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肖耿｜疫情如何揭示中美系统性差异？

肖耿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中美两国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差异通常被归因于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允许其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增长模式如何影响其应对疫情的措施，以及之后不同的疫情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冲击其各自的金融与经济。

　　香港 – 没有什么事件能像新冠病毒大流行那样暴露出国与国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对于在新冠病毒危机之前就陷入了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大国竞争的中美两国来说，这些系统性的差异更是显而易见。但是，两国至少有一个共同点：疫情结束后，都需要重新考虑各自的社会契约。

　　为了遏制病毒传播，中美两国都实施了社会隔离措施，并导致失业，而隔离与失业的共同作用是打破了维持全球正常增长的收入与支出的良性循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今年全球GDP将收缩3％。刚刚公布的中国第一季度GDP萎缩了6.8％。

　　然而，中美在其公共卫生措施的执行方面差距显著，并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中国严厉的隔离封锁措施导致新病例急剧下降，而美国迟钝及支离破碎的应对导致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这种差异通常被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允许其采取更果断的行动。但是，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两国的增长模式是如何影响其应对措施，以及如何冲击其金融与经济的。

　　在美国，几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创造了一个高度依赖债务融资的以消费为动力的增长模式。美国人储蓄很少，但却借了很多钱，因为美元作为主导全球的储备货币，被赋予了“优越的特权”地位。美国政府也一样，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

　　可是，即使在美联储奉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所产生的积极的供给增加冲击。美联储目前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再次采取了这种扩张性政策，削减利率，并在过去六周内将其资产负债表扩大了超过2.4万亿美元，目的是防止系统性的流动性短缺。

　　美国金融体系还不断地在加杠杆，并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华尔街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买卖，而忘记了其为实体企业服务的宗旨。而企业更依赖于股票与债券市场，而不是银行。

　　此外，尽管电子支付取得了进步，但美国家庭和小企业仍然主要以效率较低的现金、纸质支票，以及信用卡开展业务。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今日，美国财政部也是通过直接存款和邮寄支票的方式来提供紧急援助及经济刺激款项。

　　互联网科技平台公司也已经习惯了采用由债务驱动的消费主导增长模式，通过诸如定向广告之类的方式来推动用户的过度消费，而忽视了关注及帮助弱势群体如何通过互联网平台创造就业与收入。“临时工经济”体现了这种单向联动趋势：像Uber这样的个体叫车平台针对其平台销售收入进行了优化，其结果是只为司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培训和保护，而监管机构则采取了漠视放手的态度。

　　长期以来，美国的借债消费模式很明显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在收入不平等剧烈恶化时。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显示，借债消费循环周期的任何中断可能立即引发经济崩溃：一旦收入中断，私人金融机构就会减少信贷，因为需要担心不良贷款。这会导致消费暴跌，进而迫使企业及员工收入进一步减少。为了避免灾难性经济崩溃，美联储和财政部不得不介入，以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注入流动性，这实际上是将信贷风险转移到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

　　中国模式避免了许多美国模式的陷阱。除了高储蓄率之外，中国还依靠出口和投资来推动增长，而不是依靠不可持续的国内居民借债消费。此外，在创新技术平台，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已将传统经济与普及度极高的数字生态系统联系起来，鼓励用户既消费又赚钱，从而增强了中国经济的结构韧性和组织弹性。

　　这些并不是中央计划的结果，而是基层不断探索实验，监管者基于自下而上的反馈不断调整政策的互动结果。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平台企业，而非中央计划者，开发了包容创新的网络平台、开创了中小企业与农村新市场、创造了农民工与年轻人的就业新机会，而监管部门只是为这些新平台提供了便利。

　　新冠病毒危机凸显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中国的“超级互联网应用程序”生态系统创建了可持续的、可循环的、数字化的“收入-消费-支付”商业模式，成功融合了创收与消费功能，其覆盖面与规模效益远高于以行业监管来割裂市场的传统西方模式。在中国的隔离封锁期间，阿里巴巴、拼多多等在线市场成为许多小微型企业所有者的生命线，使它们与数百万的国内外消费者保持联系。诸如京东网之类的在线物流公司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确保了在整个隔离封锁期间老百姓生活必需品都可以按时交付。

　　腾讯的微信（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让每一位隔离在家的居民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同时允许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通过各种文字与视频博客获得收入，付款可以通过微信支付直接发送。微信还使政府能够向公众及时传达重要信息，包括协调复杂项目的执行，如关键医疗设备和物资的交付。腾讯会议应用程序使学校可以通过在线方式继续运转。

　　随着隔离封锁措施的缓解，阿里巴巴支付宝及腾讯微信支付等软件被迅速扩展用来监测每一位居民的健康状况，以确定他们可以去哪里活动与工作。由于这些电子支付平台的普及，使得中国可以实现公共卫生方面的精准监测：在中国，几乎每个学生与成年人都拥有智能手机，而且都已经安装了其中一个或两个电子支付应用程序。

因此，在等级化的传统银行系统之上，中国开创了一个扁平的自适应数字金融系统，以高效的方式连接了8亿部居民智能手机。这是中国更大众化的“储蓄-消费-债务-收入” 混合-循环经济模式的关键要素，比西方的“借债-消费”模式更具韧性与弹性。这也是中国金融业在隔离封锁期间没有出现（需要央行采取激进应对措施的）严重的流动性短缺的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不断演化，它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完整的可循环体系，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资本的增值，而不是仅仅消耗这些宝贵的资本。成功将取决于疫情之后中国是否可以建立一个更包容可持续的社会契约，但这一过程很容易被中美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无休止的对抗而中断。

　　美国也同样需要更新其社会契约，特别是通过增强包容性和韧性。与中国一样，关键是需要在大公司与小公司、个人隐私和大数据、以及短期效率和长期风险管理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但是，要实现这些平衡，政治家的好大喜功必须让位于理性、务实和包容的交流。审视美国应对新冠病毒危机至今的表现，还看不到这些平衡和新的社会契约可以很快达成。

沈联涛是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