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保罗·罗默：经济学家是否拥有太多权力？ | 社会科学报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一度认为，经济学家的专业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但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反思。经济学家掌控大权是否弊大于利？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0年3/4月刊发表了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文章《惨淡的王国：经济学家是否拥有太多权力?》（The Dismal Kingdom: Do Economists Have Too Much Power?），围绕近期出版的两本相关著作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原文 ：《经济学家是否拥有太多权力》

　　编译 |熊一舟

　　图片 |网络

　　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1960年以后，任何人想要讨论美国公共政策的几乎任何方面，从如何使汽车更安全到是否要废除草案，从如何支持住房市场到是否监管金融部门，都必须讲经济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家承诺提供专业知识和基于事实的分析，他们将为政府干预带来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Binyamin Appelbau）在他的新书《经济学家的时刻：假预言家、自由市场和社会断裂》（The Economists’ Hour: False Prophets, Free Markets, and the Fracture of Society）中阐述了这一点。但这本书和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最近写的另一本《交易人：交易的兴起与美国梦的衰落》（Transaction Man: The Rise of the Dea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济学家掌控大权弊大于利。

　　这两本书都很有说服力，而且都是记者写的——这些局外人用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学家在美国社会中不断变化的角色。阿佩尔鲍姆追踪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的影响力。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经济学的语言和概念帮助形成了有关失业和税收的辩论，但它们也影响了国家如何处理征兵、如何管理航班和铁路旅行，以及法院如何解释限制公司权力的法律。

　　阿佩尔鲍姆写道，经济学家们对美国公共政策的无数干预加在一起，其影响已不亚于一场“革命”——本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出乎意料，远非良性。

　　莱曼则记录了另一场相关的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大萧条灾难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公司的力量必须受到其他同等规模的组织——教堂、工会，最重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的制约。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公司运作方式的调整——更多的敌意收购，更多地依赖公司债务，以及当股价上涨时给高管们更多的奖金——将使市场能够自我调节，从而不再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管。他们的建议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尤其是在刚刚放松监管的金融领域，他们的建议催生了垃圾债券和其他一些问题。和阿佩尔鲍姆一样，莱曼得出结论，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盲目接受使美国社会变得更糟。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选民也对经济学家不再信任。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前夕，时任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被要求说出支持他“脱欧”立场的经济学家的名字。他说：“这个国家的人已经受够了专家。”“我没有要求公众信任我。我要求公众相信他们自己。”

　　大多数英国选民听从了他的建议，投票决定离开欧盟，无数经济学家的警告遭到诅咒。

　　经济学家应该把这一结果当作一种警告，警醒自己进行重大的调整。经济学家大卫·科兰德（David Colander）和克雷格·弗里德曼（Craig Freedman）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调整的方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家在20世纪建立了越来越复杂的模型来指导公共政策，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狂妄自大。为了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经济学家应该回归他们19世纪祖先的谦逊，强调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并欢迎其他人——专家、政治领袖和选民——来填补空白。

　　当“成本与收益”成为判断标准

　　阿佩尔鲍姆的书开篇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不受重视的现状，但正如接下来的章节所显示的，经济学家们走出了困境——不仅仅是美联储，整个政府都是如此。从成本效益分析如何被广泛用于评估有关健康和安全法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转变。

　　当美国国会在1966年设立交通运输部并要求其提高机动车安全性时，议员们并没有要求监管机构衡量拟议新规的潜在成本和收益：毕竟，没有人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但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W.基普·维斯库西（W. Kip Viscusi）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辩称，人们实际上的确为生命赋予了美元价值，尽管这是含蓄的，而且经济学家也可以计算出来。

　　监管机构最初拒绝了这种做法，但随着对繁琐的安全规定的抱怨越来越多，一些人开始动摇了。1974年，美国交通运输部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否决了一项要求卡车安装所谓“曼斯菲尔德围栏”（Mansfield bars）的提议，该提议旨在防止1967年导致女演员杰恩·曼斯菲尔德死亡的事故再次发生。监管机构计算出，在每辆卡车上安装这些铁条的成本将超过这些铁条所能挽救的生命价值的总和。不过，当时他们认为一条生命的价值是20万美元，但为了应对选民要求减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压力，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逐渐上调了这个数字。最终，由于车祸造成的生命损失的估值开始超过安装围栏的成本，监管机构强制要求安装围栏，选民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这种结果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尽管道德风险很高，但经济风险却不高。没有一家公司会因为政府是否强制要求安装围栏而面临数十亿美元的损益。

　　结果是，没有人有动机利用其庞大的财政资源来破坏监管程序并使其决策产生偏见，而“不问，不说”的体系——即把经济学家当作“哲学家国王”——运行得相当好。

　　而当潜在的收益或损失扩大到数百亿或数千亿美元时，就像他们在决定是否监管金融部门、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公司恶性竞争，或阻止制药公司让人们对止痛药上瘾时所做的那样，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有很大利害关系的公司来说，安排一个顺从的经济学家扮演“哲学家国王”的角色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这个人愿意保护公司的鲁莽行为不受政府干预，而且是以客观和科学的专业知识的名义。

　　两个重要问题的根本区别

　　也许没有人比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更了解当经济学家成为哲学之王时，将如何指导公众分辨对错——当时华盛顿正在放松对许多行业的监管，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2年对一群商业经济学家说：“不受约束的市场创造了一定程度的财富，促进了更文明的生存。”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格林斯潘致力于给金融机构更多的回旋余地，并通过这样做帮助创造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条件。他是以经济学的名义这样做的——事实上，在公众的意识中，他使这一学科人格化了。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冲击全球金融体系的十年前，次贷对人们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但在1998年，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拒绝了忧心忡忡的消费者维权人士的要求，即对其监管的银行的次贷活动进行审查。今天创纪录的低失业率表明，十年过去了，尽管金融危机最直接的伤害已经愈合，但更深的创伤依然存在。

　　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危机造成了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长期的收入减少，也许还会导致许多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对政治制度更持久的反弹。

　　简而言之，一个将回答规范性问题的责任委托给经济学家的体系在风险较低时可能会产生许多合理的决策，但当强大的行业被纳入其中时，它将造成巨大的失败并导致巨大的损害。只要几次巨大的失败，就能抵消那些较小的成功的干预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而要求经济学家为人类生活设定一个价值混淆了两个重要问题的根本区别，这两个问题影响着每一个政策决定。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如果政府采取一种政策，会发生什么？另一个是规范性的：政府应该采取这一政策吗？经济学家可以用证据和逻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但却很难回答第二个问题。事实上，答案在于每个人对对与错的认识都不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就像人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对是非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应该在有关社会应如何运作的基本决策上有特别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