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监察御史赵炳麟传8：上疏促立宪，五大臣出国考察

观赵炳麟的一生，其忧国忧民思想贯穿始终。而忧国忧民又与忠君相糅合，带有晚清爱国士大夫鲜明的社会烙印。而赵炳麟在他人生经历中与袁世凯的较量，更是惊心动魄。在晚清立宪运动中，在寻求改革的进程中，赵炳麟走在了同时代绝大多数智者的前面，他希望朝廷向西方学习，改革政体，设立议院，制定宪法。赵炳麟是晚清大臣中最早奏请朝廷实行立宪政体的大臣之一，并在立宪问题上与袁世凯开始了第一次的较量。

赵炳麟很早就对西方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认为西方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体所缺乏的，因而将其看成中国实现富强的最有效方式。在阅读西方历史之后，他写下十三首《读西史偶咏》，热情歌颂“大宪章”、“国会”、“共和政治”、“政党团结”、“民会”、“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重商主义”等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中国传统的“农商不逮”政策进行抨击，赞赏那些为国尽心尽力的政治家。

在《共和政治万岁》中更是推翻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强烈表达了赵炳麟对宪政的向往，对西方的议院制度充满了崇敬向往，对其“代议制”的民主精神表示了由衷的赞美。他认识到，只有实行议会制度，将义务和责任明确下来，才能既制约君主的暴政，又消弭下层的暴乱，从而实现“治平世”的理想。

他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向光绪皇帝上呈《防乱论》。该奏详尽地阐述了改革思想，体现了君主立宪思想。赵炳麟勾画出了一幅“宪法既行，一切用舍、兴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的美妙图画。在《防乱论》中他提出了防乱三策：一是“开利源”，农桑开矿办工厂，要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样，“百姓既足，国家虽多取之，民亦不以为苦。此防乱之策一也。”二是整顿吏治。他认为“中国不欲治则已，欲治必自饬吏始。”整顿吏治之法，首先要从严考核官吏开始，并根据考核成绩分上、中、下三等。三次上等，可提拔使用；中等留省学习；三次下等，“立予休致”。“以政治学擅者，使之治民；以法律学擅者，使之治刑，以税务学擅者，使之理财；以交涉学擅者，使之外交；以工艺学擅者，使办制造局；以师范学擅者，使为学堂教习……二者并行则吏治饬，吏治饬则民事兴，民事兴则民财裕，民财裕则民风纯，安有乱民之防吾治化耶？此防乱之策二也。”三是“达下情”。“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他明确提出开设议院的要求，“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此防乱之策三也。”他认清危机四伏的形势，“时局至此，内乱亟矣！邦本危矣！”他言辞恳切地吁请朝廷快行改革：“若敷衍迁延，日坏一日，后虽荷戈十年，流血千里，恐无补于吾国之涂炭也！”

为避免“不数传而辄易姓”的高昂代价，避免战火连天、生灵涂炭，赵炳麟请求快速改革，实行君主宪法。面对千百年来的皇权专制体制，赵炳麟以极大的勇气要求开设议院，通过和平变革的方式实行立宪制度，对于赵炳麟这样一个言官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可惜赵炳麟的奏议虽然极具远见卓识，却未能及时得到执政者的重视。

赵炳麟明显地感觉到，不实行立宪，清皇朝江山难保。1894年6月，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时政，被置之不理。遂后赴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革命。这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此后他在海外16年，先后5次环游世界，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建立革命组织。1905年8月，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里，孙中山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发动武装起义。而康有为、梁启超建立保皇党，他们认为满清与我同种，主张从慈禧太后手中营救光绪帝重掌大权，以恢复变法维新、实现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与主张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康有为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赵炳麟与康有为的立场相近。

为了防止暴力革命带来的灾难，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三日(1905年7月15日)，赵炳麟上疏督促清廷考察宪政、变通政体，以固国本。他还将此疏寄给父亲赵润生观阅，并将日俄议和消息及六月十四日考求各国政治上谕同时寄回。赵润生七月初二日接到此信，看后，欣欣然喜曰:“中国人做事如土偶、木偶，有形迹而无精神。倘事事考察本原、统筹全局，法出必行，禁出必止，天下事尚可为也。”但赵润生不幸于同月初六患脑溢血病逝。

赵炳麟故居前的门楼

随着立宪影响的深入，清廷也感觉到立宪对稳定政局的重要性，就在赵炳麟上疏的翌日，朝廷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布上谕，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政治，是为“五大臣出洋”。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

9月2日，五大臣准备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启行，各界人士前往送行，此时却发生了谋杀爆炸事件，其中载泽轻伤，而绍英的伤势较重，另外随员与送行人员死伤十余人，此举为革命党人吴樾所为。

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因为这也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所迫。这年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出洋考察。“五大臣出洋”因吴樾炸弹谋杀案而推迟，原定出国的兵部侍郎徐世昌因任巡警部尚书，商部右丞绍英在谋杀案中受伤较重，均不能成行，清廷另任命尚其亨、李盛铎代替。1905年12月7日，先赴日本，后抵达美国，取道英、法到达德国，继考察奥、俄、意三国，并游历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国。1906年7月21日“五大臣出洋”返归上海。

蒋廷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