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的头衔与“国进民退”

北京宣武门外长椿寺，在明代是一所规格极高的寺庙，供奉明神宗生母李太后、崇祯皇帝生母刘太后神像。两位皇帝都是孝子，分别将母后恭奉为“九连菩萨”“智上菩萨”。受此庇佑，寺庙香火鼎盛。

北京宣武门外长椿寺

长椿寺在明熹宗天启年间曾重修，由当时的权阉魏忠贤牵头主持。等到明熹宗驾崩，弟弟信王继位为崇祯皇帝，虽然清洗了阉党集团，但很多地方并未斩草除根。比如魏忠贤在西山碧云寺为自己预先营建的坟墓（生圹）就保留了下来。当然，魏忠贤在发配皇陵的路上被缢杀，无福消受自己的生圹。而长椿寺内魏忠贤署名的重修碑记，也保留至今，算是北京城内少有的魏公公印迹。

明朝末期宦官魏忠贤

碑上镌刻着这位“九千岁”的一长串官衔“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提督礼仪房、宝和等店，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尚膳监、内府供用库、惜薪司印务，肃宁魏忠贤撰”，从中可窥见魏忠贤权焰之熏天。

北京长椿寺中保存的魏忠贤重修长椿寺碑记

东厂、司礼监，后人耳熟能详，前者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构；后者是皇帝的贴身秘书班子。礼仪房、尚膳监、供用库、惜薪司等，都是生活服务机构。礼仪房俗称“奶子府”，负责为皇子选取乳娘、选婚、为公主选驸马等事宜；尚膳监、供用库、惜薪司分别掌管宫廷膳食、物资、柴炭的供应。肃宁是魏忠贤的老家，隶属于河间府，这个小县名人辈出，有魏忠贤这样的反面教材，也有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这样的名士。

魏忠贤的头衔中，唯有一处“宝和等店”让人感到比较陌生，因为“店”显然不是官署衙门的名称。而需要魏忠贤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层亲自掌握，显然也不是普通的店。

原来，明朝皇帝不仅将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里，而且还亲自参与商业活动。在京城设立了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六店，“经管各处客商贩来杂货，设提督太监一人，其厅廨设在宝和店”。作为“旗舰店”的宝和店，位于正阳门外的戎政府街。

这些皇店的创始人是“顽主天子”明武宗。六店从正德年间一直到天启年间，存在一百多年。经营范围繁杂，茶叶、皮货、布匹、宝石、烧酒、珠宝、棉麻、牛羊驴骡等，应有尽有，是一个“超级商业集团”。

皇店的创始人“顽主天子”明武宗

本来，明朝祖制，内宫设二十四衙门，均由太监管领。而明武宗为了规避限制，便将宝和等六店作为编外组织的“企事业单位”，不算在二十四衙门序列，“不系祖宗额设内府衙门之数也”，因此就不算违规。毛奇龄《西河诗话》载，明武宗曾亲自出马，扮演商人，体验做买卖的乐趣：“扮商估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诟，既罢，就宿廊下。”

由于有皇权加持，六店的利润之丰厚，可想而知，一年所征收的银子多达数万两，“除正项进御前外，其余均为提督内臣公用。”也就是说，一部分充入皇帝私家荷包，另一部分作为太监们的小金库。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将六店利润孝敬母亲，“属慈宁宫李太后收用”，也就是长椿寺中供奉的那位“九莲菩萨”。到了明熹宗时，魏忠贤“攘为己有”，其营建碧云寺墓地的费用，相当一部分就来自皇店获利所得。

六店财源滚滚，这倒并非是因为多么的经营有方，而是在很多时候凭借特殊地位，巧取豪夺，贱买贵卖。就像白居易卖炭翁所描述的那样：“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谁敢跟皇家店铺讨价还价呢？

明代后期，经济秩序与吏治一样的日益败坏，而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皇帝在全国各地税关、码头、矿山遍派太监担任矿监、税使，并直接经管皇店，攫取暴利。神宗万历年间，朝鲜右议政李恒福以“陈奏使”身份赴明，亲眼所见：“分遣太监，置店于外方，名曰皇店，征纳商税，凡大府巨镇商人辏集之地，皆有皇店，每店岁中所入，多者二万余两。无赖射利之徒，乘时而攘臂起，纷纭上本，争请采珠、开矿者不可胜记。”另一位朝鲜使臣李好闵则感慨：“民怨骚然，物货不通，关津萧条。”

这令笔者想起了另一桩截然相反的历史典故。《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春秋时代鲁国宰相公仪休的一段“反常”事迹：“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售其货乎？’”

也就是说，公仪休吃了自家种的蔬菜，感觉味美，却将园子里的菜全部拔掉扔弃；看见自家织的布好，不仅不夸奖，反而立刻将妻子逐回娘家，还烧毁了织机。这看似不可理喻，其实他的理由是：“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的货物吗？”

以今人眼光看来，公仪休的做法未免过于偏激。其实这和商鞅“南门立木”差不多，正是通过极端夸张的手段，以更快、更有效地发挥示范效应，推行政策。公仪休之目的，就是为了“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宰相带头，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是一种朴素的“国退民进”的思想。

由于天然的不平等地位，官府在法律政策、获取资源等方面存在绝对的优势地位。官府一旦进场，与小民争利，势必挤占民营经济的空间，而效率却常常不如民间商人，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并搅乱良性竞争秩序，压抑了社会的活力。明朝的皇店，就是最典型的“国进民退”，其最终结果无异于杀鸡取卵。

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像公仪休那样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则“民富国强，众安道泰”，这才是细水长流之计，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大逻辑，值得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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