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研究

王蔚，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在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探讨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以及新媒体使用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议题显得十分重要。在20132017年间，老年（60岁以上）网民数由1172万递增到4014万，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率从5.8%增长为16.6%。老年群体的上网热潮初步显现，一方面得益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和微信的扩散不无相关（周裕琼，2018）。同时，老年群体因对健康问题尤为关注而成为微信中健康信息的重要消费者。在微信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老年人受益于晚辈的数字反哺，但反哺的内容主要局限在聊天、发红包等工具性技能，在评判、选择、转发公众号等偏重内容性方面的反哺较少（腾讯研究院，2018）。因此，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素养令人担忧，社会呼吁老年人警惕“伪健康”信息，呼吁儿女们拯救父母的微信朋友圈，似乎该群体自然就成为“伪健康”信息的主要受害者。

然而，站在用户主体的角度，老年用户自身对微信中健康信息的可信度感知状况如何？老年用户又是如何采纳和利用这些健康信息的？学者们鲜有研究。因此，本文将老年用户视为日常生活中从事与媒介有关的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通过质性研究技术，考察老年群体在微信场域中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

一

文献回顾

健康信息行为是信息行为的一个派生概念，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就是其中的维度之一。当前，健康信息行为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健康素养、健康信息行为及影响因素方面，尤其聚焦在健康信息寻求和获取行为上，形成了以健康信息寻求行为为代表的内容体系（张敏，2018：25-38），但对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研究较少；健康信息行为的具体研究对象主要涵盖高校教师（肖静，2008：6）和青年群体（Syn & Kim，2016）等，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探讨也较少，在社交媒体情境下的研究更少。

Claudia J. Gollop（1997）最早关注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行为问题，探究老年女性的健康信息行为影响因素。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学者们关注网络环境下老年人的健康信息行为，认为主要包括三类影响因素：一是用户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变量、个体心理特征，以及健康状况和健康素养等（Flynn，Smith & Freese，2006；Wang，Viswanath，Lam，Wang & Chan，2013）；二是媒介因素，如互联网使用经验和使用意愿等（Oh，Kreps，Jun，Chong & Ramsey，2012; Wu & Li，2016）；三是信息因素，例如信息特征、信息效益和可信度感知评价等(Macias & McMillan，2008；朱姝蓓，邓小昭，2015)，即，往往把健康信息可信度作为信息维度中的一个变量予以研究，这在技术接受模型、健康信念模型、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相关理论模型中都有所体现。学者们发现，作为信息因素的网络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会影响用户对健康信息的寻求、获取和讨论（Hou & Shim，2010；吴丹，2017：155），信息有用性、信息可信度等感知收益能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信息分享行为（Li，Wang，Lin & Hajli，2018）。此外，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也可作为一种风险感知，是影响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Deng & Liu（2017）整合风险感知态度和社会支持理论对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中的健康信息寻求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健康风险感知可显著影响健康信息寻求行为意向。莫秀婷和邓朝华（2014）研究认为，感知风险显著负向影响用户对社交网站健康信息的采纳意向。社交媒体平台是信息流动和关系互动的集合体，晚辈成员的数字反哺和同辈群体中的意见领袖对老年人的微信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健康信息可信度不仅仅只是信息因素中的变量，还需考虑经由人际互动和社会交往等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的影响。

以上对影响健康信息行为的用户、媒介和信息因素的考量，都可概括为从微观层面的分析，而对宏观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探讨较少。朱姝蓓和邓小昭（2015）对老年人网络健康信息查寻行为研究涉及对医疗环境、社会支持、社会风气等具有中国语境的社会文化因素讨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总体而言，针对中国老年群体的本土化研究仍相当缺乏。老年人历经岁月洗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社会文化因素对其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不可忽略。此外，已有的研究往往基于认知观的理性行为研究模型（TAM、UTAT、风险感知等），偏向于采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探讨，老年群体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生理、心理需求的亚文化群体，通过质化路径对其行为的深层次理解和阐释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相对其它年龄段用户，老年人对健康问题更为关注。那么，老年用户在增龄过程中面临的认知下降、感官退化等特性是否会影响其对微信中健康信息的可信度感知，进而影响健康信息采纳行为？鉴于此，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如下：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状况如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进一步而言，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又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老年用户如何取舍微信中的健康信息，具体呈现怎样的主体性特征或策略？

二

研究设计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笔者选择扎根理论，即从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现象着手，通过自下而上的材料分析提取概念、构建理论，以对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进行深入阐释。

本研究选择宁波、杭州两地各一所老年大学，在2017年3月-4月期间，通过滚雪球方式对40名老年大学学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前事先征求对方意见，如允许录音，则一边记录一边录音；如对方不同意则以现场记录方式进行，访谈结束后半小时以内当即整理书面记录。所有访谈书面记录保存为两个版本，第一稿为原始访谈记录，第二稿为剔除无效内容的访谈记录。研究中宁波组访谈时间为1小时左右，后续在杭州组开展访谈，时间仅为30分钟左右，但经验材料所得的范畴基本与宁波组一致。此外，按照“理论饱和”的一般操作程序（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2010），以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进一步抽样的标准，笔者继续访谈了5名老年人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的范畴，且相关类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产生新的逻辑关系，即达到了“当搜集的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也不再能揭示核心范畴新的属性”的要求（卡麦兹，2006/2009：144）。因此，可认为本研究已达到了理论饱和的要求。

其中在对“老年群体”的界定中，采用《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发布的退休政策的年龄标准，即将年龄范围框定为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的人群。根据现有的研究文献显示：居住在城市，具有较高收入和教育水平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交媒体（Tennant Stellefson，Dodd，Chaney，Chaney & Paige et al.，2015）和寻求网络健康信息（Wong， Yeung， Ho，Tse & Lam，2014）。因此，本研究将访谈对象框定在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老年大学学员中。

三

范畴提炼

研究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方式。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经验材料打散赋予概念化标签，然后重新组合界定概念、发现范畴的操作化过程。研究将原始材料逐字逐句分析以发掘初始概念，最终抽象出15个初始范畴（见表1）；在主轴编码阶段，解析15个初始范畴在概念和层次上的因果和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类形成更具概括性、概念化的6个二级范畴（见表2）；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进一步挖掘范畴之间潜在的脉络，探析其逻辑关系，发展出新的理论构架（见表3和图1）。

四

研究发现

（一）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1. 作为中介因素的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

在40位访谈对象中，有20位受访者对微信中健康信息可信度持否定态度，16位受访者认为微信健康信息良莠不齐，只能“微微相信”，另有4位用户持总体肯定态度。这与其它用户群体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如Zhang等人（2017）研究发现，有六成之多的用户认为微信健康信息存在非专业性、同质化、过度商业营销等问题。李东晓（2016）认为，企业传播者占主导地位，专业传播者缺席以及信息生产者不详等原因，致使微信中的健康养身信息良莠不齐。可见，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与微信平台中的健康信息生态基本吻合。

已有研究往往将健康信息可信度或健康信息质量作为信息维度的一个变量，考察其与健康信息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信息因素（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表达、信息数量、信息效用）、个人因素（健康理念、权威取向）和人际因素（家人影响、同伴影响）会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健康信息可信度进而作为一个中介因素，对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信息因素是影响老年群体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的关键。信息来源不明，传播者资质不清造成老年用户对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欠佳。同时，老年人对健康信息持“微微相信、不可全信”态度，还在于信息内容的“不一致”或“前后矛盾”。受访者（5号）认为，“健康信息经常不一致，不知道谁真谁假，慢慢的也就不大听了，听谁的都不知道，主要看自己怎么想。”受访者（35号）强调，“微信中的信息各有各说法，最好还是要用科学实验数据来说话”。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制度反思，使得科学知识不断被修正，自身也成为反思的中介。如果将健康威胁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的风险，那么，健康科学知识（信息内容）的变化无常，本身也影响人们对信息的可信度感知。此外，信息数量和信息效用也会影响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受访者（20号）认为“个人转发的垃圾健康信息太多了”，“这些随意转发的信息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受访者22号）。受访者（28号）则认为，“一些养身信息，大部分都是些已经知道的常识，无非是拔高、包装一下而已”。

家人和同伴关系作为重要的人际因素，对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产生影响。老年人的微信使用存在典型的文化反哺特征，即年长一代开始逐渐听从年轻一代的建议，接受知识和文化的逆向流动过程。绝大部分老年用户认为儿女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储备，更强的健康信息鉴别能力，会听从儿女的提醒和建议。18号受访者认为，“有些（保健品信息）黑七搭八乱说的，我们老年大学学员一般不会上当受骗的，同学之间都会相互提醒。此外，对微信健康信息持肯定态度的老年用户，其主要特征也可概括为朋友圈素质较高或自身选择性接触较好等（13、32号）。这与老年群体主要将社交媒体用于和同龄群体的再连接，寻求网络朋友的社会支持有着重要的关系（Madden，2010）。

此外，个人因素对健康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为已有的健康理念和权威取向两个方面。例如，受访者（13号）表示会根据已有的健康观念对健康信息加以判断，“我们当地的民间俗语很有道理，‘冷言冷语，冷饭冷菜’对身体不好，这种健康信息我就比较认可”。受访者（34号）认为，“（微信健康信息）总体有益，但是我一般都看官方的、大医院的（公众号）信息，一直以来的习惯都是比较相信公立机构。”

2. 人际因素、个人因素的直接影响

人际因素，尤其来自同伴群体的推荐对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具有重要影响。17号受访者具有较高的技术自我效能，是新媒体等技术使用过程中的“早期采纳者”，在新媒体技术的扩散中也发挥积极作用，他不仅经常指点周围群体，帮助他们学习并掌握微信这一新技术的使用，也会适时在同学群、班级群中分享健康信息，作为意见领袖式人物，对周围群体的影响较大。访谈中有多位对象表示来自于17号受访者推荐的健康信息一般会予以参考采纳。此外，来自家庭成员的健康信息，老年人往往采纳较多，这和文化反哺理论不无关系。在健康信息的获取和评价上，老年群体会自然地以为儿女们更有优势，判断儿女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储备和健康信息鉴别能力。受访者（5、10号）认为“儿女文化水平更高，对健康信息理解判断的能力也高于我们，我一般不会转发健康信息给子女，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受访者（9、13、14号）表示“偶尔会转发健康信息给子女，例如提醒多喝水，要保证睡眠，多运动等健康信息。”但这主要是出于情感联系需要，并不在于信息实际效果。同时受访者（14号）也解释到，“其实这些信息儿女们大多都知道，转发一个，就是表示我的心意，有时候子女们还会回复一条让我保重身体的信息，我看了之后，心里头挺高兴的。”

老年人的权威取向作为重要的个人因素，对其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具有一定影响力。很多受访者将购买保健品等信息定位为推销广告，属于商业信息的范畴，因此对其采纳行为较少。受访者2号表示，小区里很多做推销保健品生意的人，微信里一些保健品广告，都不值得相信和参考，“你看过国家（正规）单位天天做广告的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老年群体权威取向的特质，对国家、“公”字号的信息更为相信，对“私”字号的商业信息尚有戒心。受访者5号也认为，“有些广告不实在，程度太夸张，一看到这种推销广告，我就肯定不相信，也不会买的。”这种权威取向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对权威的敏感和崇拜，对权威有一种浑然的信任，会习惯性地不予怀疑与批评的观念和权威依赖的倾向。受访者9号认为，在保健品信息上由于没有权威信息，真假难辨，为了避免损失，宁可判断它是假的，不予以采纳。此外，健康理念对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提倡食疗、药膳和进补的养生文化，这些能巩固原有认知的健康信息更容易被采纳。受访者（9号）同时也提出，微信中有些健康信息还是挺好的，例如提倡吃五谷粗粮，这种说法和医生说法一致，和自己已有的养生观念和健康理念也较为一致。选修中医保健课程的40号受访者也对有关食补的健康信息较为关注，其余则采纳不多。

（二）策略性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

健康传播的最终效果在于说服广大受众采纳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和最终的健康行为虽有差距，但却是受众最终采纳健康行为的基本前提和准备条件。通过访谈可知，健康信息采纳的内容主要包括购买保健品、饮食参考、运动参照和医疗用药决策等四类，其中老年群体大多积极采纳饮食和运动类健康信息；就购买保健品和用药决策而言，老年群体持谨慎意见者较多。总之，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呈现一定出的策略性，具体表现如下：

1. 时空策略：考虑当下情境

在微信场域中，健康信息作为一种信息资本，各方力量围绕其予以争夺，其中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争夺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推拉作用力上。作为信息生产者来说，其信息“推送”力量不一定就能产生作用，还要看用户当下身处的具体时空情境。本研究发现，老年人在采纳微信健康信息时会借助时空策略予以“微抵抗”，包括“适时”“适地”地查阅信息（时空策略）、删除信息（空间上的舍弃策略），收藏信息（时间上的延缓策略，空间上的储存策略），摘抄信息（空间上的迁移策略）等。

作为时间因素的微抵抗。多数受访者认为，利用健康信息的时间点为自己、家人或朋友当下需要的、面临的情境，即根据健康信息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宜性、相关性予以采纳，其余信息则一带而过，稍微浏览而已。受访者（11号）目前正在老年大学学习推拿课程，尤其关注微信中涉及经络内容的健康信息，还会和课程内容、教师讲解作对比。受访者（13、23、24号）表示自己（和母亲）颈椎不好，故平常更为关注和该疾病相关的按摩手法类信息，还会跟着学习。此外，还有一些受访者表示，因时间关系，总体就不太关注微信中的健康信息。受访者（6号）感叹，因照顾女儿生育二胎，每天忙碌得很，只有等孩子午睡的时候才有时间看电视或查看一下微信。崔阿姨是一位城郊的农村妇女，需辗转几趟公交车来上课，她也表示，“家务还来不及做呢，没有时间都耗在微信上。”受访者（18、27、28号）认为时间是一个关键变量，“刚开始接触（微信健康信息）感觉很新鲜，日子久了，对健康信息的求知渴望就没有了。”

作为空间策略的功能使用。微信的“收藏”功能成为老年人存储健康信息的空间，多数受访者表示，平常看到对自己有用的信息会加以“收藏”，碰到急需情况时再对照着看，如受访者（12号）收藏了体检报告单中有关医疗指标的解释信息，认为用处很大。多数老年女性因掌管“家庭厨房”，会经常收藏健康养身的食谱信息。受访者（13号）甚至会把自认为好的信息用小纸条抄下来，整理到笔记本中，这种将线上内容转移到线下的做法，是因为“年纪大，记忆力不太好，抄一遍也是个记忆过程。”当然，也有受访者表示，因手机容量太小，会及时“删除”质量不佳的健康信息。研究还发现，不少受访者对免费Wi-Fi设施尤为关注，一般情况下老年人不太会一直打开微信，更不要说查看里面的健康信息。受访者（6号）趁老年大学值班室有免费Wi-Fi的机会，把积累了好几天的微信内容一次性看完。受访者（27号）在访谈期间本想向研究者展示他收藏的公众号，但转念一想又作罢了，因为考虑到访谈的会议室里没有Wi-Fi信号。

2. 经验策略：社会实践意识

杨中芳（1996：40）指出，任何一个个体都生活在特殊的文化体系、历史阶段及社会制度之下，社会化过程使每个个体都将这些历史沉淀、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所内含的逻辑，转换成自身对事、对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从而影响其行为及表达方式。因此，先前生活实践流中所积淀的经验和观念，会成为老年群体的“心理图式”和“袖里乾坤”，影响其健康信息行为。在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表示会根据自身经验对健康信息质量进行评判，而进一步追问是哪些具体可操作的标准时，受访者往往表现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如同吉登斯所谓的无须明言而进行的“实践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又如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带有自动化特征。本文认为这种“经验”深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观念意识，并将其概括为中庸策略和无为策略的自我调节术。

中华文化传统具有特色的辩证智慧，这从天人关系，天道阴阳的辩证哲学中可见一斑。“和”的观念被儒家发展为“中和”的思想，强调不偏不倚，合乎节度（杨适，1991：92）。受访者（14号）认为，“什么东西都要吃一点，过分关注，过于偏食都不对的，这是一个适当控制量的问题。”受访者（26号）也认为，要根据自己的“灵活性”来判断健康信息质量，“强调营养均衡搭配最重要，即使不好的东西（如腌制食品），想吃还是要吃一点，但不能多吃”。这种追求“均衡”“适度”的理念，正如杨中芳所言，中国人释义系统中的“中庸实践思维”是其处理日常生活所惯用的思维，通过强调“适中”的变通性及灵活性，以寻求恰如其分的行动方案，达到“内心和谐”和“人际和谐”的目的（杨中枢，2009：240）。

《道德经》主张促进民众幸福的最可靠办法就是遵循宇宙的自然法则。道家思想对老年群体健康理念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无为”策略中。受访者（40）表示，不太相信健康信息，也不太相信“早发现、早治疗”这一说法，如果心态不好，健康信息就要少听少看，要坚持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生活哲学。受访者（37、38）也认为，“有病也没办法，自然最好，不要刻意，心情好很重要”。总之，正如林语堂（2000：68）所言，我们（中国人）既认识到了人类努力的必要，同时，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体心态使个体倾向于发展出一种消极防御的策略。

3. 成本策略：低成本采纳或避免

科尔曼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表述为“最大限度获取效益”。本研究认为老年人基于对微信健康信息“微微相信”的心理基础，在考虑是否采纳这些信息时，主要遵循“最大限度避免损失”原则。根据访谈可知，老年人采纳健康信息的类型一般只局限在日常饮食、运动锻炼等领域；相反，在保健品购买方面，因为费用昂贵，需投入较高经济成本，多数受访者表示不会乱买。受访者（27、31、32）都表示，饮食方面的养生秘诀、食谱菜谱等会对照着实践，“即时是虚假信息，也无大碍”。“反正总要买菜的，今天试试这个，明天试试那个都无所谓。”（受访者7号）受访者（35、39、17）认为，“有些肢体动作的内容会参考实践，还会建议别人试试看，反正也无伤大雅”。受访者（2号）也表示，“自己看过的一些运动类信息会教别人一起做（实践），但涉及到买东西，尤其是昂贵的保健品都很谨慎，子女都强调过的。”

在信息行为领域，有研究认为信息超载甚至比知之甚少更为有害。网络中繁杂的健康信息反而让受众无所适从，最后以至于干脆不采取任何行动（Xie，2008）。因此，老年人索性实施“完全否定”策略以避免心理压力，如受访者（4、39号）认为“信息多了反而累赘”，通常只看标题来判断，或者干脆不看。受访者（9号）表示，“信息真假分不清的时候，我宁可相信它是假的，这样子自己也不会吃亏。”受访者（37号）也认为，“那么多有毒有害产品的报道，其实我们小老百姓根本躲避不了，所以不好去多想，不然根本就没法弄，如果不放心，那什么都不要吃了，我总还是相信政府不可能都不管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老年人因年龄增长而更多关注与情绪相关的信息，特别偏向于关注积极情绪信息，减少关注负面信息，以优化情感体验。这与信息焦虑、信息过滤的观点类似，即建立自己的智能护身盔甲，以屏蔽其他无足轻重的信息。

五

结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之中。老年群体是一个对健康需求较为迫切的群体，也是一个具有特殊身心需求的亚文化群体。研究该群体的健康信息行为，不仅能从侧面探究造成老年群体健康素养现状的原因，还能为老年健康传播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一手依据，对于丰富健康传播和信息行为学领域有关特殊群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浙江省两所老年大学的40名学员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归纳构建了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信息因素（信息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表达、信息效用和信息数量）、人际因素（家人影响、同伴影响）和个人因素（健康理念、权威取向）是影响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人际因素和个人因素亦可通过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的中介作用而影响健康信息采纳行为。

信息可信度的研究可追溯到霍夫兰的态度劝服研究，认为信息接受（劝服）取决于信息可信度，而信息可信度又受制于信源可靠性和专业性的影响。信息可信度既包括对信息质量和准确度的客观判断，也包括基于信源可靠性、专业性和吸引力的主观感知（Freeman & Spyridakis，2004）。Kim和Oh（2010）提出，人们在感知可信度时常常依赖社会化线索，例如基于他人提供的信用评级这一反映集体观点的社会化信息进行判断。Klawitter等（2018）认为，尽管健康信息搜索行为具有高风险性，但人们往往同时采用多个互补的启发式方法，而不是对网络健康信息进行密集而深入地系统处理。本研究也发现，人际因素（家人影响和同伴关系）和个人因素（健康理念和权威取向）成为影响健康信息可信度的启发式因素：老年用户会因为重视他人和参照群体的影响和示范而影响其对健康信息的可信度感知，也会因为健康信息与已有健康观念、权威观点相似而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感知。这一研究结论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的观点一致，即态度改变的路径既包括高度卷入的信息搜集和综合，也包括启用周边和社会线索的边缘路径，当用户不能或不愿意精细考察内容本身时，会选择边缘路径进行思考和判断。在信息可信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有偏重于客观判断和主观感知两种类型的研究：吕亚兰等（2016）建构的网络健康信息可信度评价指标就偏重于信息因素的客观指标，涵盖了信息的合理性、公开性、时效性、信息来源、可理解性等6个指标体系；赵文军和陈荣元（2015）从用户特质和信息特征两个层面构建了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模型，则更为关注可信度感知中的线索或启发式因素的作用，其中信息特质包括内容线索、信源线索和社会线索三个维度，且认为用户对来自强联结（关系）信源的信息可信度感知更高。Wang等（2008）的研究也认为，在健康信息搜寻情境中，如果信息来自感知相似的其他个体，那么信息用户更容易增加信息可信度感知或易于接受和采纳此类信息。本文所构建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考虑到健康信息可信度感知的中介作用，综合了客观判断（信息因素）和主观感知（人际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共同影响。

信息行为的意义建构论认为，个人的信息使用是在企图弥补差距或非连续的状态，在时空的某个特殊点，个人定义自己面对某一特殊的差距，需要有某种特别的策略（巢乃鹏，2002：137-138）。本研究发现，老年群体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同样具有策略性，例如，基于传统文化和健康理念的经验策略，彰显出中国人释义系统中的“中庸思维”和“遵循自然”法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老年人对食用腌制食品的合理化解释，以及顺其自然、难得糊涂的生活哲学等，这与罗杰斯在创新扩散理论中有关“相容性”和“文化观念”的论述如出一辙，即要注重创新事物与“现有各种价值观、以往的各种实践经验以及潜在采纳者的需求相一致的程度”，尤其强调与现存文化观念的相容性问题，要关注地方系统（观念文化）对创新扩散的影响（罗杰斯，1995/2002：206）。健康信息采纳行为的策略性还体现为考虑当下情境的时空策略，老年群体会“适时”“适地”地查阅信息、收藏信息（时间上的延缓策略，空间上的储存策略），摘抄信息（空间上的迁移策略），删除信息（空间上的舍弃策略）等，这些微抵制的布朗运动，建立了微自由，调动了隐藏在普通人身上意想不到的资源（德·塞托，1990/2009：9-10）；同时，这种主体性社会实践又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既定位于个体的日常生活流中，又定位于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同时还定位于社会制度“超个人”的结构化过程中（吉登斯，1984/2016：12）。此外，老年群体还会运用低成本采纳或避免策略，对饮食、运动类健康信息的低成本采纳或验证，对保健品和用药决策的适度回避，以及对信息超载、信息虚假和负面情感信息的回避性阅听等，较好地维护了其认知和心理上的平衡，也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契合，老年群体因衰老而产生的时间知觉，使之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在情绪上有意义的目标或活动上，尽量回避使之不舒服或负面的情绪（如无聊，压力等），即选择和采纳特定的媒介内容（健康信息）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正面情绪。

本文建构了微信老年用户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但这一探索性研究得出的理论模型还有待于今后对变量之间确切关系的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还体现为访谈对象的局限性，就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而言，老年大学学员的水平高于一般的老年人群体，今后可对社区、养老机构乃至农村地区的微信老年用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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