜。以西晋陈寿《三国志》与明初罗贯中《三国演义》为例，二者均有于禁被关羽所搶的记载，《三国志》卷十七《魏书张乐于张徐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兩，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疽。”卷三十六《蜀书关张马黄赵传》，所记也与此一致。而《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则有如下描写：

忽听得于禁移七军于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谋，即报知关公。公遂上马，引数骑上高阜处望之，见樊城上旗号不整，军士慌乱；城北十里山谷之内，屯着军马。又见裏江水勢甚急，看了半响，唤向导官问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曰：“曹口川也。”关公喜曰：“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曰：“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曰：“鱼入管口，岂能久乎？”诸将未信。

这里从“于”与“鱼”的同音展开联想，强调了于禁兵败的不可挽回，多少有些宿命论的味道，为小说家利用地名与人名烘托气氛，虽然未必与历史事实合拍，但表现了纯熟的艺术技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的情形如庞统之死，《三国志》卷三十七《蜀书·庞统法正传》：“进围雒县，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时年三十六岁。”而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诸葛亮痛哭庞统，张翼德义释严颜》，攻城时被流矢所中的庞统，变成了遇伏身亡，并且又与“犯地名”相关。

却说庞统迤通前进，抬头见两山逼窄，树木丛杂，又值夏末秋初，枝叶茂盛。庞统心下甚疑，勒住马问：“此处是何地？”数内有新降军士，指道：“此处地名落凤城。”庞统惊曰：“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令后军疾退。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螳，只望骑白马者射来，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时年止三十六岁。

两相对照，我们自然有理由猜测，“落凤坡”之类地名即使存在，也极可能是后人拟造而用以衬托艺术家的惋惜之情，这同样是地区应用中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民间对乡村聚落一类地名的书写用字，一般并不刻意追求词藻的华丽，正如《荀子正名》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小地名的约定，可能是同一地域内的人们长期形成的共同意识，但某一偶然因素在不经意间促成的命名，同样不能忽视。随着文化水准的提高，人们也许会觉得从前的某些命名不够文雅，有碍于心理的平衡。同一地域内不同时期的居住者，也会对自己所在的聚落名称及其邻近聚落的关系，依照某种原则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大多以祈求吉祥安顺的氛围为宗旨，而事物之间相生相克的朴素观念，在民间关于地区语源的口碑资料中，被运用得尤其充分。我国八十年代进行地名普查后，各市县编辑的地名资料，就有不少这类记载。例如，河北省盐山县圣佛乡高院村，传说原名康院。明初朱氏于村北又立一庄，称朱院。康院村人忌讳猪（朱）吃糠（康），遂改为高院，同类的改名如任丘市鄚口村，原名糠家庄，因疑惧本村之糠被村南朱家坟之猪（朱）吃掉而改名角口（寓“嚼口”之意），反过来要立誓制服猪（朱）了。沧州市郊区河西乡安庄子，清初以居民姓氏定名为廖庄子，因村旁有杨家坟地，忌讳本村之料（廖）被羊（杨）所食而改名安信庄，后渐变为今名。同区的南陈屯乡王希鲁村，明代称廖庄子，清乾隆年间与曹村、马村为邻，因触及料（廖）、马、槽（曹）之忌而改名。海兴县苏基乡大良户村，原名狼虎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无棣知县杨增辉认为，治下的这个村名对自己是不祥之兆，为使羊（杨）免遭狼虎之厄，遂以谐音改。

“狼虎”为“良户”。除了这些对抗性矛盾引起的改名之外，也有本着“和为贵"的处世原则改变自己的村名，以避开对方的忌讳、求得乡里和睦的。盐山县马村乡义和村，原名朱住，而邻村窦武庄子忌讳（猪）吃豆（窦），朱庄乃取仁和之义改今名。有些聚落的命名，也采取了自觉避讳的原则。大城县大广安乡阁里村，东有马村（今分为东马村、西马村），西有东、西、南、北四个“曹村”（北曹今分为前北曹、后北曹，东曹又分为西东曹、东东曹），当地很久以前就有“五马吃四槽”之说该村取名隔离（后演变为阁里），含有化解纷争的意味。连伺其它类型的地名改动，不论是因为人名与弛名相克（如柴与火相克而改火为凉），还是因为地名用字不雅（如疙瘩改格达、猪改朱、冢改庄、背改贝），抑或由于谐音引起的联想不够顺畅（如谭官营之“谭官”与“贪官”音近而改名），都表现出了心理好恶所决定的美学取向。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1998年第1期

文章作者：孙东虎

编辑：杨肖翠

终校：郑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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