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艺术|田青教授讲说梵呗—朝暮课

田青教授

佛教音乐专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现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通州光中书院理事长。

主要著作：

《田青文集》、《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

梵呗——

人间佛教的弘法之舟

星云大师早在宜兰弘法时期，便开始组织梵呗歌咏团，以音声为佛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倡导下，以“人间佛教”精神为宗旨，进一步将传统梵呗舞台化、艺术化、世界化，使这古老的弘法之舟乘风破浪，驶进了现代社会的各个角落，驶进了世界许多大都会的音乐殿堂。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10月至今，佛光山梵呗团在世界各地的正式演出就有数十场之多，“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在嘹亮警心的梵呗声中得到了实现。

古之大德，将梵呗称为“弘法之舟楫”，其原因正如先儒所说，是因为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 。纵观历史，从天竺梵呗到中国后的华化，到今天汉传佛教唱诵音乐的舞台化、艺术化、世界化，中国佛教梵呗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体现了佛教中国化、人间化的理想和实践。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沿着三条线平行而进：

1.天竺梵呗一中国梵呗一唱念一朝暮课诵与法事音乐。

2.东晋唱导一唐宋俗讲一明清宝卷一弹词一曲艺及民间佛曲。

3.于阗佛曲一梁武帝正乐一唐宋燕乐大曲一元明曲牌一佛教器乐曲。

这三条线中，除第三条线是器乐曲外，其余两条线中梵呗都是重要内容。

一、梵呗与课诵

(一)朝暮课诵，亦称“早晚课”“二课”，是佛教徒每日必修的功课，也是汉传佛教仪规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法事活动。早晨僧徒上殿所唱诵的是早课，傍晚上殿所唱诵的内容叫晚课。

课诵俗称“唱念”，说明其中包括“唱”和“念”两部分。(唐)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是研究印度古代史的珍贵资料。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义净不但极言印度佛教音乐之盛，称“西国礼教，盛传赞叹”，而且详细记录了当时佛教徒在印度奉诵佛经时先赞(先唱赞)、次文(其次念诵经文)、后冋向发愿这种“三启” 仪制和“唱” “念”这两种形式。

而这两种形式，到了唐代，则被称为“梵音”与“转读”。这两种形式，自古至今，一脉相承。

所谓梵音，也就是“梵呗”。从天竺传入中国后，首先有一个华化的过程。曹植，这位据说曾“七步成诗”的才子，不但在中国佛教初肇的年代传播了来自天竺的佛教音乐，还曾经在3世纪初创造了第一批汉语演唱的 “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而“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极大地影响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整个汉传佛教地区。

对“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这句话，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四十二契”的含义是指四十二首曲调，甚至是四十二首乐谱。但四十二这个数位，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书，便是《四十二章经》。而《清凉山志金璧峰传》记载明洪武年间金璧峰所创造之佛教音乐时，也同样提到四十二这个数位:“师(指金璧峰)尝创华严佛事，梵音清雅，四十二奏，盛行于世。”

这所谓的“四十二奏”，当然也可能指四十二首曲调， 但另一种可能是与“华严字母”有关。所谓“华严字母”，亦称“悉昙”， 即梵文四十二个字母。现在流传的佛教歌曲《华严字母》，也叫《悉昙颂》，便是用一个基本曲调，每一个字母唱一遍。金璧峰的所谓“四十二奏”，很有可能即是唱“华严字母”，因为《清凉山志》已清楚言明他的音乐是在“华严佛事”中使用的。

慧皎《高僧传》中提到曹植所创的梵呗中，有《太子颂》和《及賧颂 》。所谓《太子颂》，估计与吴支谦所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有关，宣讲的是古印度释迦族太子乔达摩悉达多修道成为觉者的故事，因为中国佛曲的一个主要内容和形式，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佛教音乐三条线中重要的一条，便是用说唱来表现佛教故事。

而《及賧颂》中的“及啖”， 估计是“悉昙”二字的另一种译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四十二“契”，就有可能也指的是四十二个梵文字母。根据慧皎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到了梁代的时候，还有曹植作品的遗绪。慧皎曾认定梁代仍然流传的 “皇皇顾惟”一曲，“盖其风烈也”，就是曹植的作品。

宋时，朝暮课诵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已集撰而成。如现行早课中“上来现前清净众，讽诵楞严秘密咒”等十二句“回向偈”，为宋僧真歇清了 (1088—1151 )所作。其后“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等八句， 为择瑛所撰。

晚课中的《礼佛大忏悔文》和其后的《蒙山施食》，则是宋代僧人不动所撰。蒙山位于四川雅州，是不动修行的地方。他认为奉诵和忏悔后，应该利及幽冥，所以根据《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整理成文，前增五十三佛，尾码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和普贤十大愿偈，共成一百零八顶礼， 以表愿断一百零八烦恼之意。然后根据密教经典，集成施食仪文，共十二段。晚课中“一心皈命，极乐世界”等“小净土文”，则为宋遵式(即慈云忏主，964—1032 )所作。晚课最后的两首偈:《警策大众偈》和《普贤警 众偈》，从北宋崇宁二年(1103)僧宗赜所辑的《禅苑清规》卷二《念诵》开始，就将此二偈合在一起，一直传唱至今。《警策大众偈》出自《出曜 经》，经中说佛陀因见三条大鱼被惊涛浸灌，流入浅水，各自挣脱逃命。

于是，佛陀便口诵一偈:“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早课中每逢朔望加念的《祝韦驮》和《韦馱赞》，因“韦将军”的传说初载于 (唐)道宣(596—667 )所撰的《感通录》，所以估计形成赞呗并进入“早晚课”中，应当在唐后或宋时。

明清之时，朝暮课诵逐渐定型，并成为所有丛林必修的功课。在(明) 通容(1593—1661 )《丛林两序须知》、莲池(1535—1615 )《云栖同住规 约》、(清)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等律论疏证中，均有对僧徒朝暮课诵的规定。近代流传的朝暮课诵本，大同小异，以苏州《灵岩山念诵仪规》 和常州天宁寺《禅门日诵》为多。这两个课本，都是在清代开始流行的。

明清以来，由于经济的原因，江浙一带的寺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出现大量以“应赴佛事”为生的“应酬僧”的同时，丛林唱念亦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为代表的“禅腔”和以宝华山为代表的“律腔”唱诵风格得以确立。一直到民国时期，在以上三个寺庙学习过唱念的和尚在全国任何一所寺庙中，仍然会得到尊敬并有望得到“维那” 的职位。

常州天宁寺始建于唐永徽(650—655)年间，初仅“筑室十余楹”。唐天复年间(901—904)正式建寺，名为天福寺，后改名万寿崇宁寺。北宋政和元年(1111)皇帝诏命为“天宁寺”。该寺占地一百三十多亩，寺僧最多时达八百余众。天宁寺与镇江金山寺、扬州髙旻寺、宁波天童寺并称禅宗东南四大丛林，禅宗临济一脉，后逐渐形成禅净双修，显密兼行 、 以修禅为主的寺院。

在近代，该寺的唱念被公认为禅宗“唱念”的“正 宗”，一直到现在，在几乎所有汉传佛教地区，从我国内地到香港和台湾，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禅宗寺院，仍奉常州天宁寺的唱念为楷模。所谓“禅腔”，亦名“平腔”，行腔以体现“禅味”为宗旨，发声沉稳平和， 曲调进行流畅，节奏宽阔而不拖沓，字词准确清晰，反对轻飘、油滑的风格，更不能在唱词之外乱加衬字、衬词。

所谓南京宝华山的“律腔”，曲调以平质朴实为其特色，但基本旋律与禅腔近似。由于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的传承，佛光山的梵呗，应该属于“禅腔” 一类。

佛教音乐人间化的一个结果，是庙堂音乐的民间化和去“神秘性”。明清时，蓬勃发展的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通过与“应酬僧”的频繁接触而对整个佛教唱念产生了影响。比如，昆曲音乐的勃兴便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徒的唱念风格，以至目前汉传佛教大丛林的唱念从旋律到发声方法都可以看到昆曲的影子。民间音乐在佛曲中也有大量的运用，经研究，常州天宁寺所唱《稽首皈依雄》的曲调就是江西民歌《斑鸠调》，在中国佛教的法事音乐中，民间音乐的运用则更为普遍。（待续）

～《田青文集》

供稿：开封大相国寺梵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