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专卖制度：汉武帝刘彻推行的经济制度，遏制了西汉财政的颓势

西汉初年，因“接秦之弊”，此时新生的汉朝，是民生凋零，经济凋敝，百业待兴，“作业剧而财匮”。于是汉初的皇帝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先是充分吸收了秦历二世而亡的教训，开始采取“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的国策，而后又“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将本属国有的山川林泽放开给民间使用，如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也都向民间放开，民间可自由开采与经营。

秦末农民起义

因此，汉初在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任皇帝的所实行的非常宽松的经济政策下，整个西汉历经70余年的时间，终于迸发出了勃勃生机，此时“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史记.货殖列传》)。

同时因西汉统治者实行“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所以汉初出现了大量靠铸钱，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富商大贾，如大夫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史记.平准书》)；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宛孔氏，“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西汉迎来了繁荣昌盛的时刻，此时民殷国富，百姓安居乐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也都变的极度的繁荣。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西汉的经济虽因这些富商大贾走向了繁荣，但却也因他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危机。此时随着西汉富商大贾手握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逐渐的掌控住了西汉的铸钱业、采矿业、冶铁业、煮盐业等至关重要的行业，可以说此时西汉的经济命脉完全就由他们一手掌控，他们就是西汉经济的真正掌控者。

因此，此时西汉虽富，但最富的却并不是朝廷，而是商人。

汉初盛世图

因此，这些富商大贾凭借着这等雄厚的财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股可以与西汉中央相抗衡的力量，并也让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史记.平准书》)，此时部分有异心的商人就妄图以绝对的财力来推翻西汉的统治，如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在叛乱的地方诸侯王的阵营中，就有着那些有异心的富商大贾们的身影。

而到了武帝登基后，随着天下的财富近乎三分之二落入到那些富商大贾的囊中，再加上武帝年间，连年的战乱和频发的自然灾害，西汉更是开始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汉初经过数代君王70余年的励精图治，经济迎来了腾飞的时刻，此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因此凭借着这等雄厚的经济底蕴，武帝登基不到8年，就开始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匈奴开始了主动的进攻，随后历经14年的时间，武帝最终击溃了匈奴，赢得了汉匈大战的胜利。

汉匈战争

可汉对匈奴的胜利，虽为汉朝带来了无尽的好处，西汉不仅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百年的匈奴问题，还一举牢牢控制住了原属匈奴的漠北、河南、河西等富饶之地。可是在这丰厚回报的背后下，却是汉朝的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

因连年的征战，军费开支耗繁，再加上武帝中期后，旱灾、水灾、地震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致使百姓四处逃亡，朝廷不得不耗费巨资去赈济灾民。因此此时“府库益虚”、“赋税既竭”、“县官大空”的财政匮乏问题开始困扰着武帝和西汉朝廷。而为了应对这种财产匮乏的局面，武帝曾亲自下诏向富商大贾借贷，希望他们能解朝廷一时之急。可是这些富商大贾明明就因“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史记.平准书》)，可偏偏就是“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汉朝商人

且他们非但“不佐国家之急”，还在肆意的破坏着汉朝对于天下的统治，“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恶意的囤积财物，然后肆意的抬高商品的价格，从而造成西汉通货膨胀。此外他们又利用手握地方的经济命脉，或威胁地方官，或贿赂地方官，从而让自己在地方上形同土皇帝般，他们肆意妄为，不但奴役地方百姓，还时常官商勾结去贪污朝廷的公款。

因此，随着富商大贾对于西汉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再加上他们大多又是“不佐国家之急”的“浮淫并兼之徒”(《史记.平准书》)。

于是，忍无可忍的汉武帝最终决定对这些富商大贾动手。而武帝在决定对富商大贾动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造就了无数个“或累万金”的富商大贾的“盐”和“铁”这两个暴利行业的经营权，然后实施由朝廷直接垄断的“盐铁专卖制度”。

盐

盐、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日常所需的必需品，因此这两个行业所能获得财富是及其得巨大的，可谓是真正的暴利行业。为此，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变法”时管仲就推出了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那就是“官山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官山海”简答的说就是由国家来直接控制山林川泽之利，如煮盐、采矿、冶铁等都由国家来直接负责生产和销售。

而在那个时候管仲就清晰的认知到了盐、铁的专卖可以为国家带来的利润是有多么的巨大。

对于“盐专卖”所能获得的利润，管仲言:“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管子.海王》）。

假设一家有10个人，那就是有10个人吃盐，而一家有100个人，那就是有100个人吃盐。而在一个月里，成年男子吃盐大约五升半，成年女子大约三升半，小孩大约二升半，所以如果国家让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那么100升就可以多得50钱，如果每升增加2钱，那么100升就可以多得200钱，以此类推，1000升就可多得2000钱，10000升就可多得20000万钱.....。

而一个万乘之国，人口多达数千万人，所以大概计算每天就可因“盐专卖”多得二百万钱，十天就是二千万钱，一个月就是六千万钱。而如果仅仅只是依靠征收人头税，一个万乘之国每月顶多就是得到三千万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垄断盐的销售，那么我们每个月就单靠盐专卖所得的利润就是二个万乘之国一个月的赋税。

古代煮盐灶场

对于“铁专卖”所能获得的利润，管仲言“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管子.海王》）。

现在每个做事的妇女手中都会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每个种田的人的手中都会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而每个修车人的手中也都会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所以如果我们让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每把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把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

古代炼铁

可以说，从管仲所得出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如果实行盐铁专卖，它所能获得的利润是有多么的丰厚。

因此，就是在这样丰厚的回报的诱惑下，武帝在决定对富商大贾动手后，自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盐、铁从商人的手中抢回来，这样既能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又能壮大朝廷的实力，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前120年，在御史大夫张汤“笼天下盐铁”的请求下，武帝先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史记.平准书》)，起用了盐、铁大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孔仅等一批对盐、铁事务很熟悉的官员来负责盐铁事务(《汉书.平准书》载:“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之后在前119年，武帝就开始正式对盐、铁实行垄断性的专卖。

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具体方法，依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

盐铁专卖

对于“盐专卖”，武帝采用的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即在产盐区设立“盐官”，由这个盐官去招募百姓前往制盐，制盐的工具由官府提供。而后在百姓完成制盐后，再有盐官前往将其全部收购，然后再有盐官负责将这些盐运往各地出售。

而对于“铁专卖”，不同于在制造的过程允许民间插手的“盐专卖”。对于铁的专卖，西汉采用的是完全由国家垄断的方式，即由“铁官”来完全控制从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再到销售的一切环节，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民间都不能插手。

而之所以西汉会对铁专卖采取如此严密的控制，主要是因为铁是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料，“为天下之大用”，所以一旦让铁资源落入到那些有异心的人的手中，势必就会威胁到西汉对于整个天下的统治，所以“铁”必须由国家来直接进行控制和管理。

汉朝兵器

之后在确定了“盐铁专卖”的实施方法后，武帝就派东郭咸阳、孔仅前往各地的产盐、产铁区去建立一个个由大农令直接管辖的盐、铁机构，后又选拨了一批有经验的盐、铁富商来充任各地盐、铁机构的盐、铁官。而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先后在27个郡设置了35个盐官，如河东郡、太原郡、南郡、巨鹿郡、千乘郡、北海郡等。在38个郡设置了46个铁官，如东海郡、琅邪郡、东莱郡、临淮郡、汉中郡、蜀郡等。

同时汉武帝为了保证“盐铁专卖制度”在全国的顺利推行，武帝还在法律上规定了对于违反这一制度的处罚方法:

一、“私盐罪”。元狩五年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就是只要敢私自铸造铁器，制盐的人，就要在左脚加上一个铁镣，然后没收其所铸造的铁器、盐和煮盐工具。

古代贩私盐场景

二、“矫制罪”。矫制罪的意思就是假托君命行事，简单的说就是假传圣旨。《二年律令.贼律》载:“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而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汉朝的“矫制罪”主要分为矫制大害罪、矫制害罪、矫制不害罪等三类，其中矫制大害罪，法至死；矫制害罪，当死，赎罪免；矫制不害罪，免死，罚金四两。

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就曾以“矫制罪”处理过一件违反“盐铁专卖制度”的事件。

话说，武帝时期有个叫徐偃的博士，他被武帝指派到地方去巡视风俗，结果他到了胶东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胶东百姓被“盐铁专卖制度”搞得民不聊生，这些官营的盐、铁器质量都很差，所以让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于是这个时候，徐偃就假借武帝诏令，说武帝让他来重新允许这个地方搞私人的盐铁经营，让他们赶紧自己架起炉子准备炼铁、煮盐。这下可好，徐偃虽帮了百姓一个大忙，但他却犯了大汉的律法。而后，御史大夫张汤就以“矫制大害罪”弹劾了他(《汉书.终军传》载:“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最后因徐偃违反了武帝所推行的“盐铁专卖制度”，武帝就遵从张汤的建议，下令将徐偃处死。

汉武帝像

就这样，武帝在完善的“盐铁专卖”的制度，健全的管理机构，经验丰富的盐、铁官，及严酷的律法的协助下，最终完成了对天下盐、铁行业的生产与销售的垄断。

可以说随着“盐铁专卖制度”在全国的顺利实施，西汉从中获得的回报注定是丰厚的。首先最直接的回报就是增加了西汉的国家财政收入。武帝登基之初，因西汉时常与匈奴进行大规模的会战，再加上大规模自然灾害的频发。所以武帝中期财政日渐枯竭，于是才有了“笼天下盐铁”，行专卖之法政策的出现。

随着“盐铁专卖制度”的实施，不久西汉就出现了“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盐铁论.轻重》)的繁荣局面，此时地方财政日渐充盈，朝廷也有了足够的资金去赈济百姓，因此可谓是“上下俱足”。而之后更是出现了“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的财政富足之景，此时武帝巡视地方，所过赏赐皆以万计。因此，正如桑弘羊所说，西汉能有现如今的昌盛景象都是“盐、铁之福也”。

汉匈决战

再是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西汉又有足够的财力去应对汉匈的战事。如桑弘羊所说，当时武帝“四方征暴乱”时“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盐铁论.轻重》)，正是因“盐铁专卖制度”为西汉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武帝才能对匈奴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才有实力让曾经作为匈奴腹地的漠南出现“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局面。

最后随着国家对于盐、铁的垄断，地主豪强的势力就被严重的削弱，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也得以稳固。汉初，因统治阶级“弛山泽之禁”，所以导致地主豪强的势力开始极度膨胀，如吴王刘濞就因“弛山泽之禁”得以“专山泽之饶”，势力与日俱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以铸钱财过王者”(《史记.平准书》)，而因刘濞势力的膨胀，最终他反叛了汉朝，并也导致了七国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汉初这等“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的做法，那是在严重的威胁着汉朝的统治。

所以到了武帝时期，随着武帝对盐、铁行专卖之事，地主豪强也就失去了撰取天下财富的机会，而没有了这富可敌国的财富，地主豪强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如此也就巩固了汉王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七国之乱

当然，“盐铁专卖制度”虽让西汉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同时也存在着些许的弊端。如《盐铁论.水旱篇》所言“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因武帝对于盐、铁官缺乏有效的监督，所以那时某些盐、铁官就仗着自己对当地盐、铁行业的垄断，时常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如铁器就往往是“民用钝弊，割草不痛”，因此真的就是“百姓苦之矣”。

此外，因对于“铁专卖”，朝廷采用的是完全垄断的做法，因此制铁器的工人吃的就是公家饭，他们每月能得到的工钱都是固定的，并不会因为朝廷生意好就有提成可拿，再加上管理上又是很疏松，所以也就导致“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他们时常偷懒，不努力，因此就导致铁器产量不高，完全不能供应天下所用。但是，此时朝廷又不允许民间加入铁器的生产中，所以也就导致许多百姓在农忙时期购买不到铁器，而没有了铁器，就不能劳作，就不能打理田地，田地无人打理，也就没有了粮食，想想看没有了粮食，百姓又如何过的下去呢？

汉代官营冶铁厂

同时最为重要的是，“盐铁专卖制度”还为西汉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贪污与腐败问题。因武帝在推行盐、铁专卖时，并未推出相应监督，及制衡实行盐、铁专卖的盐、铁官的措施，所以导致盐、铁官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因此一些贪欲过重的盐、铁官就开始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而这种现象就是时任大司农的桑弘羊都亦未能幸免。

当年在“盐铁会议”上，就有贤良文学直指桑弘羊“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盐铁论.国疾篇》)，说他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弄得百姓是贫困潦倒，而自己却因以权谋私，获得暴利，那是“私家累万金”，而对于这种指责，桑弘羊却只能是“悒悒而不言也”，可想而知此言非虚。那么想想看，连桑弘羊都如此，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可想而知底层的盐、铁官是有多么的腐败。

盐铁会议

当然，无论“盐铁专卖制度”有何种弊端，它为西汉带来的回报却是注定是丰厚的，也是巨大的。武帝一朝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将“财产匮乏”扭转成“用益饶矣”，这其中绝对是少不了“盐铁专卖制度”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