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月牙儿》：“钱比人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

纪伯伦在《沙与沫》中写道：“即使是最高尚的灵魂，也摆脱不掉肉体的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以金字塔形式呈现，处于最底层塔基的是“生理需求”，只有当一个人吃饱了、穿暖了，他才会精力去考虑安全需求、情感与归宿需求以及凌驾之上的尊重的需求。之如管子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老舍的中短篇小说《月牙儿》，讲述了一对母女在旧社会为生存所迫沦为暗娼的故事。在老舍过于盛名的其它作品面前，《月牙儿》显得寂寂无闻。然而这部老舍的早期作品，却颠覆他留给读者固有的写作印象，用诗一般的抒情笔调，表现出动荡的大环境之下，一段糅杂着血与泪的女性生存史。小说以月牙儿的意向贯穿全篇，人的信念就像被黑云一点点吞噬光辉的月牙，在黑暗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最终遮蔽住心中黯淡的希望，彻底成为阴影的一部分。

小说最让我震憾的一段话是“我们娘儿俩就像两个没人管的狗，为我们的嘴，我们得受着一切的苦处，好像我们身上没有别的，只有一张嘴。为这张嘴，我们得把其余一切的东西都卖了。”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月牙儿》的悲剧基调厚重到足以令人悲怆，在饥饿面前，自尊自爱的女儿出卖了身体，也是在这一刻，她理解了母亲，消解了曾经对母亲的恨。进退两难中的风尘堕落，是时代变革下被忽视的女性悲歌。

在生存本能面前，人性中“情” 的丧失

《月牙儿》的故事情节很单薄，以第一人称的“我”为主线，从一个“他者”的角度看母亲逐渐堕落时的清醒，到以自我的角度体会堕落后的无奈。“我”和“母亲”的性格特质是一个循序转变的过程，男性角色并未细化，只集体性的脸谱表达，也正是这种模糊化的男性群体刻画，反衬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即对底层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和她们人格自尊上的刻意忽视。

一、“他者”的思维之下，是清醒的残忍

小说尹始，母亲的角色，是一个慈爱且自尊的女性形象。父亲的死亡，将母女二人的生存逼入绝境，贫困中母亲是女儿依赖的精神支柱，即便朝不保夕，女儿对母亲的感受是给父亲上坟时，母亲买给她温暖的炒栗子，什么都是凉的，只有母爱是热的。

在母亲头上唯一的簪子都被典当后，山穷水尽的母亲靠帮人洗衣服养活女儿，每次洗完都被臭袜子薰到吃不下饭，本来白净的手上起了鱼鳞一样的老皮。即便这样的工作，也不是常有，看着饥饿中的女儿，年轻美丽的母亲决定改嫁。

这是母亲向生活的第一重妥协，独立自强不能填饱她们的肚子，她再一次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继父对母女俩很好，女儿甚至得以去学校读书。她们过了几年稳定的日子，岂料某天继父不辞而别，乱世之下，人和人的情感联结亦无比脆弱，被抛弃的母亲又要面对生存的压力。

女儿从一个冷静的“他者”的角度，看着母亲从良家妇女沦为暗娼，她接受的教育让她以母亲为耻，羞愧与愤慨杂陈，母亲本可以像以前一样帮人洗衣服或是干杂务，然而她选择用最为人所不耻的方式，女儿却不得不接受被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养活，彼时女儿恪守作为一个思想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的自尊自爱，她看着母亲从初对她的遮掩和躲闪，慢慢发展为泰然自若、毫不避讳，从生理层面到心理层面彻底堕落。

女儿对母亲的情感在爱与道德中胶着，随着时间推移，她从逐渐年老色衰的母亲眼中读懂一种求助与希望，“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母亲老了，她的的身体挣来的钱不能填饱两张嘴，那个慈爱无私的母亲在女儿心中死去，眼前这个绝情的母亲用自己残酷的生活体验告诉女儿：“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然而，没有被生活扼住咽喉的女儿此时是不会懂的。母亲嫁人走了，这是母亲对人生的第二重妥协，她活下去的希望只能从一群男人转嫁到一个男人，舍弃亲情，藤蔓一样生存。女儿以母亲的堕落为戒，她坚信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女儿看待母亲人生悲剧的清醒，有一种理想化的道德残忍，母亲是女儿认清真实社会的一个缓冲，当母亲这个庇护的角色消失后，女儿面临的困境，就像当初失去了丈夫的母亲。

二、 自我的感受之下，是残忍的清醒

第一人称的“我”为叙述主体，增强了读者对角色的代入感，更具有心理冲击性。高小毕业后，收留我居住在学校的胖校长亦无能为力。“我”作为一个接受过新文化思想洗过的女学生，懂得身为女性的独立和自尊，也坚信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

母亲的过往像一面警醒的镜子，提醒“我”时刻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我”相信爱情与自由以及一切人性的美好。当校长的侄子免费帮“我”租了房屋时，“我”以为遇到了爱情，直到青年的老婆找上门来，她才明白自己的可笑，当她享受男人给予的物质时，本质上是离母亲更近了。

“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四处碰壁，没有女性可以从事的正当工作。“我”退而求其次，和一群女学生们争着竞聘饭馆女招待的工作，天真的“我”坚守原则，信奉“出淤泥而不染”，对饭馆“头牌”的放浪言行嗤之以鼻，然而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老板因为她的不妥协而解雇了她，再次失去生活来源的“我”落魄街头，又和青年的老婆相遇，女人连连诉苦，男人又有了新欢。

“我”霎那意识到自以为的爱情不过是青年的一场钱与欲的交易，“我”穷得一无所有，女人却艳羡“我”有自由，当自由以饥饿为前提，“我”宁可不要。在生存面前，教育赋予我的一切道德信念都土崩瓦解，“我”成了和母亲一样的女人，我懂得了母亲的艰辛无奈、和她用无数个绝望的日子淬出的真理。

“我”变得像母亲一样麻木冷漠，为了一点钱而丢弃自尊。世界以其最大的恶意逼视着“我”，冷酷地看着“我”将身而为人的衣服一件件脱下，将一个有理想、有信仰、有文化的少女蚕食为一具没有情感的躯壳。在自我的感受之下，是残忍的清醒，这份清醒锋利如刀，一下下凌迟着“我”的灵魂。

多年以后，母亲再次被男人抛弃，她拖着老残的身躯投奔了女儿，坦然地以女儿的身体换取金钱。母亲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行尸走肉，她看不到女儿的痛苦和染病，鹰一样锐利的眼光盯住客人的钱袋子，用刮刀一样锐的声音唾骂调笑，女儿成为她眼中换取生活费用的商品，生存的欲望吸干了曾经自尊慈爱的母亲，亦耗尽了“我”的良知和羞耻，“我”和母亲的命运轨迹彻底重叠，人性中所有的美好被生存抽空，干而瘦的躯体内盛着的，只有对钱贪恋且急切的焦渴。

象征手法托物起兴，老舍笔下的悲剧美学

《月牙儿》全书计四十三章，月牙儿的意向出现了十二章之多，每一次出现都是不吝笔墨的描写。“月有阴晴圆缺”，然而在“我”的眼中，月亮始终是一个残缺的月牙的形状，景语即情语，象征了“我”如同月牙一般残缺且黯淡的命运。

月牙儿每一次出现，都紧扣了“我”的心境。第一次在父亲死亡时，“带着寒气的月儿，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照着我的泪”，奠定了全书这种淡淡伤愁的基调， 老舍用诗意般氤氲的语言，描写最残酷不过的故事，这种对比式的不协调感，好似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形容破烂粉房里穷人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越觉得荒凉。”那诗意的美，是含着眼泪的笑。

老舍通过月牙儿的自然意象，渲染主人公面临的处境与情绪。胡适认为“悲剧观念是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情感在悲哀时的表达”，老舍对悲剧的表达无疑是高明的，他不用直接的语言表象地阐述悲情，而擅用托物起兴的手法层层渲染，借景抒情。

“我的心还是象那个月牙儿，只能亮那么一会儿，而黑暗是无限的”，月牙儿玉色的光芒，如同“我”曾经纯洁而美好的品质。月牙随时被黑暗吞没的脆弱，如同“我”岌岌可危的被动处境，月牙单薄地挂在空中，如同“我”的孤苦无助，未知的命运蛰伏于黑暗中等待，我的人生终将被生活击溃。

情与景的互相烘托，形成了一种生命的孤独感。老舍的作品，多将目光投放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比如《骆驼祥子》里的祥子、《我这一辈子》中的福海，这些人物形象就像“我”一样，有一种悲壮的反抗意志，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与坚持，倾尽全力地想要改变命运，却不可逆地走进宿命的轮回，生命的活力被残酷的现实击垮，徒劳挣扎。人物如入泥淖的悲剧性，更为体现出社会环境的冷酷无情。

母亲的命运重复着被抛弃和蹂躏的闭环，她将自己千疮百孔的人生暴露给女儿看，无形中给予女儿一种最深刻示范。

母亲的悲剧是一种无声的参照，当女儿身处于同样的困境时，她会下意识地模仿母亲，这种顺应人生的消极态度与思想，一直存在于女儿的潜意识当中。老舍用母亲的人生作为反衬，更突显出女儿每一次努力挣扎的徒劳，这种对比的戏剧张力，有一种沉重的悲剧之美。

社会新旧转型下的女性生存现实

《月牙儿》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的30年代，新文化运动传播了平等自由的人权思想，五四运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反封建反旧制的思想。在教育上，不仅仅推行了教育的普及化，亦有了“开放女禁”的呼声。妇女的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关注的话题，本来处于依附地位的弱势女性群体也被纳入“国民”概念中来，使她们被时代的目光抚触到，解放妇女成为新文化意识中的一环。

一、由男性倡导者提出的女性解放，根本上仍是男权框架中的有限解放

伏波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是他者”的命题概念，她认为，“女性的内在性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社会制度强加给她的。”时代的巨浪之下，在封建体制下本就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群体，更多只是随波逐流的一部分。

《月牙儿》中的我既是女性解放的受益者，也是这场并不成熟的运动的受害者。一方面，“我”得以有机会接受教育，在思想上脱离蒙昧未开的状态，明白女性的自我价值是独立于男性的，“我”在教育中拓宽了视野，具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我”和文盲的母亲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母亲面对人生是消极的认命姿态，而我，是一个对未来有向往、对恋爱自由有憧憬、对人格独立有意识的新女性。因此，当生存的压力横亘在“我”眼前时，“我”第一反应是迎难而上，寻找自力更生的途径，带着盲目的坚定。

另一方面，赋权给女性更多停留在口头形式上，内忧外患的动荡背景下，留给女性就业的机会少之又少，特别是底层女性，学校教给她们的知识技能，毫无施展的现实空间。在精神的解放与现实的束缚之下，这种割裂感产生的精神痛苦，反而更甚于从前的未知愚昧。“我”的最终堕落，比母亲来得更令人痛心，教育赋予的一切被生活的黑暗一点点收回，“我”又回到麻木、粗鄙的状态，这才是最为悲剧的部分。

解放妇女最终流于表面，而为此买单的，还是被男性倡导平权的女性群体。然而，时代的进步必然要经历这样的阵痛，她们的悲苦命运又是时代必然下的牺牲。

二、老舍从悲悯的角度，看待“废娼运动”下的边缘群体

由于社会结构的问题，旧社会的“娼妓文化”由来已久。20世纪的20年代末，“废娼”意识通过西方启蒙思想进入中国落地生根，妇女解放的大前提之下，娼妓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就谈不上反封建旧制遗风。另一方面，这部分女性群体的职业特性，亦被视为道德风纪的污点。

小说中的“我”，身处于“废娼运动”发轫之时，在社会偏见与政策取缔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然而一个根深蒂固的行当需要一下子连根拔除是不现实的，相比较那些执证交税的娼妓，如“我”一样的暗娼是首当其冲的剪除对象。社会有针对这部分失足女性设立的感化院和习艺所，教导她们自立自强的思想，学习一些必备的生活技能。然而现实的难题是，她们感化成功后，以后怎么谋生？

在《月牙儿》中，感化院的人给“我”指出的明路是“嫁个人。”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成绩，是已经有十多个暗娼，经过他们的感化嫁人。而所谓的“嫁人”，是来的男人花两块钱手续费就领走的。感化院教“我”的生活技能，是“我”本就会的家务女红，“我”对感化院的乐观感到绝望，假如这些技能能填饱肚子，她又如何能走到这一步？

周作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当然不在那些无耻的妇女，而在于有耻的资本家们。或者我们不归罪于个人，可以说在于现在的经济制度。” 娼妓作为妇女群体的一部分，却是被男性与女性同时边缘化的“他者”。感化院教导“我”用生活技能自食其力，这种何以不食肉糜的姿态令“我”彻底愤怒，她向巡视感化成果的官员啐了一口，被送进了监狱，在冰冷的监狱中，“我”却获得了解脱，至少这里不用考虑下一餐在哪儿，贯穿始终的饥饿感，令人体会到绝望的窒息，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下，人可以舍弃一切！

老舍是深受五四人文思想影响的一代作家，他以一个知识份子的冷静，去注视如《月牙儿》的主人公一样被忽视的边缘女性群体，给予她们最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他亦清醒地意识到，在妇女解放的时代背景之下，有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底层妇女，她们无法享受时代的惠及，相反，她们被时代推搡排挤。老舍的《月牙儿》不仅揭示了男权视角与语境下被忽视的、社会新旧转型下的女性生存现实。同时也传递出他个人对这一群体的人文主义关怀。

综评

鲁迅曾针对《玩偶之家》中自我觉醒而出走的主妇娜拉，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稿，他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如果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虽然听起来实际到发指，但这就是现实。

没有社会地位和谋生手段的娜拉，最终要回到漠视她人格并视她为玩偶的丈夫身边。就像《月牙儿》中的“我”，最终只有堕落才能活下去，“我”在绝望的现实中，悟出了振聋发聩一句：“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

（图：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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