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丨中国营造学社之路

营造·中华——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九十周年回望

□ 本报记者 赵墨 / 策划执行

【编者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营造学社这个私人性质的学术团体在短短十几年间，于政局动荡的中国先后考察了上千处历史遗构，而经他们调查被重新发现的珍贵建筑遗存更是横跨了汉唐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学社中前辈先贤对中国古建筑发展体系所进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与梳理，及一系列珍贵的考察报告、建筑测绘、摄影图片，不仅为早期中国古建筑研究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也强有力地对“中国古代建筑有价值吗”这一疑问做出了回答，并就此开创了文献发掘与遗迹考察相结合的中国建筑史学建构和理论体系研究的学术事业。与此同时，在中国建筑史学的外延层面，如历史建筑保护、旧城改造、中国乡土建筑考察与研究等诸多方面他们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九十年后的今天，“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矛盾，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所不可避免之痛。我们期冀对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及其学术成果的回顾与梳理，不仅能让读者藉此领略到传统建筑和时间浑然不可分之绵延与厚重，也能让我们认识到建筑不仅仅是一处处“房子”，它还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信仰的思考和想象。想必，这都将敦促我们去思考如何在当代保存与发扬传统建筑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而这，就是对中国营造学社，对学社先辈最好的告慰。

中国营造学社之路

□ 朱岩

研究实物的主要目的则是分析及比较冷静的探讨其工程艺术的价值，与历代作风手法的演变。知己知彼，温故知新，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本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1928年，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会在北平中央公园内举办。展览以中国古代建筑为主题，集中展示了“营造学会”收藏整理的古建筑书籍资料和制作的古建筑模型。

中央公园与“营造学会”，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都算得上是新鲜的事物。而它们的出现，与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多面的创始人

中央公园即是今天人们熟悉的中山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原为明清两代的社稷坛。1914年，时任中华民国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主持将原属于帝王的坛庙改建为供市民游憩的公园，并成立董事会负责公园的建设与运营。在其任内，先后还主持了正阳门改造、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打通、环城铁路修建等众多市政工程，堪称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先驱。

中国营造学社社长、创始人朱启钤

一系列与城市建设和建筑改造相关的工程，让朱启钤对建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朱启钤受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托，前往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中发现了晚清丁丙“八千卷楼”藏钞本《营造法式》。朱启钤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宋代官方建筑书籍的巨大价值，立即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

不过，鉴于影印出版的“丁本”在传抄过程中错漏颇多，朱启钤又特别委托版本学家陶湘组织众多学者“搜集诸家传本”，以中国传统文献学的方法，对《营造法式》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校勘，重绘了原书图样，并仿照内阁大库中发现的宋版《营造法式》残页设计了版式，最终在1925年出版了内容与印刷质量皆臻上乘的“陶本”《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 陶本

《营造法式》的重新发现与出版，引起了更多学者对中国建筑的关注，也使得朱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陶本”出版的同年，朱启钤就与阚铎、瞿兑之等好友成立了“营造学会”，开始投身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他们一同搜集并整理中国古代营造相关的图书，辑录《哲匠录》等论著，并组织制作了一批古建筑模型。1928年在中央公园举办的展览，正是为了展示“营造学会”成立以来的研究成果。

私人学术团体成立

展览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让很多人意识到中国古代建筑同样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朱启钤的老朋友周诒春也是其中之一。周诒春曾任清华学校校长，此时则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总干事，负责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以支持中国的科教事业。他在参观了展览之后，建议朱启钤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以支持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

朱启钤已经意识到如果想进行更深入的古建筑研究，仅靠三两爱好者是难以为继的，必须成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于是，他听从周诒春的建议，在1929年多次致信基金会，“商请协助预计完成中国营造学之专门著述”。同年，基金会复函，同意从1930年开始每年提供15000元的资助，按季度拨付。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原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

在有了稳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中国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16日在北平正式成立，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朱启钤阐释了建社的旨趣：“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

科学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与国际化的视野，为营造学社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向与极高的起点。不过在学社成立之初，正式参与研究的社员人数不多，且几乎没有人接受过现代建筑学教育。因而学社的研究依然侧重于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努力从历代古籍中挖掘中国建筑发展的线索，与“营造学会”时期相较变化不大。

学社的“现代化”

所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太久。朱启钤在学社成立后，一直积极网罗现代建筑专业人才。随着梁思成与刘敦桢的加入，学社迅速开始了它的“现代化”历程。

“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学社的内部架构上。1932年，学社完成了组织调整，梁思成与刘敦桢分任法式部主任、文献部主任，与社长朱启钤形成稳定的三足鼎立结构。朱启钤负责学社的统筹协调与支持保障，梁思成主导古建筑的实地考察，刘敦桢主持古籍文献的深入整理和研究，三人得以各展所长。同时，学社开始选聘年轻研究人员入社，在梁思成与刘敦桢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现代研究队伍。

1933年 梁思成在中央公园营造学社 办公室前

除了专职研究人员外，学社还有一支庞大的“名誉社员”队伍。这部分人员的组成十分复杂：有学术文化界人士，如考古学家李济、历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有建筑师，如杨廷宝、赵深、陈植、关颂声；有军政界人士，如张学良、朱家骅、叶恭绰；还有古建筑营造厂商、外籍学者等各界人士。看似奇怪的做法，其实却是现代民间机构所常见的。这些看起来与古建筑研究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却能给学社以政治、经济、学术声望等各方面的支持。在此基础上，营造学社在1932年设立了“干事会”，负责“厘定社约并规划本社进行大纲”，以更充分发挥“名誉社员”的力量，更好地支持营造学社的日常运营工作。

营造学社还逐步实现了“现代化”的财务制度。营造学社的私人性质使得它没有来自国家的固定资金支持，必须寻求多元的资金来源，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用以支持学术研究。根据不完整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断营造学社当时至少有六类不同的资金来源：一是基金会的资助，包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英庚款董事会；二是政府的支持（特别是抗战期间）；三是社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四是学术书刊的出版销售；五是参与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学术项目；六是银行利息。可以不夸张地说，“升级”后的中国营造学社已经可以说具备了现代非盈利机构的特征与运营模式，这为学社研究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对于一个学术研究团体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梁思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刘敦桢则曾求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都在拥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基础上，接受了现代的建筑学教育。他们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营造学社，推动了学社建筑研究方法的转向。梁思成认为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无论对于技术结构还是艺术鉴赏，“尤须重见”。因此，营造学社的工作也逐渐转变为“以实物之研究为主，测绘摄影则为其研究之方途”。中国营造学社自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研究之路。

田野调查之路

1932年春，梁思成赴蓟县考察独乐寺，开启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首次田野调查。在调查中，梁思成对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两座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大到梁柱、小到斗拱的每个部件，都留下精确的尺寸数据。同时通过手绘图与摄影，记录建筑的外观与结构。返回北平后，梁思成利用调查中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就《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文章包括总论、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之保护六个章节，以大量精美的图纸展示了建筑的外观、平面与结构，并结合《营造法式》及已知的历代建筑，深入分析了辽代建筑的设计特点，探讨了不同时代建筑演变的规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篇用科学方法分析古建筑的调查报告，为后续古建筑调查报告确立了经典范式。著名建筑学家傅熹年曾评价该报告“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1933年 梁思成在河北蓟县独乐寺

在营造学社尝试展开古建筑田野考察时，其实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学者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起步更早，已有数十年考察中国建筑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以至于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在中国营造学社做的学术报告中竟然都直接声称古建筑研究“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不知适当否？”这样的建议无论出于何种心态，自然都不能为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经济落后、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也给营造学社的考察带来了很多不便，不仅吃住与交通条件极为艰苦，有时甚至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所幸，营造学社第一次田野考察不但顺利完成，还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无疑给学社成员带来了莫大的信心与鼓舞。在随后的几年间，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的带领下，开始有计划地按区域展开古建筑普查：1932年6月，调查宝坻三大士殿；1933年，调查河北正定、山西大同；1934年，调查河北西部、山西晋汾地区、浙江；1935年，调查山东曲阜、河南安阳、苏州；1936年，调查河南中部、山东中部、山西……在短短六年间，营造学社组织了数十次古建筑调查，足迹遍及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详细测绘了206组古建筑，绘制了1898张测绘图稿。

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调查 ——山西部分路线图

与此同时，作为当时国内唯一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机构，营造学社还收到了大量政府委托的维修古物计划，包括故宫、景山、杭州六和塔、曲阜孔庙、云冈石窟等。正是由于政府专业机构的缺失，使得营造学社实际上扮演了“官方机构”的角色，履行古建筑保护的职责。这样的模式，与当时基本由官方掌控的考古学领域恰成鲜明对照，却与当代很多国家政府与非营利机构进行的专业合作与外包服务模式颇为相似。

1933 年，梁思成、刘敦桢等赴云冈石窟考察途中（左起莫宗江、 林徽因、刘敦桢）

如此高强度、“不要命”的调查与研究工作背后，除了为在学术上赶超外国学者，夺得中国古建筑研究“话语权”以外，也更多受到随时可能降临的战争威胁的催促。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担心日本侵华战争一旦打响，很多古老的建筑可能都无法幸存。通过田野考察，至少，他们可以为这些建筑留下一份纸上的记录。

1937年6月，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之下，学社展开了他们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次田野考察。梁思成、林徽因等4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山西五台山，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心心念念的唐代木构建筑。山峦环护中的佛光寺，就这样向它虔诚的朝圣者展露了真颜。“瞻仰大殿，咨嗟惊喜。”简单的八个字，极好地概括了几位学者见到东大殿时的心情。大家分工协作，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早已在过去几年中做得极为熟练的测绘、拍照工作。虽然厚厚的尘土与众多的蝙蝠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但这丝毫无法阻挡他们的工作热情。测绘进行数日之后，大家才发现大殿的梁下隐约有墨迹。梁架甚高，光线又不足，很难以读出具体的文字。唯有“素病远视”的林徽因依稀辨出“女弟子宁公遇”之名。大家一下记起，东大殿前刻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十月的经幢之上，亦有“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经幢应当立于大殿建成之时，因此得以证明大殿修造的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终于找到了建于唐代的木构建筑！历史将这样难得的幸运留给了最应享有的人。

1937年 梁思成在佛光寺内拍摄

林徽因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女弟子宁公遇”

他们拿出了所有的罐头，在夕阳下的大殿前分食，庆祝这一重大发现。那时的他们却并不知道，属于他们的古建筑考察之路，也已走到了夕阳时分。

孤独的坚守

“七七事变”爆发，让本已步入高峰的古建筑调查工作戛然而止。除社长朱启钤留守北平外，大多数研究人员开始了南下的流亡之路。几经辗转，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学社成员最终落脚在四川李庄，继续坚持研究工作。

梁思成（后）和莫宗江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绘制图纸（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

此前营造学社的考察集中在华北地区，并主要关注于官式木构建筑。被迫的迁徙，使得社员们有机会开拓新的研究空间。1938-1940年间，学社先后组织了三次田野考察，行经云南、四川、西康等地，发现并测绘了大量民居、石阙、崖墓等在此前考察中关注较少的建筑类型。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营造学社失去了稳定的经费来源，研究工作无以为继，野外考察更没有可能继续展开。梁思成不得不常年奔波于李庄与重庆之间，向教育部等政府机关申请特别经费，以维持社员最低限度的生活。潮湿的气候与困苦的条件更使得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李庄时期卧病在床的林徽因

贫病交加、缺食少药，却依然无法阻挡社员们的研究工作。脊椎出现病变的梁思成将头支于花瓶之上，强撑着绘制一张张古建筑图稿，林徽因久卧于病床之上，依然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整理建筑相关的史料。1944年，《中国建筑史》完稿。这部中国人所写的建筑史从史前到民国，系统梳理了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脉络，建构起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框架与范式。同年，《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APictorial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也顺利完稿，希望借以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与艺术价值。两本建筑史源于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田野考察的积累，也为这一阶段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画上了一个“完满的逗号”。

散作满天星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尚在李庄的梁思成写信给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培养建筑人才的设想。梅贻琦采纳了建议，决定聘请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着手筹建建筑系。在梁思成的坚持下，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与清华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学社并入建筑系，学社成员加入建筑系任教。同时，在建筑系下成立中国建筑研究所，继续进行古建筑研究工作。

1936年 梁思成与林徽因参与天坛祈年殿修缮（左二林徽因、左三 梁思成）

中国营造学社自此结束了短暂的历史，但它在中国古建筑研究史上留下的烙印却不曾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中国营造学社开辟了中国建筑史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将古人眼中的“匠作之事”转化为融现代工程技术、历史文化与艺术审美于一体的建筑学，构建起中国建筑史的学术框架与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营造学社的中坚梁思成与刘敦桢后分别执教于清华大学与东南大学，为如今南北两大古建筑研究重镇奠定了基础，并培养出一代代中国古建筑学者。刘致平、陈明达、罗哲文等学社年轻成员，也纷纷成长为一代建筑大家……

九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建筑历史、认识精巧合理的建筑结构、欣赏“如翚斯飞”的建筑之美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成果依然是最可靠与最动人的向导。

（作者系北京四中原地理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