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之争：重庆与成都的“性格”养成

川渝之争相比京沪、南北而言无论是规模还是知名度都小得多。但是，对于西南地区的人来说，“重庆大方”“成都小气”也算是一个共识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笔者将通过对川渝两地的社会历史环境解读这个现象。

什么地方的人会“小气”和“精明”？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回转，看看那些被全国人民公认“小气”“精明”的地方有什么共同点。在中国人民心中浙江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以做生意闻名于世，“精明”“小气”更是他们的标签。而然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表象”。

浙江人一样是汉人，和大部分中国人同种同文，大家的起点都一样。浙江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还是因为后天条件上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有差异。

（虽然说大部分人心里温州人代表全部浙江人）

江南一带自南宋以后就是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由于常年的战乱和藩镇割据，中央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控制每一户人家的户籍了。因此中唐以后颁布“两税法”逐渐放开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到了宋朝更是连宵禁都推迟了，可以说在这时候中国人才有了真正的夜生活，市民阶级在中国得以真正形成。

也正是在宋代，中华料理迎来了一次爆发式的发展。据《梦粱录》统计，南宋时杭州的餐馆，仅名菜就有数百种，还不包括各类摊贩售卖的食品。而美食、小吃出现的基础之一，正是市民阶层的发展与壮大。

随着蒙元入主中原，这样的好日子被一度中断了。明初的时候，乞丐出身的朱元璋试图建立起一套以自耕农为基础的“里甲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就以黄册上登记的土地和人丁为标准，确定田赋的税则和人丁轮流应役的办法，来向里甲户征收赋税和征派差役，并根据各户人丁和土地财产的变化，每十年重新调整一次。

（江南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是全国前列）

而然，这玩意终究是逆着时代潮流。里甲制度在宣德年间就开始松动了，到了成化、弘治年间终于宣布彻底流于形式。于是明朝对其做出了妥协，将部分人头税摊入田赋之中征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一条鞭法”。随着明初窒息式的控制不复存在，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等地，市民阶层再次崛起。

回过头来，再看看成都市民阶层是如何的出现。众所周知的原因，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荡之后，成都地区人口锐减，现在的四川地区的人口基本是清康熙至乾隆时期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形成的。但事实上，当时进入四川的人口，包含官方强制移民、官方利好政策下的自发性移民，他们和明代的那次“湖广填四川”一样，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基本没有直接形成成都的市民阶层。与江浙等地的城市人口形成的方式类似，成都的市民也是在和平时期工商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或者说是“恢复的”，清初全川人口约60万人，包括农业人口在内整个成都府约7万人口）。

（《清明上河图》中反映的宋代市井生活）

这种生活在人口自然流动堆集而成的城市的市民有个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私产。因为，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社会分工注定它不能玩第一产业。而18世纪以前也没有大工业这样的第二产业。在商业、手工业发的商品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作为意识，用几百年的时间烙印进市民们的思维里。这点，他们远比在乡下的亲戚更接近现代思维。

（很多人想起成都就是满大街的小吃，事实上这样的花样繁多小吃的出现，正是市民阶层逐渐出现并壮大的注脚）

而如江浙地区、成都这样的，在18世纪前就已经以纺织业、餐饮业、旅游业、以及商业为核心构建起的城市，无疑都非常具有生活气息。这点在明清的各种笔记小说中也能体现。

（1930年代的成都从事纺织刺绣等手工业的女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女性地位进一步提高，也让“耙耳朵”成为成都男性的一地域标签）

如果我们能穿越到清代的这些城市生活工作，恐怕也会和今天漂在北上广的非大城市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觉得老家生活乏味，城里物价太高。那个时代很多人和今人得了一样的心病，只能感叹这点真是“自古以来”了，因为所谓“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的市民文化，也是在冗长的时间中形成的；初来乍到者需要经过各种城市生活经历的“历练”，才能真正融入这座城市，成为真正的新兴市民阶层，也是古今皆然的道理。

同是城市为何价值观迥异？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城市人的私产意识重，那为什么重庆还有东北的城市人就很“豪爽”？答案出在近代以后“城市产业”的变迁上。

前文说过传统的城镇、城市是人口自然流动，然后通过轻工业（纺织）以及旅游业、餐饮业等服务行业支撑起来的，并依靠商业活动等保持活力和流动性。建国后，随着各种工业化运动，城市的产业从过去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变成了第二产业。

（如果你上了年纪应该会对这些画有印象）

这个阶段的人口自然迁徙被严格禁止。其严厉程度远胜于历代王朝。但是与之相对应，国家组织的迁徙就要频繁得多了。本应由社会个体承担的衣食住行全部由政府包办。集体的宿舍，集体的食堂，统一的工作制服是那个年代工厂工人的共同记忆。这种长期封闭的集体就是所谓的“共同体”。不同于以往靠血缘和宗族为纽带建立的“家族共同体”，也不同于欧美以宗教为纽带的“教区”。这种“单位共同体”完全是人为拼凑，用来给国家完成任务的。

（工厂的生产任务是跟着上头的“指标”，而非今天这样跟着市场走）

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尤其是在“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以单位大院为载体，单位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社会的氛围。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这一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

(过去的大型单位很简单做到满足你的一切基础需求)

同时，单位的封闭性自然带来“排他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使得单位人充满了一种优越情节，人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单位空间。此外，作为生活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单位共同体也是建立在一系列真实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诸如：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党政双重体制、奖惩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厂办大集体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等。正是依靠上述制度体系，才能构建出单位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社会物理空间和关系空间。

国家将这种组织结构从工厂延伸到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中，将其变成“单位”。单位几乎垄断了所有与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源，单位人完全依附于国家，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功能于一身的高度合一的综合性社会管理体制。

既然过的是这种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的集体生活，那就得改变一些事物。在过去自然形成的城市化进程即意味着散沙化，进入的城市的生产单位往往是家庭，而非宗族（今天的城市化与之相似）。这使得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私”不愿意为集体付出，或者说压根就没什么集体意识。

在大工厂中，情况则完全不一样。首先，一个单位的就业人数就不是传统的家庭小作坊能比。大型的企业动辄上万人，完全就是一个小社会。而且，这种流水线的大工业，在那个强调集体，崇尚奉献的年代里，天然就是一个集体主义培育所。

(在50年代至今的传统国企工厂工作过的人，基本体会得到什么是“小社会”)

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没有“私产”这个概念。加上当时的物资匮乏，帮助共同体内的其他人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帮助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外界看来“帮助有困难的人”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比如看到晕倒的人上前给他做人工呼吸，看到摔倒的老人扶上一把。但是，在小共同体内“帮助”已经不只是一种主动行为，很多时候还是被动的。比如，邻居做菜正好没有盐，顺手从你那儿拿了一点，又或者邻居家的浴室坏了，会丝毫不当自己是外人的用你家的浴室。这种时候你只能选择默认，说一句“这种小事不要再问，下次直接干”之类显得自己很“豪爽”的话。因为，你知道这种“帮助”已经不是道德问题了，而是单位共同体内的一种“行为准则”。一旦选择和其“正面刚”非但得不到帮助，反而会被贴上“小气”“不近人情”的标签，从而被单位共同体内的其他人孤立。

（无论国内外集体生活总会带去一些“规矩”）

所以，在单位共同体环境下成长的人们，“豪爽”是必备的品质。一个“大方”的人能够在共同体内获得很好的名声，反之对私产极为看中的人就会成为被所有人鄙视的“小气鬼”。长期如此，人们不会觉得潜规则是该被改变的，而是会强迫自己去适应这套规则。

当改开的浪潮袭来，国营的大企业纷纷改革。大批下岗的工人涌入社会，也带去了他们在工厂中形成的“规则”和“习惯”。那些有大量国企大工厂的地方几乎无一例外有着“大方”和“豪爽”的美名。如东北、山东、河北，以及本文所说的重庆。

相对应的那些没那么多国企，很少有“单位人”又有浓郁市民传统的地方，则被衬托出了“小气”“精明”的标签，如成都和浙江。

成都和重庆，作为四川盆地内两座空间距离上如此之近的超级城市，因为各自的城市化进程所遵循的方式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市民城市气质。而这两种市民气质伴随着如今人口大流动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碰撞也是必然的事儿，互联网的发展又把这种碰撞产生的火花呈现在了公众面前，这就是如今“成渝互怼”（川渝情节）的根源之一。

结语

其实不是很多人以为的“一方水土”养出的一方人，而是“一种生活”养出的一方人。

综上所述，与其说是“重庆人老觉得成都人小气”是地域冲突，不如说是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冲突。随着国企的不断改革，可以预见“大方”被视为一种“准则”的日子不会长久了。也许到了那天，这种时代原因导致的中国式地域冲突也会平息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