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转向，如何发生在一个拥有深厚传统的国家？ | 月度推书·六月

70年代的智利，没人会预料到，一个有着悠久的民主历史、被誉为拉丁美洲大陆政治稳定度最高、人民自信“我们智利人知而自治”的国家，在短短几年内，由于左翼政府失败的激进政策，造成大规模的经济混乱，最终引发军事政变，从此开启了长达17年残酷的专制统治。

在此期间，军阀曾杀害大量国民，想出可怕的点子，对许许多多智利人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也将更多人驱逐于国境之外。无疑，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剧变”。人们要如何解释，一个拥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竟会出现如此急剧的政治转向？面对这样剧烈而复杂的变化，智利如何应对？

这段历史作为《剧变》一书的案例之一，作者戴蒙德试图探究：当一个社会或国家处在某些转折点时，要具备哪些条件，才不致于堕入深渊，甚至能借此契机，实现良性运转。对此，他给出了应对危机的12个要点：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2.愿意承担责任；3.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6.国家认同；7.诚实的自我评估；8.应对过往危机的经验；9.应对失败的耐心；10.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11.国家核心价值观；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今天的智利已暂时摆脱危机。然而，即便距离军政府下台已经过去30年，智利仍在与当年的政治遗产做斗争。当时的统治者皮诺切特去世后，真相不断被揭露，数以百计的凶手和施虐者被起诉，但军方的一把手仍逍遥法外，人们仍在担心，另一场军事政变是否会卷土重来。此外，智利人还身陷道德困境之中：应如何衡量自己国家的前任军政府的功与过，尤其是，如何衡量它为智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它所犯下的罪行？不过，智利这一案例引出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是，今天的一些国家，会不会也走上相似的道路？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原作名：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

作者 | [美] 贾雷德·戴蒙德

译者 | 曾楚媛

出版社 |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 2020-4

《剧变》探讨了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该如何应对？从个人视角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活在负面情绪中。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一个国家解体、一个时代终结。因此，如何分辨危机、应对危机，避免危机，化危机为机遇，实现个人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剧变，是人类当下面临的主课题。普利策奖得主、《枪炮、病菌与钢铁》作者戴蒙德再一次发挥其历史叙事的顶级水准，带我们巡礼了各国在历史中的危机应对，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进化等跨学科视角展现了人类自古以来何以应对危机的历史沿革，并谏言国家、企业及整个人类社会如何从个人应对危机的进化逻辑和生理变化中得到启示，以更加多维度的、宽视角地看待危机应对这一关乎人类未来的命题。

政变与皮诺切特

预期已久的政变爆发于1973年9月11日，智利空军对位于圣地亚哥市的总统府进行了轰炸，陆军则派出坦克对其进行炮轰。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望的境地，阿连德举起卡斯特罗送给他的那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场政变让智利的中立派、右翼分子、大部分中产阶级，当然还有寡头如释重负，他们对此次政变表示欢迎，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到那时为止，阿连德治下的智利经济混乱不堪，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够明智，街头暴力活动频发，这一切已经让人们忍无可忍。政变的支持者觉得，军政府掌权只不过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之后智利将回到1970年以前盛行的、由中层阶级平民主导政治权力的状态。

一位智利朋友向我回忆他在1973年12月参加的一场18人晚宴，那时离政变落下帷幕不过三个月。其间，晚宴的谈话主题转向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场的宾客预计，军政府还能掌权多久？18位宾客中，有17位认为军政府还能再掌权2年。余下一位宾客的预测是7年，其他人都认为这非常荒谬。他们纷纷指出，智利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过去所有的军政府都迅速地把权力归还给了平民政府。 这场晚宴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这一回，军政府会持续掌权达17年之久。军政府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取缔左翼政治党派，甚至是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这让中间派大为震惊），接管智利的大学，并任命军队指挥官为大学校长。

萨尔瓦多·阿连德

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1973年9月11日在军事政变中殉职

后来手握大权的军政府成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出现很偶然，他并未参与政变前的谋划，只在最后关头加入这场政变。那个时候，皮诺切特已算是年事较高了（58岁）。智利国内的其他陆军将领和武装部队司令都认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这位同僚，收集过有关皮诺切特的大量信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自己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皮诺切特的评价是：沉默寡言、举止温和、为人诚实、无害、友好、勤奋、务实、虔诚、朴素，是一名尽职且包容的丈夫和父亲，除军队、天主教和家庭以外，没有其他兴趣—简而言之，他不像是一个会领导政变的人。 当军政府接过智利大权的时候，皮诺切特自己也曾宣布领导者之位会进行轮换。

可是，到了皮诺切特应该结束任期的时候，他食言了。皮诺切特不但没有下台，还成功地利用自己创建的秘密情报机关对军政府里的同僚进行恐吓。 无论是皮诺切特的同僚，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未曾料到他的冷酷无情和强势领导，以及对权力紧抓不放的实力—与此同时，通过国有媒体平台，皮诺切特还继续展现出一个慈父和定期去教堂的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形象。

军政府在夺权之际便对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还有其他被认定的左翼分子，比如大学生，以及著名的智利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展开了围捕行动，目标是从根本上铲除智利的左翼倾向。在最初的10日内，数千名智利左翼分子被带到圣地亚哥的两个体育场，遭受严刑拷问和折磨，并被杀害。（其中，哈拉的遗体被发现漂浮在污浊的运河上，身上有44个弹孔，手指头被一一斩断，他的面容也遭到损毁。）政变发生后的第5周，皮诺切特私自派遣一名军官前往智利的各个城市巡视，将军队还未动手处理的政治犯和人民团结阵线的政客通通解决掉，这次行动在后来被称为“死亡大篷车”（Cara-van of Death）。

智利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

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后，皮诺切特设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后来发展为智利国家情报局（DINA），这是一个国家情报组织和秘密警察部队的结合体。智利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直接向皮诺切特报告，后来成为智利主要的镇压机构。 该机构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智利武装部队的其他情报部门。智利国家情报局建立了秘密羁留营网络，发明新的酷刑手段，让一些智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一个羁留营专门通过性虐待来获取情报。例如，情报局会抓住犯人的家人，以令人难以启齿的方式在犯人面前对其家属进行性虐待，还要用上啮齿动物和受过训练的狗。去圣地亚哥时，如果你承受能力足够强，而且不怕做噩梦，那么你可以去参观一个位于格里马尔迪镇（Villa Grimaldi）的羁留营，现在它已经被改造为一家博物馆。

到1976年，皮诺切特政府已拘禁13万智利人，这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到释放，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的军政府代理机构还是谋害了数千名智利人（大部分不到35岁），或者让他们“消失”，此外还有4名美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因此遇害。大约有10万人逃出智利，其中许多人再未归来。

格里马尔迪镇（Villa Grimaldi）的羁留营博物馆

（https://villagrimaldi.cl/）

我们不禁想弄清楚，一个前民主国家是如何堕落到这样一种状态的，这场军事政变在持续时长以及遭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以往智利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军事政变。 部分原因在于，在阿连德的统治下，智利极左翼分子加强武装，右翼分子则威胁称“雅加达（屠杀）即将到来”，这导致智利国内的极端化程度不断增强，暴力活动不断加剧，政治妥协的局面崩溃。 阿连德在马克思主义政权设计以及与古巴的联系上比以往的智利左翼政府走得远得多，这让军方感到恐惧，并准备好采取预防性措施。

据和我聊过的智利人说，另一部分原因和皮诺切特本人有关，尽管他看上去很普通，但实际上他绝非常人。 很少有文件能直接证明皮诺切特和那些伤天害理的行为有关，可能最接近直接证明的一次是他下令派遣那名军官去执行“死亡大篷车”任务。 直到今天，智利的许多右翼分子还坚定不移地认为，皮诺切特本人没有下达执行酷刑和处决的命令，真正下令的是其他的军官和领导者。 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皮诺切特固定地每日或每周和他的秘密情报局局长见面，如果他没有发出明确的指令，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许多的智利军职人员怎么可能例行公事般地对犯人施以酷刑。

在这种意义上，皮诺切特和希特勒一样，都被看作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恶魔领袖。然而，我们不能把智利军方犯下的全部罪行都推给皮诺切特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亲自对任何人开枪或施虐。全盛时期的智利国家情报局拥有超过4000名雇员，这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严刑审讯，施展酷刑，还有杀人。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1973年8月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当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建立军政府，次年正式当选为总统，任内实行独裁统治，迫害反对派，但同时实行大规模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1990年卸任，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获得终身参议员职务，1998年在英国就医时遭遇逮捕，2000年被允许回国，2002年辞去参议员职务，之后遭到多项罪名的指控，2006年12月10日在圣地亚哥逝世，享年91岁。

“否决运动”之前的智利经济

除了消灭智利左翼，皮诺切特政府治下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智利经济进行重构，扭转此前智利政府过分干预市场的模式。 在皮诺切特上台的前一年半，这种转变尚未发生，彼时智利经济持续收缩，通胀率居高不下，失业情况加剧。但是，从1975年开始，皮诺切特将国家经济的管理权交到了一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顾问手里，这群人后来以“芝加哥男孩”的称号闻名于世，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在芝加哥大学受过经济学的学术训练，深受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影响。 “芝加哥男孩”的经济政策强调自由企业、自由贸易、市场导向、预算均衡、低通胀率、智利商业的现代化以及减少政府干预。

南美洲国家的军政府通常会优先选择那些自己能够控制且能够保障自己利益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他们难以插手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说，智利军政府对“芝加哥男孩”提出的政策欣然接受，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其背后的原因。 这一政策实施后的结果是，智利的年通胀率从阿连德时期的600%锐减至9%，智利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10%，外来投资猛增，国内消费支出上涨，出口开始走向多元化且不断增加。

伴随这些积极成果的，还有挫折和痛楚。 智利人民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均等的分配：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智利人越发富裕，但还有许多智利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当智利人民逐渐意识到，军政府并不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政权，而是打算继续掌权的时候， 尽管军政府的专制有目共睹，但很多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智利人还是继续支持皮诺切特，因为他带来了（不均等分配的）经济效益。 除那些饱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以外，智利社会中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氛围，阿连德治下的经济骚乱终于要走向终结，人们都大松了一口气。

正如许多智利人那样，在皮诺切特独裁期间，美国政府有大半时间对其持支持态度，因为美方看重他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公开场合否定皮诺切特践踏人权的行为，同时在经济及军事方面扩大对智利的援助，哪怕那些被折磨和被杀害的人中包括美国公民。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两起事件的发生让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皮诺切特的态度。一是智利政府实施残暴统治的证据逐渐累积， 其中还包括对美国公民施虐的证据—这些证据越来越难以被忽视。最终，转折点发生在圣地亚哥，一名智利裔美国合法居民罗德里戈·罗哈斯（RodrigoRojas）全身被智利士兵浇满汽油并点火，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另外一个让里根政府与皮诺切特反目的事件是，1982—1984年，智利经济陷入下行状态，很多智利民众纷纷站到了皮诺切特的对立面。 由于1984年后智利的经济恢复未能改善大部分智利人的状况，智利左翼分子重新获势，智利天主教教会成为人们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场所（尽管皮诺切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甚至智利军方也对皮诺切特日益不满。简而言之，皮诺切特不仅让人觉得可怕：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皮诺切特已然成为影响美国政治利益的不利因素，他是比恶人更糟糕的存在。

为进一步巩固智利右翼和军方的利益，在1980年，智利军政府提出了新的宪法议案，并要求选民以投票的形式将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延长8年（即1981—1989年），从而使皮诺切特的继续执政合法化。 选举活动被军政府严密掌控，结果是，大多数选民投票支持新宪法，同意延长皮诺切特的任期。在新任期即将接近尾声时，军政府宣布于1988年举行另一场全民投票，主要目的是将皮诺切特的总统任期再延长8年，延至1997年。到那时，皮诺切特都82岁了。

可是，这一回，皮诺切特失策了，他被敌手以策略击败。智利获得的国际关注度使这场选举不得不以公开方式进行，选民投票也严格遵循了诚信的原则。 美国方面给智利军政府的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竭尽全力，使92%的智利潜在选民进行登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No！”为口号设计出一场精彩的竞选宣传活动—“否决运动”。 出乎皮诺切特的意料，这场“否决运动”深得民意，最终反对派获得了58%的选票。皮诺切特在竞选日当晚的最初反应是试图否认该投票结果，但其他的军政府成员迫使他接受这一结果。 话说回来，在1988年的这场自由选举中，仍然有42%的智利国民把票投给了皮诺切特。

电影《智利说不》

皮诺切特下台后

随着“否决运动”的胜利，皮诺切特的对手起码赢得了一次机会，有希望在计划于1990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重回权力中心。然而，这场运动的策划者来自17个不同的群体，这意味着皮诺切特下台以后，他们对智利的发展有着17种不同的愿景。因此，此时的智利面临一种风险，那就是步人后尘，走上在二战中打败德国和日本的同盟国民主政体曾走过的道路。 智利人是否会重蹈覆辙，以丝毫不让步、不妥协的姿态去做愚蠢的事，尽管这个国家曾因此而失去了不少的生命，并且告别了民主政府？

大约从1973年起，那些未被皮诺切特处决的左翼分子当中有10万人逃离智利，踏上了流亡的旅途。他们的流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1989年，中间相隔大约16年。这段时间让流亡在外的智利左翼分子能够充分地回顾并反省自己过去不愿妥协的行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去到西欧或东欧，在那里，他们穷年累月地观察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分子是如何行事的，以及他们最后的成果如何。那些去往东欧的智利人往往变得绝望，因为他们发现，不肯妥协的左翼理想主义者的执政并未给国家带来幸福。相反，那些逃往西欧的智利人则看到了温和的社会民主政权的运转为人们带来了高水平的生活，还有比起昔日智利更为平和的政治氛围。 他们发现，左翼不一定要以激进的行为和毫不妥协的态度来达到目的，相反，他们可以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政治层面的协商和妥协，从而实现自己的诸多目标。 智利的流亡者还目睹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种种观察过后，智利的左翼分子变得不再那么极端。

于1988年开始的“否决运动”进行期间，持不同意见的皮诺切特的反对派就意识到，如果不学会在内部进行合作，他们便无法取得胜利。他们同样意识到，皮诺切特仍受到来自国内商业群体和上层阶级的广泛支持，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获胜，或者说即使他们胜选，国家权力也不会被移交到他们的手中，除非那些皮诺切特的支持者的人身安全能够在后皮诺切特时代得到保障。 这样的前景令人痛苦，但执政的左翼党派必须容忍那些与自己政见相左，且曾经过分地对待自己的敌人。他们必须要声明自己甘愿建设一个“全民的智利”（a Chile for all Chileans）：这是在1990年3月12日，皮诺切特下台后，智利的首位民选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在其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口号。

由策划了“否决运动”的17个群体组成的联盟才刚获得了全民公投的大捷，联盟中的左翼政党便面临着说服保持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的任务：左翼政党要让中立派相信，不必对建立一个新的左翼政权感到恐惧，阿连德政府那般的激进左翼政权不会重现。因此，左中两派政党组建起一个选举联盟，名叫“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左翼政党表示，如果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赢得了1990年的这场选举（他们确实获胜了），他们就同意使总统之位在中左两翼之间轮换，并且可以让基督教民主党人先就任总统一职。 左翼势力之所以同意这些条件，是因为他们终究意识到这是重返权力宝座的唯一路径。

事实上，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接下来在1990年、1993年、2000年和2006年连续赢得了后皮诺切特时代的4场大选。2010年的智利大选中，中左翼政党民主联盟被一名右翼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击败，之后在2014年大选中，代表智利社会党的巴切莱特再度回归，而在2018年，智利的大权又重新回到右翼的皮涅拉手中。所以说，皮诺切特之后的智利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依然是个异类， 但在这一过程中，智利做出了巨大的选择性变革：变得愿意忍耐和妥协，并且懂得分享权力。

除了改掉政治上不甘妥协的弊病，与皮诺切特之前的民主政府相比，智利新组成的中左翼联合政府还在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主要的转向。新政府延续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大部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似乎符合智利的长期利益。

这些改变带来的结果是，从1990年政府换届开始，智利经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增长，可以说，智利在经济发展上引领了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在1975年，智利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19%；到200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4%，而同时期拉丁美洲地区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均出现了下跌。智利的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法治强盛，私人财产权益得到了良好的保障，不仅如此，我在1967年去智利的时候曾见证的贪污盛行的状况有所缓解。经济大环境的改善带来了一个结果，在智利重新回到民主怀抱的最初7年，外资流入迅速翻番，这进一步促进了智利经济增长。

势力犹在

“否决运动”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智利从此摆脱了皮诺切特和武装部队的控制。 事实远非如此：在交出总统大权之前，皮诺切特通过立法手段成为智利的终身参议员，因此他可以任命数名最高法院的新法官，他还保留了自己作为陆军总司令的职位，直到他最终在1998年以83岁高龄退休。这意味着，智利民主党派领导者的心中时时对皮诺切特充满忌惮，害怕他随时会再组织一场军事政变。 尽管皮诺切特被迫离开总统之位已经过去了数十年，智利实施的宪法仍然是皮诺切特政府时期宪法的修订版，而多数智利国民认为这是一部不合理的宪法。

对任何国家来说，承认领导者对自己的国民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民所犯下的罪行，并且为之赎罪，是一件痛苦万分的事情。 痛苦是因为逝者已矣，而很多时候众多行凶者依然逍遥法外，不见一丝悔意，其中有些人还势力滔天，并且深得民心。 有两次（一次是皮诺切特的儿子被调查，另一次是一个人权委员会开始对皮诺切特政府的暴行展开调查），士兵确实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大街上。尽管他们宣称这只是“常规演习”，但这背后隐含的威胁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皮诺切特下台后的第一任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表现得小心谨慎。当他承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确保公正时，希望进行公正审判的智利人感到了期望幻灭，他们担心艾尔文的这一说法只是对“没有公正”的委婉表达。 不过，艾尔文确实设立了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1年公开了3200名被杀害或“被消失”的智利人的姓名。2003年，另一委员会针对当时军政府实施的酷刑做了报告。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艾尔文热泪盈眶，他代表智利政府恳求获得遇害者家属的原谅。 当前政府领导者对昔日政府的暴行做出如此衷心的致歉，这在近代历史上实属罕见。

令智利的右翼人士感到吃惊的是，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对外披露，皮诺切特在125个秘密的美国银行账户中藏匿了3000万美元。 虽然右翼人士已经有所准备，可以承受那些关于酷刑和杀戮的真相，但当他们得知，一直以来自己眼中远好过其他不诚实的拉丁美洲国家独裁者的皮诺切特居然窃取并隐藏国家钱财时，他们彻底醒悟了。 智利最高法院撤销了皮诺切特作为终身参议员所享有的检控豁免权。智利的最高税务机关以皮诺切特涉嫌伪造纳税申报单为由呈交了一份诉状。皮诺切特接着被以其他经济犯罪及谋杀罪起诉，接受软禁，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也被逮捕。

最终，拨开云雾见青天，数以百计的凶手和施虐者被起诉，其中数十名被送进监狱，这里面包括曾任皮诺切特政府秘密情报局局长的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将军，他被判处526年监禁，临死前仍毫无悔意。

智利人如今还身陷道德困境之中：应如何衡量自己国家的前任军政府的功与过，尤其是，如何衡量它为智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它所犯下的罪行呢?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答案也许可以很简单：何必试图衡量它的功与过，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军政府既为智利做了好事，同时也做了坏事呢？ 可是，在某些时刻，智利人民不得不进行衡量。 例如，在1988年的全民投票中，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皮诺切特在总统的位子上再待8年，要么使其下台，没有其他的选择。面对二选一的局面，还是有42%的智利人选择支持皮诺切特，尽管军政府曾做出那些让人作呕的、后来在格里马尔迪镇博物馆被公之于世的坏事。 虽然现在智利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对皮诺切特持否定态度，但那些依旧记得阿连德时代和皮诺切特时代的老一辈智利人对皮诺切特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 我曾采访的两对智利夫妻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两对夫妻都让我分别进行采访，因为夫妻二人对这一沉重事件的观点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对夫妇中的丈夫都告诉我：“皮诺切特的政策虽然造福了智利的经济，但他制造的酷刑和杀戮是不可宽恕的。”而两位妻子则对我说：“皮诺切特折磨那么多人并夺走他们的生命固然很邪恶，但你得明白，他的政策确确实实造福了智利的经济。”

反对否决运动的阵营打出“家与国”的旗号，

提醒选民珍惜宁静生活

重返智利

2003年，我再次前往智利，这是我自1976年离开后的首次重访。我参观了阿连德的总统府遗址，现在它成了一个观光景点。我被告知，这里免费对公众开放。在总统府遗址的前门有一名手持来复枪的冷面警官，他站在一个1.5英尺高的平台上，这么一来他就高出我许多。他俯视着我，脸上毫无笑容，并询问我想要做什么。我回答我是一名游客，他便放行了。可是，我发现自己不禁会去想他会做什么，我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违反了哪些规定。我默默回想：“当年往罗德里戈·罗哈斯身上浇汽油，把他给活活烧死的警察或者士兵也是长这样的吧！” 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在一分钟后便离开了，此时的我更加理解为何智利现在的民主政府在处理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的施虐者和凶手时会慎之又慎。

（以上内容节选自《剧变》第四章“全民的智利”，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