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附近美学”：一种现代性意识的死与生

　　“附近的消失”近来成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但是，“某某的消失”这类耸人听闻的话语很容易使人掉入一种表面的二元对立论思维陷阱。当文化人抱怨，人们越来越少关注日常周边的生活场景时，抖音、快手、微信、微博、豆瓣、知乎等各种新老媒体上却不乏海量网民对自我日常生活的纷纭展示。切身经验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与网络生活其实并非如某种怀旧想象的那样刻板对立。

　　原文 ：《“附近美学”：一种现代性意识的死与生》

　　作者 |中山大学 罗成

　　图片 |网络

　　“附近”因差异、丰富、多元

　　而有意义

　　“某某的消失”这一命名，最为著名的应该是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对“童年的消逝”的讨论，而波兹曼却恰恰不是一个浪漫的怀旧主义者，他并非为“童年”挽歌一曲，而是客观地揭示出“儿童/成人”这个二元对立的历史建构性。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并非如人们习惯感知的那样自明存在，与其视为自然生理阶段，毋宁看作社会历史建构，其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便是以印刷术、电视机为代表的媒体更迭。知识信息在代际间的收放，才是造就“儿童”现象沉浮的奥秘所在。可惜坊间往往买椟还珠，模仿了话题的表面腔调，而忽视了思索的实质关怀：人的生活及其情感乃至想象归根结底是历史社会的产物。文化批评，则是要在生活万象的自然面目背后揭示出其隐蔽至深的历史出身，不是把历史涂抹成传奇，而要将传奇归还给历史。

　　无疑，比观看更重要的是思考。思考“附近”，就是揭示一种现代性意识的建构，它以所谓“日常生活世界”的面貌而兴起。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抽离化”的“专家系统”，个体从传统有机体的生活中被抽出而置入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领域，一切都依靠银行、学校、医院等专家系统来维持运转。藉此来看，现代性的后果就在于，一方面引起了个体无穷无尽的认同焦虑，即对于“我是谁”的困惑、质疑、辩难，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的嵌入方式来缓解焦虑，形塑一种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认同。因此，十九世纪以来，“日常生活世界”在社会学、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受到的广泛关注，正是旨在缓解高度技术化、抽象化的专家系统背后隐藏的个体认同危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诗人波德莱尔的现代诗歌创作与艺术批评。在著名的《恶之花》《现代生活的画家》《一八四六年的沙龙》《一八五九年的沙龙》等作品中，敏感的作家以游荡者的姿态注目于“十九世纪的都城”巴黎，捕捉并凝固住它的社会百态及其转瞬即逝的美感，甚至宣称要创造出不亚于古典永恒之美的现代美。由此，巴黎得以作为现代艺术形象典范的“附近”，以一种全新质地的美感屹立于波德莱尔的文学丰碑之上。

　　其实，现代之美与古典之美的真正区别并非表面的永恒与瞬间、静态与流动、理念与具象等等二元对立，而是在于发现了一个具有差异性、丰富性、多元性的巴黎。在古典柏拉图式“一”以贯之的“美本身”之外，真正确立起了以“多”为标准对日常生活世界予以观看、表征、评价的现代审美机制。从此，“美”不再是“真”与“善”的代名词或附属品，而成为了与之分庭抗礼的自律性领域。在现代美学视域中，“附近”正是因差异、丰富、多元而有意义。

　　毋宁说是“附近”的转型

　　作为现代审美意识的“附近”，亦可称“附近美学”。它带给现代性社会中个体的启示就是：人不必再执著于传统社会中唯一本质的价值认同，世界是一个万花筒，有着无数可供选择的坐标视野。人生的意义感，由客体之真转向主体之诚，不再取决于个体对传统经典神圣话语的摹仿实践，而是更多立足于个体在日常世俗生活世界的风格追求。由此，本来陌生而又冷漠的都市社会，就会借助游荡者的目光等个体“再嵌入”的能动性，而呈现出丝丝崭新的亮色。终于，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的同时，被现代性与城市化浪潮所席卷裹挟的芸芸众生又有了新的精神慰藉：虽然乡村家族的围炉夜话荣光不再，但是都市街角的橱窗观赏亦有可玩。当下城市的一叶一如来，取代了曾经自然的一花一世界。

　　这种由自我、差异、内面、地方所共同构造的文化理解，最终导致了“附近美学”作为一种现代性意识而兴起。从长时段来看，滥觞自康德美学，兴盛于现代主义艺术，泛滥成日常生活审美化，流俗为小清新与小确幸，这大约可以概括“附近美学”的前世与今生。特别是，伴随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的双重变奏，“随手拍”成为门槛极低的一种日常生活艺术，“有图有真相”则扛起了后真相时代替天行道的义旗，“云直播”甚至让五湖四海的网友们济济一堂进行现场监工。显然，“附近”弥散于你我手掌，方寸之间，天涯咫尺。

　　人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与其看作“附近”的消失，毋宁说是“附近”的转型，一种5G媒介时代的生活转型。借用莱文森关于“数字麦克卢汉”的著名说法，我们也可以将当前时代名之为“直播波德莱尔”。但与波德莱尔仍需脚踏实地的游荡有所不同，“宅”是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主流样态，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前有外卖业的异军突起，后有自热小火锅的黑科技发明，再加上作为标配的移动智能终端设备，一个曾经重视群体生活的社会竟然也走到了连吃火锅都可以不挪脚的时代。

　　我们“走心”了吗？

　　也正因此，活跃于屏幕之间的“附近”，看起来危机重重。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常人所谓的“附近”与“遥远”、“真实”与“虚拟”、“物质”与“精神”、“人际割裂”与“社会沟通”等二元对立，而是审美机制以一种悖谬的方式回到了现代美学出发之前的“同质化”状态。易言之，本应高度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的生活素描，日益走向了看似热热闹闹而实则千篇一律的数码仿像。似“多”实“一”，才是当前时代的症结所在。大众日常艺术的套路化、刻板化与模式化，取代了对“定于一”的传统圣人之言的摹仿。其中根本缘由，除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有关“文化工业的伪个性化”的经典讨论之外，后人类时代的技术生产也许才是最大挑战。在这个大数据加人工智能算法的时代，机器程序都可以随意输入主题就能仿造一首像模像样的诗词。程序创作与波德莱尔言诗之间的核心差异，正是技术操作与人文创造的区别。

　　“附近美学”的真正困境，来自于技术对生活助益的同时也是一种遮蔽。附近的困境，并不在于我与你之间的见与不见，也许恰恰相反，是因为技术进步，我们太容易展示与窥见彼此的生活空间，反而难以“走心”。现实中的我们并非永远宅在家中，也会漫步社区或乡村的附近，但问题在于，我们“走心”了吗？如何“走心”？苏珊·桑塔格曾说：“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在此意义上，观看附近与观看屏幕没有本质区别。回到波德莱尔，“附近美学”的真正启示，也许并非游荡的观看，而是在于走心的思考。走心之处，远近无妨，游荡亦是居家，就像另一位诗人苏轼所说的那样：“此心安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