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为何会形成诸多“派别”？从日本文化看其“派阀”由来

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谋求以征服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方式，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和领导者，这作为“大日本模式”的起点，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特别是“大陆政策”的重要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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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伴随着倒幕维新的成功，日本的近代化进程逐渐开启，通过实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政策，日本逐步确立起近代天皇制，迅速实现了变革图强。

在此过程中，为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一方面，日本通过“取悦”列强、订立平等新约的方式，取得了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独立；

另一方面，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一号令的引领之下，日本逐渐加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阵营，谋求“失之西方，补之东方”，于是，日本先后通过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迅速跻身至世界强国之列。

在日本实现社会变革和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进程中，军事力量的构筑和发展壮大，特别是日本陆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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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本陆军，就不得不说其最显著的特色——“派阀”现象。日本的“派阀”对近代以来日本的社会变迁历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所谓的“派阀”，是指由于态度、主张等方面存在分歧，从而在集团的内部所产生的团体与派别。在日本社会中，派阀现象是非常显著的，诸如藩阀、学阀、军阀和财阀等各类的派阀。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日本的“长州阀”和“萨摩阀”，这两个派别在二战期间，共同执掌日本整个军事力量，只不过前者崇尚“陆权”，追求陆军力量，后者相信“海权”，执意发展海军，由此也导致了“南进北进”之争。

两者的发展理念不一样，也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增加，但因为双方都有几场“漂亮仗”战绩加身，所以日本大本营也不好表态。

后来，争执不下的日本政府决定“南进北进”同时进行，陆军北上侵略中国大陆，海军南下占领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但是，日本本土资源本就不足，又分散力量两线作战，最终以惨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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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将相”不和，还算有情可原，毕竟文人与武人二者理念确实不一样，但同为军队效力，为何仍会出现“派阀”之分呢？这就要说到日本“派阀”的由来了。

在日本社会，派阀现象非常显著，而其产生和发展历程，与日本的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联。其中，陆军派阀极具典型性，并深深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战前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和对外战略的发展演进。

要探讨日本陆军派阀，就有必要从文化、政治等层面对其缘起予以考察，以期对日本陆军派阀的产生及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

日本是一个四周临海的岛国，气候温和湿润，除东北部之外，均为海洋性季风气候，降水丰富。

日本的国土南北狭长，山地多，土地贫瘠，平原分布零星且多被山地所阻隔，河流多短小而湍急；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海啸、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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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的民族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促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岛国根性，并具有浓厚的排外心理、危机意识和现实主义态度，于是，崇拜强者的心理就使日本人极为推崇英雄气概和武士道精神。

另外，危机意识和重视现实利益，使日本人对外界压力极为敏感，这虽然激发了日本民族的革新和挑战精神，但外部压力和内心反应的激烈碰撞摩擦，却使日本人经常表现出行为偏激的特点，日本自古以来，暗杀、政变可谓是层出不穷。

同时，日本的气候和地势，极为适合种植水稻，而对于稻作农业来说，灌溉和治水均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学者卡尔·A·魏特夫认为日本人发展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最复杂的灌溉体系，指出日本的灌溉农业是由地方领袖，而不是由地区的或者全国的领袖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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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呈现出上述特色，主要是因为“稻作文化”之下，人们相互之间的通力合作。于是，以“家”为核心的群体就扩展到了以“村”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并逐渐孕育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意识。

可以说，日本社会中，潜在的集团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其要素源于日本人传统的普遍存在的“家”的观念。

“在日本的眼里，家族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所以个人的付出不值得大惊小怪。”——《菊花与刀》

于是，日本可谓是以各类小集团（不一定是家族）为本位的社会， 是一种模拟血缘关系。

可以说，日本社会的这种“集团主义”意识是以地域或（模拟）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体现出了浓厚的家族主义、帮派观念和乡党性色彩，由此可见，日本社会具有浓厚的阀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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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特别是在长期的武士文化和幕藩体制之下，日本社会的重要区域单位就是“藩”，与此相伴的“藩意识”也就自然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武士来说，藩是维系其生存的重要场所，因此武士对主君的忠诚也就转化为对藩的忠诚，“藩意识”随之产生。于是，“藩”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心理情感纽带，这就为日本社会浓厚的阀族传统奠定了基础。

“在日本，人们最在意的是这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肥前藩，一个人的身份与他所在的藩是紧密相连的。”——《菊花与刀》

在随后的维新变革中，藩是武士尊王倒幕的强有力后盾，特别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这四个西南强藩更成为中坚力量。

因此，以本藩利益至上为核心的“藩意识”愈发强烈；加之，中下级武士为获取政治上的发言权，便借助“尊王”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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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治政权建立后，萨、长两藩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但由于双方在人事任用和内外政策等方面存在分歧，因此，“长州阀”和“萨摩阀”的矛盾纷争接连不断。

此外，由危机意识、现实主义而萌发的依赖心理，也是日本民族“集团主义”意识得以存在，并进而发展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土居健郎将这种依赖心理称为“甘え”心理，土居健郎认为，依赖心理原本是作为乳幼儿对母亲的感情而产生的，但随后它必然会对其此后的发展阶段产生影响。

进而又指出这种心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给予了强烈影响，在成人以后，新的人际关系结成之际，也必然是由依赖心理而引发了其端绪。

于是，这种依赖心理就构成了个人归属于集团、集团利益居于首位的重要民族心理背景和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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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在“集团主义”之下，强调内外有别、上下有序，在集团的内部注重协调，而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则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就个人与集团的关系而言，个人对集团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并与集团结成了利益乃至是命运共同体，重集体轻个人，进而始终将集团利益至上作为其基本行为准则。

然而，个人对集团的绝对忠诚，却直接转化成盲目尊从该集团的“上位者”，个人在该集团中的自我意识也就随之丧失。

深受“集团主义”的影响，日本社会也表现出了独特的等级秩序和社会关系结构。在日本社会，其生活准则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1940年，日本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序言中写道：

“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意大利政府坚信，和平乃源于各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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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由此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道德体系和民族文化，美国的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将其称为“耻感文化”。

在“耻感文化”之下，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

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由此，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于是，日本人极其重视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始终将外部的评价和约束力视作是衡定道德的标准。但是，由于“耻感文化”的强制力在于社会外部，而并不在于人的内心，所以日本人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

“日本人有时也会像清教徒那样，对自己所做的罪恶之事有一种很强烈的反应。然而，尽管如此，在他们心里，耻辱感还是比罪恶感重要。”——《菊花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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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日本社会，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是个人与集团之间关系的另一重要体现。正如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提出的“纵式社会”的理论。

在日本社会集团的内部结构方面，强调上下等级秩序的纵式从属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比“横式关系”更有力量。

在这种“纵式关系”的社会结构之下，保护报以依从，恩惠报以忠顺，因为这并非不平等交换。它能扩大感情因素，使之远超过横式关系的密切程度，而且更有利于对人的控制。

日本社会这种纵式组织的基本结构在于，其结构不是一个三角形或环周，而是一个倒写的“V”形（即“金字塔型”），纵式集团的结构有两个消极特征：一是集团经常处于内部分裂的威胁之下；二是它在外部又有个致命弱点，即：不允许集团间的平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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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方面而言，纵式集团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是稳固的纵式联系，因而，在其最佳状态时，它的动员力和时效性要超过横式关系。

可以说，在基于“集团主义”意识的“纵式”主从等级秩序之下，居上位者在作为“上位者”的同时，又与其他成员平等，居下位者既是“下位者”，同时也与其他成员处于平等的关系。

进而，在同一个集团的内部，是一种不完全的上下支配关系，大集团与其内部的各个小集团之间，呈现出了垂直的主从关系结构，而各个小集团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可以说，这种“纵式”社会结构，也是孕育日本陆军派阀林立及相互矛盾纷争的重要社会“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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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阀族传统”为代表的日本社会文化传统，孕育了派阀这一日本社会独特的组织形式，并深入到战前日本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日本陆军派阀尤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