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诗：男性春风得意之欢歌，女性性别觉醒之号角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知识分子最佳的一条政治出路。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在科场奋斗过，并写下了大量与科举考试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可细分为赴举自述诗、登科抒怀诗、落第志感诗、送人赴举诗、贺人及第诗、慰人 落第诗以及省试诗等，形成了流传诗坛千年的“科举诗”这一诗歌门类。

科举制度对士子一生命运有着巨大影响。俗话说“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登第是士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捷径，无数士人为此 “十年磨一剑” ，以求登科及第。一旦榜上有名，便可“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因此一旦金榜题名，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意气风发之感，在其欣喜之态 、 得意之状乃人之常情。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他们在诗歌中抒发春风得意 、志满意得之情是人性的普遍反映。

登科诗

唐朝科举放榜后，新进士要大宴于曲江亭，谓之“曲江会” 。这些天之骄子以饱蘸狂喜之情的笔写下了不少的宴会诗 。唐代诗人刘沧的 《及第后宴曲江》就用诗歌展示了曲江繁华热闹的景色和自己登第后志得意满之情：”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题仙籍 ，柳色箫声拂御楼。“唐朝状元裴思谦放榜的当晚就宿于妓院，借妓女之口描绘出了自己及第的欣喜之情： “银缸斜背解鸣珰 , 小语偷声问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

粉壁

最著名的登第诗要数孟郊《登科后》 。孟郊生活的中唐，社会兵戈纷扰，政治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安史之乱”打破了统治者的安逸，也扰乱了士人平和的心境。在这样动乱的社会背景下，孟郊这个“性格狷介孤傲，不谐俗流”之人，穷困潦倒，受尽了人生的苦难。

建中二年，31岁的孟郊作了《上河阳李大夫》一诗，干谒怀州节度使李芃，向表达了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援引的愿望，却如石沉大海。贞元二年，孟郊再次作《上包祭酒》，干谒当时主持礼部贡举的国子祭酒包佶，希望得到对方的赏识，依然未能如愿。贞元六年，41 岁的孟郊得中乡贡，次年赴长安参加科举，但却不幸落第。贞元九年，孟郊再次参加科举考试，献诗《古意赠梁肃补阙》给当时主持科举考试的梁肃，但仍再次落第。

接连的打击，让孟郊忧愁怨愤而又无可奈何，三年后的贞元十二年，孟郊终于登进士第，之后写出了那首著名的诗作《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

诗一开头就直接倾泻心中的狂喜 ，以往生活上的困顿与不安已不值一提，今朝金榜题名， 终于扬眉吐气。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诗人神采飞扬的得意之态 ， 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心花怒放的得意之情 。

唐朝诗人的登第诗，感情抒发大多比较直露 、 真切，典型地坦露了及第士人惊喜交集 、 百感丛生 、 夜不成寐的情状 。连白居易登第时也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来表达少年得志的喜悦之情。

“诗有三真：言情欲真，写境欲真，记事欲真”。只有具有真实的情感的诗歌，才能动人心弦并流传久远。孟郊的《登科后》是诗人感情的自然流露之作，诚而无伪，毫不矫饰，做到了“真”，因此这首诗便蕴含了艺术的灵魂与真谛。

赴举诗

一介书生背井离乡、跋山涉水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情往往是很复杂的。及第后的种种好处会使其情绪亢奋、跃跃欲试；录取的不易，又使其瞻前顾后、忧心忡忡。这是绝大多数应试举子心理状态

唐代科举试的考卷并不糊 名，考试前举子也可向社会名流、王公大臣及知贡举者投献诗文，求得赏识。社会名流也可向知贡举者推荐，这叫做“通掩”。这种推荐对举子能否中第关系极大，而找不到王公贵族和名流推荐，成为下层知识分子心中最大的悲哀。

为 了求得应举的成功，士子们在试前拿着自己的诗文四处干谒，希望获得大佬们的赏识。这些诗往往将自己比为 能跃过龙门的鲤鱼，乞求受诗者垂施恩惠，自己登科成名后定会象呼风唤雨的龙那样报答提携之恩。朱庆余的那首著名的《 近试上张籍水部 》，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馀此诗投赠的对象，是官水部郎中的张籍。张籍当时以擅长文学而又乐于提拔后进与韩愈齐名。朱庆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经得到他的赏识，临到要考试了，还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此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以公婆考，写下了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全诗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新娘打扮得入不入时，能否讨得公婆欢心，最好先问问新郎，如此精心设问寓意自明，令人惊叹。

最妙的是，张籍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这首答诗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落第志感诗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最甜美的歌，就是倾诉那些最哀伤的思想的”。士人落第后，那种失望、羞愧、怨诽、悔恨以至痛苦，不亲历其中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唐代科举考试的放 榜时间一般在春二月，所以落第志感诗在描绘春天风物景色的同时，往往直抒胸臆，毫不矫饰，坦露出被科场利刃所穿的心灵，读来十分哀婉动人，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很多士人在科举落第之后，选择了归隐之路。隐逸是中国古代文人人文精神的传统之一，在观念上崇尚独善其身 、 高蹈出世的自由人格 。隐逸是高洁人格的表现， 也是士子在仕途失意时的精神港湾。归隐不仅是诸多落第士子的无奈选择，而及第后有归隐之念或选择归隐的士人也不在少数 。唐朝田园诗人顾非熊，就用一首《将归茅山酬群公见送》表达了自己归隐的志向：“此名谁不得，人贺至公难。素业承家了，离筵去国欢。暮天行雁断，晓渡落潮寒。 旧隐茅峰下，松根石上盘。”

放弃仕途去归隐，这些士人的心里必然会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诗中用 “ 暮天、 雁 、 落潮” 等意象勾画了悲凉的心境， 尾联并点出自己曾隐居于茅峰下， 自己的隐居志向一直都没有改变。

落第后羞愧难当、感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人也不少。杜荀鹤 的《下第投研知 》“不辞更 写公卿卷，却是难修骨肉书”、常建的《 落第长安 》“恐逢故 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 春”。都真切地反映了落第者的沮丧神态，将落第士子们刻画得栩栩如生。

做为落第者的朋友，劝慰落第者不为挫折压倒，振作精神来年再考的诗歌也有不少。曹邺用《关试前送进士姚潜下第归南阳 》劝慰朋友：“莫羡长安占春者，明年始见故国花”；薛能用《闻李夷遇下第东归因以寄赠 》中的”吾子莫愁登第晚，古人惟爱贱游闲“开导朋友，就是想告诉朋友，落第固然是坏事，但也大可不必为落第伤神凋颜。

“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唐代科举诗由于与作者的人生理想、政治抱负、仕宦前程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诗中有关人生的感悟便尤为深刻。这些科举诗是诗人们艰难应考的辛酸记录，也是他们精神希望的寄托，是他们心灵的栖息之所，是他们宣泄内心苦闷的工具以及排解忧愁怨愤的最佳途径。

女性科举诗

因为古代女性被排除在科举之外，因此女性科举诗存世不多。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出身科举世家，作为科场之外颇有才华之才女，席佩兰看着男子在科举之途上奔竞，心情十分复杂，做了不少有关科举内容的诗歌，成为古代女性科举诗的代表人物。

在封建科举时代，才女、特别是那些与场屋之人有着密切联系的女子，对科举功名往往怀有复杂的情愫。虽然女子无权在八股文章上与男性竞技，但在诗歌领域还是可以与男性角逐的。她在乾嘉女性诗坛上，与女诗人钱孟钿、王采薇等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颠覆传统观念，声援袁枚 “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的观点，与男人“一较高下”的念头通过她的诗歌中难于察觉的遣词，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席佩兰与那些满心期望丈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代女性不同，她并未把科举功名作为士子人生追求的全部。所以在丈夫乡试落第时，她能冷静客观地对待，开始了对科举的反思，她们已经不把科举及第看成士子价值实现的唯一渠道。

夫贵妻荣是科举时代的社会常态，在此氛围中，席佩兰对科举却不甚介怀，其科举诗中更多的只有名士情结与竞技意识。席佩兰虽为女子，却有丈夫情怀。“深闺曾未见，放眼胆俱雄”、“比似临邛高一著，文人不看看英雄”、“况以深闺质，偏冲十月霜。登高非孝子，轻易别家乡。”这些诗句中皆是席佩兰的诗歌创作已经走出了闺阁绣房，走向广阔的生活创作时空的表现。

在《夫子报罢归以慰之》中，席佩兰写道：“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人间试官不敢收，让与李杜为弟子，有唐重诗遗二公，况今不以诗取士。作君之诗守君学，有才如此足传矣”。

身为女子，席佩兰无法参与科举，但其科举诗中包含着较为明显的“名士情结“。她用诗告诉自己的丈夫，即使不能仕进，只要诗才值得称道，也可成诗人，同样可以显身扬名。“人间试官不敢收，让与李杜为弟子”，显示了女诗人的卓越识见和不凡胸襟。

这是一首落第劝慰诗，席佩兰在诗中并未劝说丈夫用心八股，而是以夫君的诗才勉之以激发其信心。科举竞争激烈，成进士者毕竟少数，一些不爱仕进或“久而不售”者往往容易产生“名士情结”，笑傲于山水烟霞，折冲于诗酒权贵，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女诗人的名士情结是对科举的反思与背离，却是追求自由人生之必然，是文化渐趋发达时代文化世家中女性觉醒的表征。虽然她也理解、支持丈夫参加科举，却不希望他一味沉溺于八股科举中，足见女诗人的过人识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有识之女性已经开始越出旧思想的藩篱，不再一味地看重科举功名。特别是在江南文化兴盛地区，科举在世家的堡垒内部孕育着破裂的种子。封建社会到了清代走向式微，时代的嬗变在席佩兰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她对科举的思考，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取，说明女性已经开始了思想上的觉醒与反叛。这是席佩兰科举诗的最重要价值。

有人说梓的《 儒林外史 》是清代士人追名逐利的”百丑图“，那么”科举诗“便是这一制度下的一部活生生的《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