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公到天心：中国人的“天”是什么样的？一口气告诉你

相识是缘，聊天为话；你好，我是吴吞：

今天我们来聊“中国文化的脉络”。

我们都是中国人，也都热爱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明，源远流长，思想体系即广博又繁乱，使得咱们这些普通人，实在理不清楚。

爱的没有门路，时间拖长了，便只能“敬而远之”。

在此，我用先民们对“天”的理解作为切入点，简单梳理一下，咱们中国文化的脉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从天公到天命：一切从神话中来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们的发现：现代人，无论肤色、种族，都是距今约50万年前，从非洲大裂谷走出的智人的后裔。咱们中国人，也不例外。

根据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遗迹的整理研究，神话学家们推测：在漫长的远古时期，原始人类部落有着普遍的、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对“天父地母”的崇拜。“天父地母”代表着天的意志，或者说祂们本身就是天的化身。

这个时候的天，可以解释为“命运之天”和“自然之天”。

“现代人类拥有有同一个起源”，这个观点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力证，就是咱们《山海经》。虽然现代中国人，大多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充斥着各种神怪传说的神话典籍；但别忘了，它的名字叫《山海经》，章节也是根据山川地理划分的，应该归类为一部地理百科才对。

《山海经》主要由《五藏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四部分组成。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看，学者们发现只有《五藏山经》部分与中国境内的山川地理比较吻合，其他经文里描述的山川，大多似是而非的，无法对应。

不过，如果将研究视角扩大到世界范围，就有意思了。

1950年，美国女学者亨利艾特·墨兹（Henriette Mertz）博士研究《山海经》时，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山脉，与美洲中部和西部的洛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十分吻合；而《海外西经》的描述与东非大裂谷和撒哈拉大沙漠也极度相似。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收录在《PALE INK（几近褪色的记录）》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假如墨兹博士的推测是正确的，可以想见《山海经》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智人从非洲大裂谷出发，向全世界的大迁徙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类社会，应该没有被地域完全割裂；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够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有限的信息是共享。这些内容，原本只流传于人们的口耳之间。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竹简木牍的大规模普及，先民们才有资源将这些“不实用”的知识，整理记录下来。

话说回来，既然所有智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人类早期拥有同一种信仰（天父地母），也并不让人意外。

后来，可能是地理环境的骤变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人类数量锐减，无法继续维持信息交流，于是散落在各地的智人部落，逐渐分化产生出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人们对“天”的理解，也有了不同的演义。

以中国神话为例，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初探》中考据过，中原地区所代表的北方神系，将天具象化为昊天上帝；发源于湘沅地区中部神话，将天具象化为太一神；更南方的闵粤地区，融入中国文化较晚，不过后期将起源于这一地区的创世神盘古，视为整个中华文化的起源。

所以，现代人，一旦聊起中国文化的起源，就会想起《西游记》开头的那一段：“感盘古开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间……”

小结一下。原始时期，中国先民们心中天是很具体的天神，从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崇拜的“天公地母”信仰中，分离衍化而来。这个时期的天，代表的是“命运之天”和“自然之天”，祂有着天公、天父、老天爷，太一、昊天上帝等等很多不同的名字。在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天的意志，逐渐被统一用“天命”指代。这个时期，与“天”沟通的是部落里的巫师。即，巫师掌握着天命的解释权。

从天命到天礼：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跃迁

回顾一下，中国人对“天”的信仰，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上古巫文化。

春秋之前，中国先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天。古人敬畏天，做任何事情都要先祭天，了解老天爷是怎么想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相当早熟的国家，统治者们很早就明白，想要统治好自己的臣民，需要把控好“社会政治”和“道德心灵”这两种秩序。于是中原地区的统治者们，早在部落时代后期就颁布了“地绝天通”的命令，将祭天的权利（神权），收归到王权之中。

所以夏商时期的统治者，通常被称为巫王，他们即是统治社会秩序的首领，也是支配精神秩序首领。

（河南安阳 殷墟祭坑）

到了殷商末期，社会动荡，灾祸频发。统治者出于各种原因，将祭天的权利下放。在笃信天命的商朝人心中，老天爷像鬼神一样喜怒无常。他们对此充满了畏惧，并认为需要通过大量血祭，才能止住灾祸。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们从许多小贵族的宅邸遗址里，也发现了大量残破的人类遗骨，可见这类残忍、血腥的祭祀仪式是多么泛滥，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产。

伐纣时期，身为殷商大贵族的周武王，在两军阵前，指着天上的魁星道：“天命在我！”殷商士兵便纷纷投降。其实是他们投降的不是对方的政权，而是自己的信仰。当自己的纣王，不再受到天命的垂青，他的政权合法性就不存在了，于是纷纷倒戈向天命垂青的一方。这是思想观念影响现实生活的典型事例。

事后总结，周人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天命常变，天抛弃商朝是因为商纣王暴虐；天帮助周，是因为周文王爱护百姓，有功德。”

总结这方面工作的是周公旦。周公旦为了避免大周日后重蹈殷商衰败之路（不然，再有谁看到什么特殊天象，都能解读为“天命在我”，可以起兵反叛，那个政权都受不了），不但回收了泛滥的贵族祭天权力，还重新定义了天命，认为天是有德性的，如果想要获得天命的垂青，必须通过礼，这套社会等级秩序，才能实现。

为天命添加德性，赋予礼的内涵，使得天的意志跟人的行为有了联系，人的能动性开始凸显。同时产生了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第一个重要标志“礼”，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跃迁，让人与天的沟通，变得不再那么残忍。

小结一下，到了西周时期，中国先民们心中的天，渐渐从难以捉摸的鬼神天命，演变成为性格相对稳定的德性之天，天的意志与人的行为有了联系。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来自“礼仪之邦”，也源于这个时期。“天命有礼”的出现，将统治权力牢牢的绑定在君主的手中，君主掌握着天命的解释权。

天命二分：灿烂的春秋战国时代。

熟悉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中国古代一直处于王朝更替，分分合合的治乱循环之中。

周朝人的天命观，以礼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在享受宗法分封制度带来的数百年的治世之后，随着血缘关系的日渐淡漠，宗族社会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最终于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东迁国都到洛邑”为标志，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东周时期还有一个人们更加熟悉的名字，春秋战国。

春秋时期，人们发现不遵循礼的诸侯强大起来，却并没有受到天命制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还要遵循周礼，敬畏天命呢？

大家没有敬天的外在动力，礼的基础就动摇了，于是中国便进入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如何拯救这个乱世？

幸运的是，此时的中国大地出现了三位思想伟人，孔子，老子和墨子。他们对天命进行了不同的诠释，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孔子认清“礼崩乐坏”这个现实之后， 认为需要找到一个内在动力，用它来挽救溃败的社会秩序。而且，孔子也完成了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他从礼的背后，发现了仁！

孔子通过反思，认识到人们之所以遵守礼仪，实际上是维护人们内心的秩序。仁，是一个人对道德心灵秩序的内在自觉。孔子认同上古以来的天命观，但他认为，人们敬畏天，不是因为本能的恐惧，而是因为有内在的自觉。作为一个人，你心里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天是一个终极裁判，会裁定你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天的意志。

孔子重新诠释了天命，将天命带来的外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认为天命看重的仁爱，才是人类秩序的最高价值。

孔子引领中国文化，将这个原本只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特定民族文化，升华为普世的高级文明。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意义，更有着影响全人类的力量。

另外，秩序崩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孔子认为，原因是礼崩乐坏，大家都不认“天命垂青的周礼”了。老子则认为，是人们已经忘记了天道。

孔子“从周礼”，曾多次坦言，希望社会回到周礼为核心的秩序时代。他同样继承周公旦的思想，认为天是通人性的，是有德性的。孔子的天，是有意识、人格化的天。

老子的天，则不一样，他的天没有意识，也没有人格。所以，天的意志跟人的意志，毫无关系。在老子眼中，从宇宙到社会，都是没有人格，没有好恶的世界。

这也很符合我们现代普通人对天的朴素的印象，不然你右手中指对着太阳说日，应该即时被老天爷劈死才对。

老子和孔子，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智慧，后来演化成中国人独特的对立思维模型。儒家思想是积极的，光明的，对人充满了同情心，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世界；而老子代表的道家思想是消极的，阴暗的，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世界。

儒家和道家的智慧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在有为与无为。积极进取与消极无为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张力与平衡。

墨子和孔子对天的理解，都是有爱，可以沟通的。但孔子延续的是周公旦提出的“天命有礼”思想，升华而来“天命有仁”，认为这天，是仁爱的。墨子不同意孔子的看法，墨家信仰的是“天命有义”。

至于儒家的“天命有仁”和墨家的“天命有义”哪一个更符合现代社会？

历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曾对这个问题有过洞察：儒家是从人的视角谈论爱，墨家却是从天的视角看待爱。

墨子批评儒家，说他们是“知小而不知大”，爱的格局太狭隘。墨子也最不喜欢儒家讲礼，因为礼是一套等级化的秩序，将人区别开来。最高境界的的爱，是爱人无爱己，爱别人的父亲，如同爱自己的父亲！类似于天父或天帝对事物，人人无差别的博爱，这一点和基督教的理解很相像。

孔子讲“仁”，是从自己出发，由己及人，由亲到疏，将心比心。墨子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爱，有自私的弊端，容易造成家族中心主义。因此，墨子提出用“义”来替代“仁”，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

但太过宏观地看待问题，很难让人们看得真切。比如站在上帝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无情无义，还是有情有义，和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和我们这些普通人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就是可操作性不强。咱们都是普通人，不是什么生下来就有极高智慧的圣贤。面临挑战时，我们很难调转成上帝视角去分析、解决问题，那样需要的觉悟和思想境界都太高，草民做不到呀。

相对而言，孔子处理问题的方式，从心出发，以己度人，则要好操作的多。于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以及对天的理解，主要沿着孔子的“天命有仁”的理念，演变下去的。

总结一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先民们心中的天，开始分裂，消极的人们，相信老子的天道。积极进取的人们，相信孔子的天仁或者墨子的天义说，各有所得。其他先秦各家的思想，对天的理解都没有超过儒、道、墨三家的思考范畴，所以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还有，虽然前期儒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但是孔子的思想还是给整个社会打来了巨大的改变。孔子之后，以儒生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对社会政治秩序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理想，成为不依附君权的，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时期，各家的学者们代替巫师，君王，获得了天命的解释权。

从天仁到天理：中国文化沿着儒家思想脉络发展着

当代历史学者许纪霖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10讲》阐述过，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元文化融合互补演变而来的。

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君主制度时期，中国先民们对天的信仰，从朴素的的“自然之天”和“命运之天”转化为有道德感的“德性之天”。

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是人们只要遵循天提倡的道德，天和人就可以相符合，成为一体，继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

说白了，孔孟之道的终极，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道德伟人。

至于如何达到？由于篇幅所限，和我自身能力的不足，只能从儒家代表人物的中心思想，简单聊一下。

孟子崇尚德治，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崇尚礼治，认为人性本恶。双方看似对立，在实际操作时，大部分儒家学者认为，德治治心和礼治治身应该是一体的。

治心不治身，让人看不起。这类人物，儒家没有，佛家到有一位，就是“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的济公。知道内情的人，明白济公是降龙罗汉转世临凡，是活佛高僧。但不知内情的普通人看到他，看到他那副不修边幅的邋遢模样，没有不把他当作叫花子（乞丐）的。

治身不治心，太虚伪。这类人物，儒家太多，他们在历史上还有一个统一的名号叫腐儒。他们和另一个腐乳（臭豆腐）一样臭不可闻，而且认真了解后，也不觉得“真香”。他们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只想着“货卖帝王家”的投机者。

汉代大儒董仲舒就不说了，他的儒学是掺杂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假儒学，由此衍生出的“天人感应”和“纲常名教”，对引导儒家学者修养德性，实现“天人合一”的梦想，一点益处都没有，甚至有反作用。

因此，董仲舒虽然是儒家的大功臣，让儒家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甚至在后来的宋明理学看来，董仲舒的思想，就是儒学里的异端。

汉末宋初的这八百年，是儒学衰落的八百年，直到朱熹出世，提出天理学说后，儒学才再次兴盛起来。

朱熹评论董仲舒“天人感应”，是从外部途径接近天，而他继承孔孟传统，打开内在的通道，把天理与人心直接接通。像佛教那样去内在心灵世界去探索。

在朱熹看来，每个人内心都有两个自我：一个跟天理有关，代表了道德的“大我”；另一个跟人的欲望有关，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代表自然生命的“小我”。天理的大我跟人欲的小我，同时存在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中，相互冲突，彼此厮杀。这不就是一场道德与自然，大我与小我的永恒战争嘛！

朱熹讲的天理，和柏拉图说的理念，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意志，黑格尔讲的绝对理性的概念差不多。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抽象世界的绝对真理。现实中所有具体的小道理，都是被这个抽象的大道理管着。

从“天命有仁”到天理，是儒家思想的大飞跃。孔子对天命的理解还只是一种直觉，到了理学，因为受到佛教影响，就有了浓厚的思辨色彩。

儒家剥离的神秘色彩之后，重新从君王手中拿回天命的解释权。

从天理到天心：一切从心，难有好坏

上文说道，朱熹完成了儒家思想的体系化，儒学到他那里已经很成熟了。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官方思想，科举考试考的就是朱熹的《四书集注》。

理学一旦官方化，它的命运就由不得朱熹了，相继发生异化，变得越来越保守。在朱熹那里，人欲指的还是过度的贪欲。但在现实的纲常名教秩序当中，理学成为一种压抑人性的僵化意识形态，连并不过度的正常人欲也变得不可容忍了。

不过到了明代，事情又出现了出现了转机。

到了明代，商业又变得发达起来，商人们希望通过金钱换取文化资本，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一本正经的理学便不合时宜，世俗化的明朝需要另一个理论，能够放开人心，证明对日常欲望的追求是合理的，正当的。

另一个原因是晚明的政治环境。晚明时期，皇帝重用权臣宦官，政治乌烟瘴气，在这样的官场，能不被同流合污都不容易，还谈什么家国理想，因此明朝士大夫就需要从儒家思想之中发掘另外一个传统，放大心灵秩序。

于是就有了王阳明的心学。

心学和理学的根本区别，就是争论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理学认为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抽象的天理世界，另一个是具象的人心世界。但心学却说：不对，世界只有一个，心就是理，我心即世界！

虽然有这样的分歧，心学其实并没有脱离理学。心学脱胎于理学，又超越了理学。心学出现之后，个人逐渐掌握对天理的解释权。

在中国文化史和儒家发展史当中，还没有人像王阳明这样重视个人意志的自由。在这之前，天理是什么都有一条规矩解释，到了王阳明这里，我心即天理，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去理解天理。良知就是天理，只要你去实践良知，你就能跟天理无限接近。

心学诞生以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对天的理解一切从心。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对天命的解释权。

最后回顾一下。中国人心中的天，早期和其他民族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天父地母的朴素信仰，虽然天神有着很多名字， 但祂代表的始终都是“自然之天”和“命运之天”。

到了周代，周公旦重新定义了天命，认为天命有礼，将德性融入对天的信仰。完成的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跃迁，人与天的互动，变得不再那么血腥与野蛮。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继承天命有礼，发现礼的背后是仁。

老子认为天道无情，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墨子虽然和同样认为天是有礼有德的，但认为天应该是有大义的，应该用上帝视角对待世间万物。

其他先秦诸家对天的理解，都没有超过儒、道、墨三家的思考范畴。

不过，老子和墨子对天的理解，大到常人无法操作。于是后世对天的思考，便沿着更容易操作的孔子思想，延续下来。将天命带来的外在压力，转化为人心的内在道德。

后世历代儒学大家，除了董仲舒，都为如何实现人心的内在道德，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法和思考。从孟子的德治治心，荀子的礼治治身，再到董仲舒的“存天理，灭人欲”，直到王阳明的“良知即天理”，中国人对天的理解达到了极致。

“五四”运动之后，国权在民，人民，也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对天命的解释权，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天的理解。

至于实不实用，有没有用，那就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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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美]贾雷德·戴蒙徳 著

《历史、艺术与禅韵：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脉络》见君 著

《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茅盾 著

《世界神话与原始文化》杨丽娟 著

《中国文化十讲》许纪霖 著

相识是缘，谈天为话；我是吴吞，感谢您的降临！

吴吞，二手的民俗学家，神秘事物爱好者，胖成猪的大白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