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军队的缔造者，既非武将，也不是政客，而是个乡村医生

战争是勇敢者的游戏，然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往往不是披坚执锐，有着万夫不当之勇的猛士，而是样貌平凡，本身武功不彰，却能运筹帷幄的智者。以七千白袍兵横扫三十万北魏铁骑的陈庆之是个“射不能穿札，骑不能便利”的儒生，让欧洲战栗在脚下的拿破仑是个身高1.68米的小矮子。

在日本明治维新中，也出现了一位看起来模样很不起眼的将领，和陈庆之一样，他也是连马都不怎么会骑。他只是个乡村医生，却缔造了日本近代军队，率领政府军取得了戊辰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明治维新中居功至伟，他的名字叫大村益次郎。

在风起云涌的幕末时期，日本英雄辈出，由于战争频繁，西乡隆盛、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山县有朋等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人人脱颖而出，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稍后，伊东佑亨、东乡平八郎等人更是蜚声世界，连乃木希典这样的白痴也被捧为军神，可是这一时期日本军事将领中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大村益次郎的名字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大村益次郎原名村田良庵，1824年4月9日生于日本周防国，也就是如今的山口县的一个乡村医师家庭。他家祖辈行医，父亲村田孝益继承祖业，是当地闻名远近的良医，还通晓兰学。

所谓兰学，就是研究荷兰的学问，是日本当时的一门显学。德川幕府控制日本后，实行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1639年，幕府颁发了最严厉的第五次锁国令，规定日本全国只有长崎一处口岸允许通商，除中国和荷兰的船只外，其他国家的船只一律禁止在日本经商。两百年来，荷兰是日本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科技的唯一窗口，日本人通过学习荷兰语、翻译荷兰书籍来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因而涌现了一大批学习荷兰语，研究荷兰文化的学者，并形成一门学问，称为“兰学”。通过兰学的传播，日本人得以接触先进的西方的医术，这也推动了村田孝益这样的医生去学习和研究兰学。因家学渊源，大村益次郎在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学习医术和兰学。

为了提高医术，大村益次郎19岁那年拜在著名医生梅田幽斋的门下学习荷兰医学。一年后，他为了学习中医，又师从日本儒学家广濑淡窗学习汉文。为了进一步深造，大村益次郎于1846年又前往大阪，就学于绪方洪庵塾。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很受老师欣赏。

1850年，大村益次郎受父亲召唤，回到家乡继承父业，开始在当地行医。他在家乡期间，他对外国兵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行医，边翻译了大量的荷兰陆海军兵法书籍并加以研究，从而掌握了近代西洋兵法知识，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黑船来航事件”的发生，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下打开了国门，日本陷入民族危机，日本封建制度也摇摇欲坠。幕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急于加强海防力量，下令各藩购买、制造先进的舰船枪炮，改革落后的兵制兵法。但经过长期“锁国”后，日本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既无技术，也无精通西学的人才。于是各藩都积极地四处网罗人才。在这种背景下，大村益次郎于1853年，由老师绪方洪庵推荐，受聘于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伊达宗城思想开明，希望用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来推动军事改革。大村益次郎在宇和岛的主要任务是翻译西洋兵书，教授西方兵法和指导设计建造炮台，制造战船等。

幕府时期，地方大名隔年要去江户遏见将军，一年值勤幕府，一年驻守领地，这就是“参觐交代”制度。1865年，大村益次郎随宇和岛藩主去江户值勤，他在那里开办了私塾，教授兵学，培养了一批西学人才，他自己又向传教士学习了英语。这一时期，大村益次郎的声誉逐渐鹊起，成为知名西洋兵学专家。

1860年，大村益次郎受聘于长州蕃，但是在门阀等级森严的日本，出身低微的大村并不受人尊重，因为他长相怪异，还被起了“水壶头”、“吐火达摩”等外号，由于不被器重，只能从事翻译工作，有时也被叫去讲授军事学。1865年初，激进倒幕的高杉晋作和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发动政变，用武力夺取了藩政权。从此，大村益次郎才得以重用，并被任命为军制总管，其军事才能，才有机会得以发挥。

大村益次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制改革。原来日本是没有国家军队的，武装力量属于各藩，而藩里的军队又属于各大家族。军人与藩主之间是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只听命于主人。长州蕃的军队就分属于八大家族，称为“八组制度”。大村益次郎打破了这种制度，将军队统一整合，明确上下关系，组成利于指挥和训练的新式军队。

由于缺乏经费，长州蕃无力给军队换装新式装备。大村益次郎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把原来装备的弓箭刀矛和火绳枪全部卖掉，用换来的资金采购带刺刀的新式来福枪。长州军队的武器数量虽然大为减少，但军队战斗力得到了脱胎换骨般的提升，精神风貌也焕然一新。

长州蕃的倒幕立场很让幕府痛恨，先后两次征伐长州。1866年6月，幕府声称高杉晋作政变夺权是犯上作乱，还指责他们与洋人私自交易，以此为借口，第二次联合各藩征伐长州，15万大军水陆并进，对长州展开四路围攻。

长州蕃总兵力不过一万，按理应集中力量破敌一路，可是大村益次郎却分四路迎敌，除去镇守主城山口和重镇下关的兵力外，每一路只能派出一千人，在旁人看来这是犯了用兵大忌，会被敌人各个击破，然而高杉晋作却坚定地支持了他。

大村益次郎亲率一千人马在艺州口对阵五万幕府军，幕府军见长州只有这点兵力后非常轻敌，根本没放在心上。可是6月13日，大村益次郎乘对方还没有集结完毕就抢先发起突击。装备了新式步枪的长州兵人数虽少，战斗力却很强，幕府军被阻在小濑川东岸不能前进一步。6月17日，大村见这里的战线已经稳定，便率领七百人转向石州口，与那里的守军汇合，而他们当面之敌有三万人。大村益次郎亲自连夜化妆进入敌方侦查，摸清幕府军本阵在益田的部署，回来后，就指挥部队在凌晨发动了攻势。长州兵装备了米尼和格拜尔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步枪，不仅射程远，射速更是幕府军手中老式火枪的七八倍。而且大村训练的长州兵采用西洋新式战法，列成散兵线，很难被敌方击中。当时观战的坂本龙马在笔记中写到：“长州兵绝不布设密集阵型，而是分散冲锋，使中弹的人很少。”

双方甫一交战，幕府军就在长州兵猛烈火力打击下败退了。其阵中有“剑豪”之称的永井金三郎，还有宝藏院流的枪术名家岸静江，都是“一骑讨”的猛士，可他们连长州兵的面都没见到就被打成了筛子。

幕府前方战事不利，后院又燃起大火，因为反抗横征暴敛，大坂、江户的贫民发起捣毁运动，农民也发动起义。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在风雨飘摇中死去，征伐长州的战争已经难以为继了，8月，幕府撤军，战争以长州的胜利结束，此后幕府的统治体制迅速崩溃。

1863年9月30日，日历文久3年8月18日，幕府支持的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八一八政变”，汇津、萨摩两藩联手将主张倒幕的长州蕃势力赶出了京都。长州被视为朝敌，藩主父子被剥夺官位，萨摩藩和汇津藩还联合各藩打上门来，面对可能被被灭藩的险境，长州只能服软，并斩杀三位家老谢罪，从此长州人恨极了萨摩和汇津，长州军队每个士兵的鞋底都写着“萨贼会奸”，表示一定要把他们踩在脚下。

萨摩藩和长州蕃虽然仇深似海，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尊王攘夷思想，萨摩以前帮助幕府打击长州是因为争权夺利，并非观念对立，他们在倒幕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两大雄蕃在坂本龙马的撮合下，抛弃前嫌，结成了萨长联盟。两强联手，使倒幕派实力大增，终于在戊辰战争中打败了幕府，江户实现了“无血开城”。

江户虽然“和平解放”了，但形势还很不稳定，江户的百姓中有相当多人是心向幕府的，还有几支幕府的残余军队，对政府军形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盘踞在江户城里的彰义队。这支队伍忠于德川家，成员多是浪人、流氓、侠客、赌徒，因而十分凶悍。他们一直想着迎回德川将军，恢复幕府统治。开城后，他们在城里打砸抢烧，大肆破坏治安。新政府宣布取缔彰义队，他们便退出江户，控制了日光山上的宽永寺，准备凭着坚固的院墙死守。这时政府军主力还在继续与忠于幕府的地方势力作战，江户城中只有三千兵马，主将西乡隆盛没有把握一战消灭彰义队。他担心，如果开战，战火将累及江户城里的百姓，使“无血开城”的成果化为乌有，因而投鼠忌器。同时江户周边的幕府残部也虎视眈眈，如果战事不能速决，他们就会卷入，倒幕的局面可能会因此逆转，所以西乡隆盛犹豫不决，很难下开战决心。

朝廷见状就派大村益次郎去江户协助西乡指挥。他达到江户后，要求西乡马上开战解决彰义队，以绝后患。但西乡隆盛说这样的仗他打不了，于是大村就说让他来干。西乡问他需要多久结束战斗，他说一天即可，西乡隆盛很惊讶，他认为绝不可能这么快就消灭彰义队，毕竟那是一伙亡命之徒，非常彪悍。可是大村益次郎却胸有成竹的说了他的部署。原来他打算对宽永寺实施三面围攻，由实力最强的萨摩兵负责攻打彰义队防守最严密的正门，长州蕃和其余各藩攻打防守相对薄弱的两侧。西乡隆盛看了非常恼火，因为这种部署必然使萨摩兵遭受重大伤亡，他怀疑大村公报私仇，就质问大村：“你打算让萨兵全灭吗？”大村面无表情地回答了一个字，“然”。西乡隆盛虽然恼怒万分，却也不得不顾全大局，然而萨摩藩里的其他一些武士却恨透了大村，对他起了杀心。

五月十五日凌晨，战斗打响，政府军冒着大雨发起猛攻，攻击宽永寺正门的萨摩兵果然遭遇顽强抵抗，伤亡惨重，打到中午毫无进展，西乡隆盛又急又怒，可是大村却稳如泰山。中午，战况发生了转机，政府军的两门阿姆斯特朗大炮开火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彰义队的亡命之徒虽勇却架不住炮弹，被轰得晕头转向，再加政府军三面同时发起猛攻，他们首尾不能相顾，终于崩溃了。彰义队大部分阵亡，残兵冲出宽永寺逃跑了。江户附近的田无驻扎着另一支忠于幕府的振武军，西乡隆盛最担心他们开战后前来增援彰义队，可是当他们闻讯赶来时，战斗已经结束，只能无奈地接应彰义队残部仓皇撤离。大村益次郎实现了别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一天之内消灭彰义队，可谓料敌如神，从此江户形势得到稳定。

战争结束后，大村益次郎于1869年8月15日出任兵部大辅，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继续推动军事改革。

大村益次郎坚决主张废除原来的封建军制，取消封建武士在军事上享有的特权，实行近代征兵制，建立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军队。他打算将各藩的精锐统一整编成不分藩籍的政府军，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这样就消减了各藩的实力，使他们无力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但是大村益次郎的改革损害了封建武士们的利益，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1869年7月，大村外出视察，9月4日傍晚，在宿舍二楼与洋学教授安达幸之助、大队司令静间彦太郎一起喝酒。

晚上6点左右，有两名长州武士造访，楼下他们跟着男仆上楼，突然从背后一刀将他砍死。紧接着他们又砍伤了大村的前额和右腿。

这时灯灭了，同座的安达幸之助跳出窗外逃命，刺客误认为他就是大村益次郎，于是追上去杀了他。

大村摸黑逃入楼下的浴室，躲在装满水的澡桶里，等待救援。得救后，大村在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最终不治。到底是谁刺杀了大村，至今仍莫衷一是，成了一个谜。

幕末以来，日本出现过许多名噪一时的军事将领，但集战略家、战术家、军事改革者于一身的，只有大村益次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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