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在总赋税当中农业税比例远低于此前的汉唐和此后的明清，商业税为主的非农业税则占据着越来越高的比例。这往往被作为宋朝繁荣富庶、商业发达、农民负担轻的标志。
宋朝版图
但事实正好相反，高额的商税比例，正说明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其工商业发达程度，也根本比不上后来的明王朝。
惊人的商税比例：
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引用漆侠《宋代经济史》一书的数据说：
"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20．4％和15．3％。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 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加上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非农业税更达84.7％"
如此高昂的商税比重，放在封建社会实在令人惊异。如果这还不够直观，我们可以再用宋朝和明朝前期的商税收入比较一下。
宋天禧年间的商税收入，竟就相当于明宣德年间的十倍以上。这能否说明宋朝商品经济极为发达，才能获得可观的商税呢？
官办经济的顶峰：
然而，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是由农业创造的，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粮食压力巨大、地缘相对封闭的古中国，这一规律绝不可能打破。宋王朝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而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其生产毋庸置疑仍是以农业为主。
而宋朝庞大的商税收入，实是中央通过繁复的专卖制度，高度介入商业活动当中，与民争利。
酒、茶叶、食盐这些人民生活必需的大宗物资，由朝廷进行专卖，这反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空间，扼杀了民间商业的活力。宋朝的重商主义，毋宁说是官办经济的顶峰。
郭正忠先生就认为，宋朝非农业税的不断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剥削程度和剥削范围的急剧增加。
在南宋海贸最兴盛的时期，各市舶司的关税合计也不过数百万贯，仅占朝廷收入的4%到5%。无疑大宋王朝像清末海关那样通过外贸岁入数千万两白银，只是当代网民的异想天开。
宋朝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这些专卖活动导致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对宋朝商税的贡献就高达34-68%，这些税赋都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成本，如宋代的盐价相当于后世明代的5倍以上。
遍地设卡：
宋朝的商税征收以遍地的关卡著称，不仅仅是商人，普通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人民也难逃商税的征收。
在全国，宋朝设置了2200个税关，而后世的明代仅有11个。宋朝农民挑着米粮、家禽、布帛、土特产到城里售卖都需要交税，商人携带铜钱离开地界也要交税。
宋朝工商务产分布图
繁复的关卡，会导致商税的重复征收，对于正常的商业活动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此一来，小工商业者由于沉重的商税压力，必将无以为继，而拥有雄厚财力的巨商和拥有官面背景的官商则越发能扩大其资本实力，肆行兼并。
强卖厉民：
可能有人会想，茶叶、酒等物资，主要消耗者毕竟是富民，底层百姓对其需求较少，甚至可以完全不消耗。高昂的茶酒榷税，是否能起到抑豪强以利贫弱的作用呢？
如果这么想，就实在太低估宋朝中枢攫取民财的决心和手段了。对于消耗不起茶酒的底层百姓，宋王朝往往会采取强卖的手段，掠夺财富。
南宋由于酒税榨取太甚，导致酒价过高，卖不出去，为了征收到预定的税额，不得不强迫百姓买酒。有些地方根据居民财产划定级别，上户、中户、下户各自规定必须出多少钱买多少酒。更有甚者，还强迫百姓缴纳尝酒钱：
"尤为离奇的是，当阳县'每遇人户纳夏秋二税，并令先纳尝酒钱，以家业多少为率，自五百至三千，虽赁地侨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认，'一年两次尝酒钱将近两千贯'。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
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乾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南宋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这里所谓的酒税，就是赤裸裸的掠夺了。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但宋朝所谓分其利，最终更多还是掠夺于广大的底层人民，而非商贾本身。
和买制度：
宋王朝有和籴和买的制度，和籴是官府强制购买民间粮米，和买是强制收购民间布帛。由于朝廷一般使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从民间强买，事实上成为了另一项沉重的税赋，其数额甚至越过了正税。
宋朝交子
到南宋时代，宋王朝的纸币不断贬值，近乎废纸。以这样的纸币从自耕农或佃农手中充作铜钱，低价强买米粮，事实上根本就是强抢。于是底层人民的负担越发沉重了。
到了元朝，和买制度越演越烈，朝廷疯狂使用纸币强行掠夺民间财富，使得民不聊生，百姓纷纷破产，最终激起轰轰烈烈的元末大起义。最终，和买制度被朱元璋基本废除。
文章小结：
不可否认，宋朝的风气是不讳言利，有一些鼓励商业的举措。宋朝少数大城市的高度繁华，无疑与重商政策的实行脱不开干系。
但总体上，宋王朝沉重的商税，并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且大部分仍要转嫁到农民为主的底层人民身上。
进入南宋之后，宋朝被迫与豪强地主达成妥协维持统治，中枢对于土地的掌握能力极度下降，这才是南宋农业税比例骤减的关键原因。
在此基础上，非农业税的再度激增，事实上是"舍越殷强，首先贫弱"的搜刮，避开豪强而越发重敛小民，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显示出宋王朝统治的孱弱，以及对人民剥削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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