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古文运动，并非创始于韩愈、柳宗元，却完成于韩、柳之手。
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文学史上，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一向是各代评论、仿效的焦点；然而，关于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后世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
柳宗元参与“永贞新政”，而且统合儒释，历代据此讥评者众。
整体来说，后人大多“尊韩抑柳”，认为柳宗元的思想不完全合乎正统的儒家之道，且曾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失节”。
换句话说，后世以“儒家正统”自居者，皆不能容忍柳宗元“羽翼夫道”的态度。
柳宗元画像
宋代5位“大咖”的评价
宋祁在《新唐书》中讥讽柳宗元：
“宗元等桡节从之……故贤者疾，不肖者娼……”
可见，宋祁的批评甚为苛刻，他以王叔文为沾沾小人，柳宗元等党人则趁顺宗病昏，窃取权柄，因此“一偾而不复，宜哉！”
欧阳修则在《集古录》中说：
“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
欧阳修还嫌不过瘾，他又补充道：
“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
欧阳修斥责柳宗元信佛，和韩愈“为道不同，犹夷夏也”，因此，他认为世人不该将柳宗元与韩愈并称。
欧阳修剧照
苏轼虽爱柳宗元之文，对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观点却不赞同。他在《与江惇礼秀才》中说：
“柳子之学……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
苏东坡认为柳宗元“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是一大谬误。而且他对柳宗元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四维论》等，评价亦不高。
范仲淹在《述梦诗序》中，对柳宗元的文章，则予以肯定：
“览数君子之述作，而礼意精密……”
范仲淹就党事剖析，肯定王叔文等人谋国之忠，认为柳宗元之作“涉道非浅”。
范仲淹剧照
但凡是这种批评的场合，一定少不了南宋理学家朱熹。他非之：
“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朱熹之论，明显以自己的价值观为准则。柳宗元统合儒释，故朱熹认为其“不甚醇正”。
总观上述诸家之说，宋代人对柳宗元的评价，仍不脱以柳宗元的思想、政治立场为焦点；各人由于立场、观点、知识及掌握史实的深度不同，评价亦出现分歧。
柳宗元《江雪》
后世7位“大咖”的评价
金人对于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亦有评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中说：
“柳子厚附丽小人以得罪天子……其起废之说，悲鸣可怜。”
又说：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无聊，不胜愤激……《黔驴》等说，亦不足观。”
王若虚责备柳宗元亲附小人，被贬谪后又毫无责己、反省之意，反而弄翰自托，颇有刺讥怨怼之意，深不可取。对于柳宗元的作品，王若虚亦以为“不足观”、“徒费雕镌，不作可也”，可见批评之严厉、嘲笑之真切。
有没有中立者？态度较中肯者如元代刘谧，他在《三教平心论》中评价道：
“韩则诋佛，柳则学佛……然儒家不满于子厚者，以其失节于王叔文耳……其安恬处顺，亦可见矣。”
刘谧认为柳宗元固失节于王叔文，但探究柳的用心，是以人民为念，而非贪图荣华富贵。况且，柳遭贬谪后又能“安恬处顺”，故对柳宗元颇有赞赏之意。
柳宗元雕像
到了明代，以政治立场评价柳文者也有不少，他们对柳宗元皆有所訾议。
李时勉认为：文章的评价高低，与文人的德行成“正相关”。他说：
“扬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
刘定之也说：
“以文言，柳差肩于韩……文虽美，而若斯过恶，固非可湔涤者也。”
刘定之对柳宗元参与王叔文党一事，甚不谅解。他认为柳宗元《河间》之作诋毁宪宗，能获赦是大幸；柳的行为不可取，可取者“惟称其文而已”。可见，他对柳宗元的偏见，实在是深。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针对韩愈和柳宗元作了深刻的评述：
“韩于书无所不读……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为文……其平生所读书，止为作文用耳。”
“故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摹拟之迹。”
“韩文如大将指挥，堂堂正正……柳则偏裨锐师，骁勇突击……”
茅坤认为柳宗元无法与韩愈媲美，其思想不如韩愈，文章亦多有模仿之处，风格上与韩愈之“堂堂正正”亦有差别。茅坤之见，一针见血，却也对柳宗元评论失之偏颇。
韩愈画像
清人大致上仍是“尊韩抑柳”为多。不过，对于柳宗元参与王叔文党一事，他们有不同于前朝的看法，评说也较为公允。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平心以考其所为，亦何至此哉！”
王夫之为柳宗元在历史上的污名，作出了分辩：柳宗元等人所行新政，是“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至于柳宗元等人阴谋逆图之说，并非事实，他们所为亦属人臣分内之事；只不过，这些改革者犯了“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之失，而且“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以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这也是其失败之主因。
所以，王夫之惋惜地说道：
“（柳宗元）其愚亦可哀也矣！”
王鸣盛也为柳宗元作出辩解：
“其用心则忠，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
可以说，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对于柳宗元参与王叔文改革，作出了较为客观的分析。
柳宗元雕像
玲珑说
“永贞新政”既然是柳宗元受诋毁之源，其真相仍然需要深探。
无论如何，柳宗元在新政中，一切以利安元元为务，其所为或过于躁进，然不应据此就判他为奸佞小人，也不应抹煞新政中有益于人民的善政。
韩愈“以道自任”，柳宗元“羽翼夫道”，这也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实不应以狭隘的观念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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