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一个少年野心家的成长

摘要：法国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奠基之作，开创了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先河。《红与黑》中的小说主人公于连，是个木匠的孩子，他的性格中有着许多难以琢磨的因素：自卑又自负，勇敢又怯懦。他希望融入上流社会，内心却对上流社会虚伪乏味的状态充满鄙夷。于连其人复杂的、日趋完善的自我形象和精神世界值得令人探讨与思索。

一、

《红与黑》这部小说的故事蓝本是1828年2月29日《法院新闻》所登载一个死刑案件。在拿破仑帝国时代，红与黑代表着“军队”与“教会”，是有野心的法国青年发展的两个渠道。

司汤达创作《红与黑》时，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已经失败，他想用自己的笔去完成拿破仑未完成的事业。他要通过《红与黑》再现拿破仑的伟大，鞭挞复辟王朝的黑暗。为此作者以“红与黑”象征其作品的创作背景：“红”是象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热血和革命；而“黑”则意指僧袍，象征教会势力猖獗的封建复辟王朝。

我对那段时期的法国历史不甚了解，故在此不多加赘述。

《红与黑》开创了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先河，但它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小说中大段的心理描写从属于情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为我们窥见于连的心理提供了方向。区别于那些着眼于主人公外界磨炼的成长小说，《红与黑》的特别之处在于司汤达入微地刻画了于连的心理，使一个出身低微但志向远大的少年野心家的自卑与自负刻画得入木三分，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丝心灵波澜都映现在了纸页上。

二、

于连其人，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坏人”一言蔽之。作为一个典型的“圆形人物”，他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

于连其人，不可作寻常观。

于连无疑是病态的。他集自卑与自负于一身，身上没有年轻人身上通常具有的朝气，极强的野心与极强的自尊心，使他心里隐藏着“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但也正是因为他强烈的自尊心，在德瑞纳先生提出聘用他的要求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薪水的高低，而是问“那我同谁一起吃饭呢”，在这个漂亮的年轻人心中，平等的对待远比薪水更重要。

这归根到底是阶级的巨大差异给于连带来的自卑。出身贫寒的有思想的人，在进入稍高的社会阶层时，往往会用严肃和理智来武装自己的自卑与低微。真正出身好的人，不会纠结于智慧如何，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被忽视、鄙夷、同情的阶段，所以心里通常是阳光的。这是横亘在阶层中最明显的壁垒。

但同时在书中，真实的于连是一个衣服不多但始终整洁的人，是一个热衷于拿破仑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是一个到朋友富凯家时醉心于大自然之美的人，是一个能背出圣经且饱读诗书的人，是一个被“上流社会”之人，善良的邪恶的也好能一眼相中的有着英俊外貌的人。

高尔基这样评价道：“于连·索雷尔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虚伪、阴险的少年野心家,也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悲剧典型,更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人物。

三、

在分析于连人物形象时，不能不提到德瑞纳夫人和玛特尔小姐这两位于连成长过程中的女性导师，于连与她们的两段情缘——“心灵之爱”与“头脑之爱”——占据着于连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德瑞纳夫人爱着于连的时候，于连并未真正的爱上她。他视在午夜钟响之前牵起德瑞纳夫人的手作为一种挑战。当他牵起德瑞纳夫人的手时，承担着“诱惑者”角色的他感到的是完成挑战的征服感。

在这爱情、悔恨、欢乐交织当中，他们的日子过得如电光石火一样快。于连也丧失了思考的习惯。

但德瑞纳夫人拒绝于连的时候，于连明白他爱上了德瑞纳夫人。这或许是由于缺乏关爱的原生家庭使敏感自卑的于连对给予他关爱的德瑞纳夫人产生了恋母情结，但更多的是他与她心灵的契合。德·雷纳尔夫人那颗善良温柔的心打动了他，最后，他说，“要是你不到监狱里来看我，我到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玛特尔的爱情只是一种幻想，对英雄的幻想、对小说式的夸张爱情的幻想，对打破自己沉闷生活的幻象。说到底也只是自己感动自己，认为自己在“爱情”里牺牲了很多，认为她是为了未来的英雄牺牲，所以她也是个英雄人物。这段关系一开始，就只是玛特尔想象中的爱情，最后收起于连的头颅，是这场表演的完美谢幕。追求小说里的壮烈又曲折的爱情。这种激情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玛特尔的善变、因为一点小事就爱或不爱都是源于此，这或许是对地位无意识的渴望让他爱上了玛特尔，于连的性格里有拿破仑的影子，征服她给他以巨大的满足感。在与她的相处过程中，于连习得更多爱情技能与向上爬的处世之道。

四、

在小说中，于连一出场时，其清秀美丽的外表与低微的出身让我瞬间想到了莫泊桑所著《漂亮朋友》中的下级军官杜洛瓦。于连·索黑尔与《漂亮朋友》中的主人公乔治·杜洛瓦都是少年野心家的典型，他们都是想要进入社会上层的下层人士，他们的人生遭遇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而最终于连走向了绞刑架，杜洛瓦则成为所谓的巴黎上流社会的一员。表面上看，于连与其他19世纪成长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如《漂亮朋友》中的杜洛瓦，他们都以不同方式由社会底层迈向上层。杜洛瓦从一文不名的退伍士兵摇身一变成为报馆老板的女婿，并以此为荣。与于连的反抗不同，杜洛瓦完全顺从，从一开始，从外派记者的小伎俩到依附权贵，他甘心作走狗，甚至成为其中佼佼者。在畸形的社会，他卑鄙狡猾，将利益放在首位。而于连对那些所谓“上流人士”矫揉造作的行为始终感到猥亵。在上流社会的宴会上，于连更加清楚地知道，他一直战战兢兢地想看看的上流社会是怎么一副尊容，讽刺讥笑是主流，阿谀奉承是常态，来路不正的爵位，富有却缺乏官勋爵位的人，仍然不被圈子所认可，这种是完全意义上的阶级固化，和财富占有量没有任何关系。

“先生们，我没有那种荣幸，隶属于你们的那个阶级。你们此时看到的，只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微贱的乡下人，他不甘于自己的处境，而起来苦苦抗争。”

“我绝不向你们祈求任何恩惠。”

在小说的末尾，他向着陪审团、那些不与他同处一个阶级的人们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也正是在这里，他最终的反抗和死前的顿悟使他成为了悲剧的英雄，小说也达到了最后的高潮。

这一曲个人奋斗者的悲歌，也就到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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