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其原因一是因为蒲松龄的文章不符合当时科场风格不为考官所喜，二是因为蒲松龄家贫未能专心于举业。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年19岁的蒲松龄以县、府、道三个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两年之后，踌躇满志的蒲松龄参加乡试，结果却名落孙山。自此之后，直到晚年，这位“文章词赋，冠绝当时”的大才子，竟屡试不第，始终未能中举。
蒲松龄不第的最主要原因是蒲松龄为文的文风不投时好。蒲松龄堂姊妹的外孙王培荀曾分析说蒲松龄：“颖悟绝伦，淹贯群书。作文空诸所有，一缕清思，为题曲曲传神写照，时文中白描高手也。施愚山评其文，谓‘剥肤见骨’；场中文多取痴肥，故终身不遇”。
而蒲松龄对此也有清晰的见解，他在《贾奉雉》一文中写道：“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即味列八珍，当使天下不以为泰耳。”可见是不屑于作那些猎取功名的滥文，但是科场中取才却是以“痴肥”的滥文为标准，而且诸多考官也都是以这种文章被录取的，“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事进身”，蒲松龄的文风不对他们的胃口，对蒲松龄的文章他们也是很难认同的。蒲松龄既然不能屈从时风写那些陈词滥调的科场文，就只能回回进场、次次铩羽而归了。
蒲松龄从21岁进乡试考场，此后多次应举，一直到63岁时最后一次参加乡试依旧未中，不仅他屡试不第，他的子孙也是如此，甚至他教过的学生也没有一人中举。这很可能是受蒲松龄的文风影响，导致了他们没有中举。
除此之外，蒲松龄家贫不能专心治学，也是蒲松龄不能中举的一个重要原因。家贫迫使蒲松龄只能为了生计奔波在外，到处做教书先生赚钱养家，边谋生边读书就导致了蒲松龄不能专心举业，“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蒲松龄从二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教书生涯，没有条件闭门专心攻读。而且创作《聊斋志异》也分散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他曾经向朋友表示：“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决心放下《聊斋》专心学业，但是很明显，他并没有真的这么做，一有时间他就修订《聊斋志异》，请人做序等等，他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仕途举业上却因此遭遇了连番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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