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即当今如来：北魏帝王的佛教观

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释迦族人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人称之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创立了如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之后佛教便开始了向外扩张之路，早在西汉时期，佛教便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中原地区，但那时的佛教被称为“胡教”，被汉朝人看作是方术的一种，只流行于在汉朝的西域人士之中。佛教要想壮大必须等待一个机会。

“五胡乱华”的发生使佛教发展迎来了转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面临"小族凌大国"的问题，自身落后的思想文化不足以统治文化先进、人口众多的汉族，儒家思想又具有华夷之辩这样天然的排他性，因而作为胡族君主和"胡教（佛教）"天然亲近，意欲依靠佛教蕴含的较发达完善的天竺文明和西域文明，来弘扬诸胡文化，压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希望以佛教思想来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调和胡汉矛盾。佛教征服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佛教？

其后脱胎于游牧民族的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终于统一北方，而正是北魏的建立，使得佛教传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为佛教在华夏文明扎下深深的根基奠定了基础。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皇帝拓跋珪

一、北魏早期的徙民政策

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开启了疯狂扩张人口的模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天兴元年（398年）起，推行实施了长达五十年的“徙民北魏首都平城”的活动。徙民人口也是多种多样，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人高僧。

“掠民政策”也就是强制实行的“徙民政策”不仅使外来宗教、文化随着外来人口一起在北魏的领土上扎根生长，也解决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需要的劳动力问题。

北魏早期

徙民运动在为北魏带来不属于游牧民族的先进技术和风俗文化的同时，也将佛教文明带进了北魏统治者的视线中。

古代百姓既没有报纸杂志等纸媒，也没有互联网，因此古人的思想局限性很大，安居乐业、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甚至光耀门楣或许就是他们的毕生追求。在这种单一的思想环境下，统治者通过宗教来影响甚至控制百姓的思想就很简单。

鲜卑族

二、北魏佛教的传入

十六国时期，关中三秦地区由前秦、后秦和西秦先后掌管。因为凉州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曾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河西走廊也因此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又派遣大将军霍去病出征西域，在河西四郡的基础上又设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

因此，有着“四凉古都，河西都会”美誉的凉州自西汉起便成为古代中西方交流贸易的必经之地。

北魏前期实行的徙民运动使大量的凉州人民前往北魏都城平城定居，该政策不仅大幅度地解决了劳动力问题，也使当时主要以凉州地区为主的佛教活动一齐扎根于北魏。凉州是北魏佛教的传播中心，在佛经翻译和佛像佛寺建造上更是取得了非凡成就。可以说佛教在北魏取得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凉州佛教的基础上的。

北魏凉州地图

三、佛教在凉州的发展

凉州作为译经中心，许多佛教著作的翻译在此产生。从前凉时期的统治者张轨及其孙子张天锡作为佛教的虔诚信徒，曾亲自参与到佛经的翻译工作中；后凉时期，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在凉州举办的一系列弘法活动，使佛教在凉州的发展到达了高峰。同时，后凉的君主更是与来自西域的高僧鸠摩罗什作邻居长达二十年。

佛教的兴起自然带动了佛塔和佛像的建造。在现世的考古中发现的高善穆造像塔、程段儿造像塔、马德惠造像塔和石造像塔残件等，皆是出自于凉州一代的领域。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不仅拜佛译经，还在凉州南山进行大规模的石窟造像。

北魏风格的佛塔

四、北魏初期的门阀局面对佛教的影响

东汉自汉和帝后，国家统治权力多由宦官与外戚把控，随着“党锢之争”和“黄巾起义”的先后发生，地方豪族势力的参与使权力私有化加速发展，由此形成的门阀政治局面引发了剧烈社会变革使东汉王朝走向了衰败直至覆灭。

黄巾起义

但门阀政治局面的演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只不过由于西晋崩溃后，北方地区遭到了游牧民族的多番进攻，因而相比于南方的门阀士族，北方的门阀世家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初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由于语言不通、文化落后，又必须依赖北方的门阀巩固统治。

《魏书》：“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从这份的记载中，便可知：北魏建国初期，鲜卑族统治者复制了十六国时期胡族与门阀的相处方式，使门阀群体积极自愿地加入了北魏王朝的兴盛建设中。

而北方的门阀在多年与胡族君主的相处之中，也意识到了佛教是相互之间沟通的一个良好话题，慢慢的这些北朝门阀也就渐渐笃信佛教起来，这必然又会影响新占据中原的北魏统治阶层对佛教的信仰。

五、北魏时期的佛教

《魏书》中曾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

由此可知，拓跋氏建立北魏伊始与佛教并无密切关系。道武帝时期，因为来自赵群的沙门法果在佛法教义上有着极高的造诣，拓跋珪与他多番谈经论典后，才对这群高僧沙弥另眼相看并礼遇有加，任其为“沙门统”，佛教对皇权统治阶级的依附也由此开始。

北魏佛像

来自北方的传经高僧释玄高，通过自身极高的学识和修养，轻松地得到了北魏统治阶级和贵族的尊重与重视。也正是因为北魏皇室的信仰以及对佛教的重视加快了佛教在平民百姓中的传播，即使发生于太武帝时期的灭佛运动也丝毫没有撼动佛教在北魏百姓心中的地位。

文成帝在位期间的传经高僧昙曜，更是同文成帝、孝文帝和冯太后等统治者一起使佛教思想在经过灭佛运动的动荡后，依旧伫立于北魏多方荟萃的宗教文化中心，得到了快速发展。

昙曜石像

北魏时期的佛教在民间流行迅猛，逐渐成为了国家宗教，又因为当时出身于鲜卑族族的统治者大力推崇，佛教的理念逐渐上升为治国理政思想。统治者对佛教的保驾护航是佛教在北魏时期发展完善的标志。

自第一任“沙门统”高僧法果开始，佛教就积极主动地向皇权靠近，法果宣称“皇帝即当今如来”，通过佛教思想再一次肯定了皇权的绝对权力，以此寻求最高统治者的庇佑，并借此使佛教迅速在北魏皇室扎下根基。此后的佛教高僧也采取同样的手段，来争取当朝统治者的信任，借此为佛教之后成为国教的奠定基础。

法果寺

结语

北魏佛教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佛教通过将皇帝比作现世“如来”的手段，迎合了皇帝的对皇权至上的理念追求，满足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帝王也乐于通过宗教来神化皇权，使当时文化程度较低且来自于五湖四海的百姓更加顺服北魏政权，以此维护并加强统治。

简而言之，宗教作为帝王教化百姓和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政治统治目的的工具，统治者并不介意宗教的实质。而作为百姓，佛教只是其寄托对美好生活幻想和未来生活许愿的承载物，并且因为与统治阶级相同的信奉，百姓心中神化的皇权更是使其以更加虔诚的心去信奉佛教。这些都使佛教在北魏的少数民族中扎稳根基和迅猛发展。

参考文献：《魏书校注》《中国佛教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