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自请削藩，放弃一切兵马大权，能不能做一安心王爷？

作为明末清初的风云人物，吴三桂一直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是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之一。吴三桂前半身事明，后半生事清，但在事清过程中，却又留下不忠不义之举，举旗造反掀起三藩之乱，造成清初八年内战，给国家与人民带来重大损失，以至至今仍被鞭挞。

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声称“削藩亦反，不削亦反”，刻画出吴三桂自私自利的野心形象，于是康熙作出撤藩的决定。然而，历史向来是胜利者的宣言，鲜有文人关注吴三桂的处境，那么从吴三桂角度来说，如果他主动削藩放权，放弃一切兵马大权，康熙会放过他吗？此人给了一个答案！

明末清初，清朝一共封过五个汉人王爷（追封不算），最广为人知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实际上还有一个孙可望——张献忠义子。

张献忠死后，刘文秀、李定国与孙可望等率大西军余部数万人，进军云贵，联明抗清。尽管全国抗清形势严峻，但在云贵地区大西军占据着优势。然而在1657年，驻扎在贵州的孙可望阴谋篡位，挑起了大西军内战，率领10万大军意图云南，却被李定国率领3万大军击败，孙可望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一直以来，清军头疼于大西军的顽固，孙可望的投降，让清廷喜出望外。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然而兔死狗烹，大西军逐渐不足为患，孙可望失去利用价值之后，立即遭到清廷清算。

1658年，孙可望得知失散10多年的弟弟在上海，就希望清廷用公家驿传将穷弟弟送回团圆，按说这个要求并不离谱，但却迎来御史一阵猛烈批判，“（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孙可望赶快上疏谢罪。

1659年，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按说，这也是稀松平常之事，满洲八旗权贵放债取利多不胜数，但顺治却立即派人训斥一番。

1660年，永历皇帝逃入缅甸，李定国只余残部，南明败局已定。这一年，先是孙可望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被清廷驳回，但六个月之后孙可望死了。官方给予结论是病死，但清初史家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

孙可望死因真相如何，如今已经无法解开，但通过据守台湾的郑经，和孙可望家人经历来看，可能隐藏着惊人的内幕。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但几个月之后，孙征淇病死，弟弟孙征淳承袭。随着吴三桂缢杀永历皇帝，南明彻底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孙可望家族利用价值进一步降低，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1666年，康熙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此后爵位一降再降，1771年乾隆下令“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祸乱抗清最后希望的孙可望家族，在清朝政治舞台上就此消失。

1667年，清廷招抚台湾的郑经，并给予封王承诺，但郑经回信却一针见血：“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一句“往事可鉴，足为寒心”，说明郑经对孙可望之死充满怀疑，不敢步孙可望后尘。

孙可望让郑经疑虑，焉知不会让吴三桂疑虑？所谓“神龙失势，与蚯蚓同”，吴三桂主动削藩，焉知不会是第二个孙可望？所以，吴三桂在康熙决定削藩之后，纯粹是不得不反，只能奋起一搏。

更为重要的是，与孙可望失势投降、缺乏根基不同，吴三桂从军数十年，军中关系盘根错节，这样的军中宿将又怎能让康熙和清廷安心？只会尽快除之而后快，唯一头疼的问题是如何合理安排吴三桂死法，以安众汉奸之心罢了。

但有人认为，康熙不是顺治，这是一个千古明君，有豁达的心胸，肯定会善待吴三桂。其实，清宫剧中康熙很豁达，但在正史上康熙却多次言而无信，在三藩之乱中，尚之信和耿精忠先反后降，康熙给予承诺是“将功赎罪，既往不咎”，但局势稳定之后，却以“负恩谋反之罪”，将这二人处死。此外，还有朱三太子朱慈炤，康熙明令寻找和善待厚养前朝皇室中人，但找到朱慈炤后，却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理由，将75岁的朱慈炤凌迟处死，将他男性家人全部处死，女性充奴，可谓灭之满门。

可见，以康熙帝的德性，吴三桂即便主动放权，也是必然不得善终！

其实，在清朝时期，以汉人身份成为王爷，这就是原罪，注定不得善终。纵观清初几位汉人王爷，除了尚可喜，几乎没有一个得以善终。更重要的是，这些汉人王爷之死，总给人一种阴谋诡计的味道，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犹如此后清朝给人不够大气的印象一样。

参考资料：《明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