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明祖训》来看朱元璋对藩王军事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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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在键盘前臧否一下历史人物。

若论朱元璋一生中的败笔，那么“分封藩王”这条肯定榜上有名，而且肯定是排名靠前的那种。

朱元璋在建极称帝，天下粗安后便定下了“封建藩王”的制度，并在洪武十一年派遣第一批儿子就藩各地，坐镇名川大邑。

关于为何要分封诸王的原因，据朱元璋自我阐述，是他稽考古制，规避唐宋教训，唐代在藩镇环伺，四方扰攘之际而外无强宗，导致天子九出，也就是九次被赶出长安。而咱们的带宋嘛……因为没有分封藩王的习惯，导致皇室近支齐聚京城，最后被大金包了饺子，还好逃出来个小九，为大宋续上了国祚。

当然，用某乎上的话说，只谈益处不谈弊端就是耍流氓，唐宋殷鉴虽然悲催，但是，汉晋也是因为宗室内部互相攻伐而几致社稷化为丘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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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并非没有察觉藩封之弊，相反，他还察觉的异常之深刻，他在给予藩王几乎无限特权的同时，也从军事结构方面限制藩王的权力，从而消弭藩王拥兵尾大不掉的隐患，这一切都隐藏在朱元璋亲撰的皇室典范——《皇明祖训》里。

说到《皇明祖训》，不得不提这是一本奇书，在这本书里，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言行举止甚至衣食住行都做了严格的要求，比如他要求后世帝王要随时在宫门口备着几匹健马，好在危急关头可以溜之大吉。“凡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更选良马数疋，调教能行速走者，常於宫门餵养。”而且这本书把皇室与外臣摆在无限对立面，在这本书里出现的大臣只有一种面孔，那就是奸臣，动不动就是“即斩之”。讲真，在洪武朝当大臣，很可能会出现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死路一条的局面，咱们试举一例。

“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是负责风闻奏事的言官，履职尽责向皇帝报告藩王的错误，那么恭喜你，这是离间天家亲亲之义，斩！而如果你闻知藩王有重大错误（谋反），立马向皇帝汇报，那么恭喜你，仍然是斩，为什么呢？因为“无实迹可验”，拜托，等到有实迹可验时，那就证明藩王已经扯旗造反了，谁在造反前会让你拿到关键证据？总之，横竖都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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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有点扯远了，咱们今天的主题不是批判藩王特殊化，而是讨论朱元璋对藩王的限制。众所周知，限制藩王必须从军事角度进行，毕竟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嘛，那我们就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分析。

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会封皇室近亲为王，那为何只有西汉、晋、明等寥寥几个朝代被认为是施行“分封制”呢？因为这几个朝代藩王不仅出镇地方（有封地），还能节制军马（有兵权）。

那么在明代，藩王在军事上有哪些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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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调兵的权力。朝廷调兵，需要发两份加盖有御宝的调兵文书，一封给藩王，一封给守镇官，然后守镇官拿到调兵文书，再请得藩王令旨，方能调兵。这其中步骤缺一不可。

“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

再则，在洪武年间，有出师由藩王统兵的惯例，比如洪武二十三年北伐，就由晋王、燕王统兵，其他如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等功勋宿将，都得受亲王节制。这与朱元璋成长起来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元末天下大乱，分属元朝阵营的王保保、李思齐、剥脱帖木儿、张思道等人四下割据，拥兵自重，互相之间征伐不休，为朱元璋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所以在明朝建国后，一俟诸子长成，朱元璋便让他们接触军旅，为的就是以自家人守边塞，这样更为放心。

所以在朱元璋的刻意培植下，边塞诸王有着相当强的军事实力，比如宁王朱权，封国在大宁，与北元接壤，军事实力在诸王中最为雄厚，按《明史·宁王传》记载，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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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以为这样这些藩王们就拥兵而不可制了吗？图样图森破。

在诸王们被分封出去开始，朱元璋就时时不忘制衡之策。按《皇明祖训》，“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

每个藩王封国内的军队都分为两种，一种是归朝廷派员管理的守镇兵，另一种是护卫兵，也就是藩王护卫，归藩王掌管。

守镇兵也就是所谓的都指挥使司，地方上的三司之一，类似于现在的省军区，都指挥使司下级府（州）设卫，类似于现在的军分区，一卫5600人，比如在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曾赏赐陕西都司及秦王三护卫棉衣共十万零六百件，假设秦王护卫都是满额，即5600X3，陕西都司至少有八万多兵力。可见在地方上，归属朝廷的兵马要远远多于藩王直接掌控的军力。（宁王那是特例，谁让他的封国在蒙古眼皮子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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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得知陕西都指挥使司常派兵跟随秦王出入，下谕旨给右军都督府，申明都司乃朝廷方面，藩王自有护卫，岂能在没有朝廷圣旨的情况下把朝廷的兵马给藩王调遣。“近闻陕西都司遣兵常随秦王出入，盖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都司乃朝廷方面。”

最后朱元璋再次重申：凡是调兵，有敕令而无王令，不得成行；有王令而无朝命，亦不得擅发。

以上，从制度上来讲，未经皇帝允许，藩王们手上真正可以调动的兵马只有自己的三个护卫，顶破天不超过两万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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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是王府护卫，其护卫指挥也是朝廷派遣，之后才能世袭，“凡亲王文武官，除长史及守镇指挥并护卫指挥，初俱系朝廷所遣，至护卫指挥及千百户子孙世袭”。

但即使能世袭，朝廷也可以随时调遣起用，而且是无条件的，“凡王左右及境内所用官属，朝廷或欲起取，不问有无罪责，王即发遣，毋得阻当“。

这样在藩王可以保留自己私兵的同时，也为皇帝限制藩王护卫埋下了伏笔。

当然，这些是从制度角度来讲的，实际上呢？实际上朝廷调动起藩王护卫来不要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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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命宁王与辽王的中后卫跟随总兵官周兴一起征剿女真野人；洪武三十一年，辽东总兵杨文拣选燕王护卫中的精锐，带往辽东。

哪怕是到了建文年间，朝廷在对付燕王之前，也是先剪除其羽翼，先把燕王的护卫调往调动备边，使得燕王靖难起兵之初手底下仅有守卫王府的八百侍卫。

之所以燕王能够靖难成功，固然靠个人的能力，但也要考虑运气的加成，而且还是加成百分之七十往上的那种。

朱元璋苦心孤诣，精心设计了既避唐宋宗室不竞之弊，又免汉晋宗室兵权之重的宗藩制度，自以为能够优势互补，相互平衡。然鹅，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万物难逃真香定律，在他死后终究没有避免汉晋“宗亲造祸”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