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1日拂晓,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解放军攻入城区后，市区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到处是成帮结队的溃兵,或打着旗,或脖子上缠着红布带,主动打听解放军的位置,要求投降。一些军官则开着吉普车满城乱转,找解放军去他们的兵营受降。
这些国民党军投降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让人觉得可笑，下面先上几个国民党军投降细节，看看他们是怎样投降。
第十二纵队一个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分别爬上3辆吉普车,闯到3个兵营受降。每个兵营兵力少则有二三百人,多则七八百人。
一见吉普车载着解放军,一齐高呼：“解放军来人了,快出来缴枪。”
几百人蜂拥而上,将吉普车团团围住,纷纷问：“枪缴到哪儿?”
吉普车上的战士随便朝东一指,很威风地说：“枪堆到那里,码整齐!”
俘虏纷纷往东拥,将枪码成了一座小山垛。解放军战士又往西一指：“人都到那边集合!”
俘虏缴完枪,纷纷跑到西边集合。排好队形后,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解放军,等待发落。
三四个解放军战士也不知下文该怎么做了,扎成一堆小声商量起来。最后决定派一名战士带着那辆吉普车去找上级请示。偌大一个沈阳市,战士不知上级在哪条街,指挥司机一时东一时西,逛了一整天街,兵营里的俘虏早饿得肚子咕咕叫了。
有的俘虏怯生生地嚷道：“共军大哥,有吃的吗？”
“不是派人联系去了吗?”解放军战士说,“联系上了饭就来啦!”
左等右等那个战士还没来,急得两三个战士脑门儿直冒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时间长了,这帮俘虏难说不生事。
最后,冲进一群解放军,高呼:“缴枪不杀!”
“别开枪啦,我们早就缴枪啦!”俘虏们吓得连忙乱喊。
第一纵队有一名战士,只身冲进市中心的“剿总”战车团大院。
战车上的国民党兵见状高呼：“解放军来了!”
“不许动!”解放军战士端着枪吼道。
“我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有的国民党士兵说。
“我们没放过一炮,不信你来验炮口。”
解放军战士仔细一看,汽车、装甲车、坦克整整齐齐地排着,驾驶员笔挺地站在一旁,等待接收。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团长宋文洪带着3名参谋长开着吉普车,在五义路见一个大胖子挥着白旗,站在公路中央,拦住去路。
吉普车停下来,大胖子点头哈腰地说:“我是高射炮团的副团长,团长缺编,我是头儿。总算把贵军盼来了,快去我们团受降吧。”
宋文洪载着大胖子开进一所大院。大胖子先将“共军长官”们引进办公室,摆上酒菜,大献殷勤。宋文洪说:“先办完投降手续再说。”
“好的,好的,”大胖子点头哈腰,“请跟我来。”
大胖子打开一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堆满了美式卡宾枪。又打开二楼一个大房间,里面坐着400多名赤手空拳的士兵。
第一纵队第三师第八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正在大街上追赶队伍,迎面跑来一名战士,说:“主任,快来,有一个营的敌人要投降。”
张镇铭跟着那名战士来到敌坦克营门口,只见一名军官大吼一声：“立正！”
院子里有八九十名国民党士兵,列着整齐的队伍,像搞阅兵式似的,一个个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军官跑步奔向张镇铭,突然双脚一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声音洪亮地说：“报告长官,坦克营实到官兵84名,实有坦克8辆,正式向贵军投降。副营长王建业。”
张镇铭也回了个礼,说:“营长何在?”
“本营营长于凌晨5时30分逃跑啦。”王建业道。
“坦克是否完好?”张镇铭问。
“坦克完好无损,贵军投降条件上规定不准破坏武器装备。”王建业说。
以上是几个细节，下面再介绍几个国民党军成军成师起义、投降过程。看了也让人忍俊不禁。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成军成师地起义、投降，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解放军第十纵队三十六师一O六团三营在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周彬见到了东北“总剿”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袁提出要同解放军进行谈判,明确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周彬表示不同意,令其交枪,双方发生争议。
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
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1小时答复。袁回去商议后不到1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周彬明确保证其安全。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刘震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
参谋长蒋希斌令兵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
国民党军一三O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
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
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O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谈判成功。王理寰当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总人数约8000多人。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他们向部下交代:“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
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谈判。
毛芝荃、佟道提出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双方发生争议。
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抵抗。
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
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
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11月1日中午,解放军打到银行大楼。周福成率第八兵团机关300多人正式投降。
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让周福成命令仍在顽抗的青年军二O七师投降。
二0七师在东大营和乔家窝棚已经顽抗了两昼夜,他们对周福成的命令置若罔闻。
刘震气得大吼:“坚决彻底歼灭它!”
11月2日,青年军二○七师在我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打击下,终于遭到覆灭的下场。
至此,沈阳全部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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