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马业的危机“大爆发”，看宋朝军力

冷兵器时代，骑兵是一个很强的兵种。骑兵居高临下，面对步兵时拥有天然优势，可以轻松冲散敌人的阵型；骑兵有代步工具，机动性高，方便长途奔袭或支援；骑兵战术多变，可以施展骚扰、断粮等多种战术。

历代的大一统王朝，几乎都是拥有大量骑兵的北方政权统一南方政权而建立的。而这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也常常被北方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打的焦头烂额。

由此看来，骑兵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长期发挥着重大作用，几乎可以说“骑兵强则国强”。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必然少不了战马的培育。骑兵骑兵，顾名思义，没有好的战马，就根本谈不上好的骑兵了。

但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养马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如何养马，如何养好马，成了一个持续千年的难题。

养马是个难题

第一，马对食物要求很高。马的消化能力弱，牛羊的消化率可以达到50%以上，而马的消化率不到40%。与养牛羊相比，养马需要耗费更多的食物。而想要养高质量的战马，还得给它好饲料，比如黑豆和苜蓿，成本就更高了。因为消化能力弱，马还得吃“宵夜”，所谓“马无夜草不肥”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马的日常用处少，性价比低。与牛相比，马除了速度快，可以说是样样不如牛。牛能耕地，显然马不能耕地。牛的粪便可以肥田，但马的粪便是酸性，反而要影响庄稼的生长。牛肉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食物，可马肉的口感和味道实在无法让大众接受。

第三，马的服役时间短。除了食物要求高，用处少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战马的使用年限。一匹马在战争环境下，能保持2-3年的巅峰状态，之后还能在二线部队干个2-3年，就得退休。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养了一匹战马，用了几年就得退休，这服役时间简直太短了。并且，骑兵部队的马大多是被骟了的，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生育小马，实现战马的“自给自足”，而只能借助官方和民间的养马才能为保证部队的战马数量。

所以，马自身的种种特征，直接导致了养马是个难题。

一、历朝历代的养马情况

虽然养马是个难题，但历朝历代各出奇招，把这个任务完成的有模有样。

中国养马业起步很早，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商代已经建立了“马政”，即一套养马专用制度，还组建了由奴隶组成的庞大的养马队伍。商代的马匹需求量也很大，主要用于驾车、祭祀等。周代将马按照用途进行分类，并注重马匹的“优生优育”，以期提高马匹的质量。

秦朝长期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作战，所以也重视养马。以严刑峻法出名的秦朝，给养马颁布了专门的法律——《厩苑律》。这法律很有意思，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枷。”偷马的人直接处死，而偷牛的人只是要坐牢。保护马的意图，体现的十分明显。

汉朝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百废待兴。《汉书·食货志》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

当时，因为马匹稀缺，皇帝的御用马车都凑不够毛色一样的马，将相只能被迫坐牛车，就更别说其他人了。

马的稀缺引起了汉朝皇帝的重视，很快，就建立了一套完整严格的养马制度。高祖时期，丞相萧何在订立法律时，专门制定了有关养马的法律。吕后时期，她下令禁止出口母马，以控制马匹数量。

汉文帝一度缩小了养马规模，因为他心疼养马的花费，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御史大夫晁错立即上奏，向文帝说明利害。最终，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下令民间养马可以免除劳役，以鼓励“民营养马企业”的发展。

汉武帝更是一个“马迷”，为了得到他心爱的大宛“天马”，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说的就是汉武帝为求天马，便乱启战端，牺牲无数无辜之人的性命之事。（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

不过，话又说回来，汉初骑兵战斗力一点不输匈奴的骑兵，这与几代皇帝重视养马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立国，隋朝又承袭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吸收了诸多北周和北齐政权的制度、风俗、人才等。因此，隋唐两朝的胡化程度，都是比较深的。

唐朝的马政建设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设立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专门管理全国马政和各地养马场的建设，还设立了掌全国驿马的驾部。唐朝还凭借着和外国的友好关系，“厚颜无耻”地向外国“借”优良马种，这不仅增加了马的数量，还改良了唐朝的马种，可谓一举多得。

北宋养马之窘况

可是，在历朝历代都办的有模有样的养马产业，在北宋却急转直下，朝着一蹶不振的方向一去不回头。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诸多不利于养马的因素在宋朝同时发生，遂导致局面不可挽回。

一 “天然牧场”丢失，失去养马要地

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是不适合养马的——这里降水量大，缺乏广阔的草场（年降水量200-400mm自然植被是草原，400mm以上则很少形成草原），所以饲料质量不好；气候温暖，不符合马匹最喜欢的冷凉环境，因此马匹质量不好。

在中国古代，适合养马的地区——气候冷凉的“天然牧场”寥寥无几。最成规模的“天然牧场”，一个是内蒙古一带的部分区域，另一个是甘肃河套一带。（这些地方现在还是重要的畜牧区。）

其实，这两个地区不需要都占，只要占一个，那养马就不是什么难事。许多王朝就是只占有其中一个地区，还能把马业搞的风生水起。但是北宋很不幸，由于与诸民族政权并立，北宋的统治区域小的可怜。更悲催的是，这两个地区都不在北宋的统治范围内。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内蒙古一带已经全部落入辽的手中。而甘肃河套一带，大部分地区已经被西夏占据，一小部分虽在宋的地盘里，但处于与西夏对峙的前线，显然不能养马——不然你辛辛苦苦养好了，西夏派人一抢，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两大“天然牧场”的丢失，意味着北宋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中原地区养马。这种养马方式，不但成本高昂，马匹质量不好，而且难成规模。这些对于北宋本就薄弱的养马业来说，都是比较致命的。

二 民族关系紧张，难以引进良马

如果自己养马不合算，也可以用自己的物产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换马。北宋有物产缺马，辽、西夏有马缺物产。进行交换，看似是双方互通有无，皆大欢喜，没想到辽、西夏却持“流氓理论”，不和你北宋换！原因很简单——我们确实缺物产，不过为什么要和你北宋换呢？你缺马，战斗力不行，我打你就行了！把你揍的鼻青脸肿，一是可以抢来物产，二是可以让你上贡，物产这不就有了嘛。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贸易解决。

北宋和辽、西夏的关系可以说是不好，它们之间常有战事，关系紧张，自然也很少能够和自己的敌人开展贸易活动。

当然，澶渊之盟之后，北宋每年给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辽能够不战而得利，自然十分高兴，于是辽宋关系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时期。辽宋双方达成协议，在河北沿边地区陆续开放四处榷场，进行民间贸易。贸易物品种类丰富，但北宋严禁硫磺，水银，丹漆，盐，米等与武器生产和国计民生有关的物资出口，也对书籍严格管控，以防泄漏机密。辽则禁止皮裘，粮食出口，也常常限制马匹输出。当然，即使辽向北宋输出马匹，也只会输出一些次等品，而且量还很小。嫌马差？我还不给呢！

辽宋双方虽然开了榷场进行贸易，却互相提防，各怀鬼胎。所以北宋的“贸易求马论”，只能是一厢情愿，难于实现。

三 官营养马低效，民间养马惨淡

上文说道，北宋“天然牧场”丢失，“贸易求马”又收效甚微，所以北宋只得自力更生，在中原地区强行养马。

北宋耗费巨资，建立了一套“畸形”的马政制度——大办官营马场，并严禁民间马匹自由交易，马匹只能由官府收购（低价），民间养马遂受重创。

北宋可能是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汉、唐两朝就已经大办官营马场了，收效还不错。可北宋皇帝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汉唐两朝不但大办官营马场，还积极支持民间养马业发展。民间养马繁荣，并与官营马场形成了良行竞争，给当时的养马业注入了活力。

可北宋的养马业一味实行官营，缺乏正常的市场竞争，因此养马业投入高，产出低，惨淡经营。宋真宗时期，虽然国有马匹的数目一度达20万匹，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养一匹国有马，就要耗费500贯的成本，相当于正常养一匹马耗费的几十倍。此时20万匹国有马就不是什么优势，而是巨大的财政负担。澶渊之盟后，辽宋停战，北宋朝廷急忙减少国有马匹数量，因为实在养不起。所以，20万匹国有马只是昙花一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北宋还是极度缺马。

北宋官营养马，成本高，产出低，养马规模很难扩大；民间养马，遭到重创，无力发展。因此，北宋缺马，那是“势在必得了”。

四 频繁改换政策，百姓负担沉重

后来，北宋出了一位名臣——宰相王安石。

神宗时期，北宋已经内外交困，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时爆发。为了扭转困居，宰相王安石毅然变法，制定了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法律。

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关养马的“保马法”，大力推动马匹的“国有民营”。具体内容为：

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户一匹，物力高而自愿者二匹，给以官马，或官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三等以上户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户十户为一社。保户马病死，由养马户单独赔偿;社户马病死，由养马户与其他九户共偿其半。

“保马法”的大体意思，就是让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每户一匹，愿意的话也可以养两匹。马由官府提供，或者由官府出钱，百姓购买，仍算官府马匹。养马可以减免部分赋税。如果马死，则百姓要赔偿，至于赔偿方式，要看百姓的经济条件——条件好，单独赔偿；条件不好，就让邻居帮他分担一些。

这一政策，执行难度看起来就不小。等到实际执行时，就更变本加厉——当地官吏为了完成任务，取得政绩，就不管百姓死活，强行把养马当成任务摊派给百姓，想养得养，不想养也得养！养马费用高昂，免掉的那点赋税，只能算得上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够养马的费用。百姓也不傻，“有幸”领到这个任务的百姓，常常举家逃亡。

王安石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加之新法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因而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新法很快被废除，“保马法”自然未能幸免。当然，“保马法”的废除对百姓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北宋各时期的养马政策，真是烂的“难分伯仲”，频繁改变养马政策，只能是不断地闹笑话。

养马养的这样差劲，北宋部队战斗力低下，也是不难想到了：武将虽有，却没有地位，只能看文人的脸色做事，不懂军事的文人反过来指挥军事；士兵数量虽多，可质量却差，骑兵数量很少，步兵占了军队中的大多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别说打不赢辽、西夏的部队，就是打农民起义军都常常失败。

北宋的军事，概括起来就俩字——窝囊！

总结

马是种不好伺候的动物，养马挺难。但马又是组建骑兵部队的重要工具，没有马还玩不转。历朝历代，大都施展浑身解数，大力发展养马业，以保证战马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在北宋，养马业的危机“大爆发”。北宋的养马业成了历代中的低谷，这与：“天然牧场”丢失，失去养马要地；民族关系紧张，难以引进良马；官营养马低效，民间养马惨淡；频繁改换政策，百姓负担沉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马养得不好，直接导致北宋的骑兵部队数量少，质量差，难以抗衡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加上北宋“重文轻武”，武将没有地位，并且“将兵不相知”，对军事更是“雪上加霜”。北宋外战、内战都节节败退，“谁也打不过”，恐怕与养马业的惨淡有着密切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