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优秀的人才大多愿意去美国？原来是因为这件事…

几十年来，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时时回旋在国人头脑中：中国近500年的科学技术为何落后于西方？中国教育为何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中国比西方落后吗？差距又在哪里？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田涛做了一次详尽的解读，追溯西方历史幽深处，洞悉宗教源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等宏大命题，不时出现的马丁.路德金、牛顿、达尔文、等等一个个遥远而如雷贯耳的名字像激起的历史浪花，又解析了看似平常的眼镜、钟表、显微镜等深层社会意义，闪烁着智慧的金光。

此文内容多而不乱，一以贯之的主线是：科技创新的使命与动机。我们也由此更能理解这个话题的现实关照性：华为为什么能在美国举国之力打击下，依然岿然不倒？华为为什么愿拿出百万年薪聘请应届毕业生？中国理应更重视教育、重视科研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爱因斯坦，华为需要一个特斯拉！

本文根据田涛在华为海思公司2019年12月10日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并进行了大的修改和扩充。原标题《从神圣使命到世俗动机——科技创新的使命与动机漫论》，正和岛将分4次连载该文，向读者呈现系统完整的思考逻辑。请耐心品读，将大有裨益。

口 述：田涛 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第四部分 关于科学动机、使命的一般性讨论与忧思

科学的征服：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

20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正像17世纪之前的欧洲，评价和衡量事物与人的唯一尺度是《圣经》一样，尽管一千个人对《圣经》有一千种理解，天主教与新教对《圣经》有各自不同的解读，新教自身也分裂出了路德宗、加尔文宗、循道宗等若干宗教派别，但God这个神却是各宗派和芸芸信众们共同的精神依归和价值取向、行为准绳，一切皆曰之：听神的启示。

20世纪人们的观念彻底变了。神的启示让位于科学的启示，宗教思维换位于科学思维，神的召唤演化为科学的召唤。20世纪之前的法国，牧师是许多年轻人的第一职业向往，进入20世纪，从事科学研究、当科学家成为全世界优秀青年位居前列的人生理想。

科学一骑绝尘，正在单轨道上、单向度地向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进军和渗透。科学的技术化大大推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从东方到西方，从发达国家到落后国家，每个团体，每个家庭，每个人，几乎无时无刻地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科技产品的影响，从能源到医疗，到衣食住行，到教育与娱乐，到信息的摄入与流通，到人际之间的交流……科技使人类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前所未有的简便、和前所未有的多样化。

与此同时，科技也在深刻改变和挤压人文和社会学说的叙事方式、研究方式、传播方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同于自然科学，如同19世纪之前的自然科学研究被统合于自然哲学之中一样，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数理模型、生搬硬套的数学公式、物理概念所统治。统计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侵入在许多方面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也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社会经济现象、人类精神现象的真实面貌。基于有限抽样、样本之上的静态研究严重忽视了人类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化与复杂性，其研究成果大多要不被束之高阁（因为几乎绝大多数人读不懂他们在表达什么，不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几个数学公式，事实无比丰富，语言生动而富于张力），要不被政治家或企业家采纳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看不懂”、甚至只有作者本人或少数几个人才能看懂的哲学论文、管理学论文、社会学论文、心理学论文以及其它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文章，是当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特色。也许的确是曲高和寡，但更严重的问题恐怕是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体系，已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在自然科学席卷一切的浪潮中，社会科学和它的研究者们失去了应有的学术自信与尊严，哲学的庄严恢宏和宗教学的至高无上消逝了，亚当.斯密（1723_1790）的《国富论》和卡尔.马克思（1818_1883）的《资本论》中所闪烁的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芒，那些曾经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煌煌巨著，在20世纪之后的岁月似乎越来越稀缺了。

没有什么比科学对宗教的伤害更厉害的了，前面我们讨论了很多，下面再举一例。彼得.沃森的《思想史_从火到弗洛伊德》中引述道，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认为，没有考古证据能够证明《圣经》中记载的一些故事和人物曾经存在过，比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们念念铭记的亚伯拉罕、诺亚、摩西或约书亚，也没有证据显示犹太人流亡到埃及，更没有英雄般的出埃及，也没有对迦南的武力征服。这些学者们甚至怀疑大卫王、所罗门以及“统一的王国”是否存在过。那可是《圣经》描述的犹太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啊……

这样的“挖祖掘陵”式的科学研究显然走的太远了。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过的“两种真理”，一旦用科学真理检视信仰真理，信仰的大厦一定会坍塌掉。信仰是建立在假定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凝聚人类共同体的精神镜像，是一连串的故事，而不是物质形态。

人类与一切物种最大的区分就在于，人既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又活在自我编织的意识世界中。所以，人类追求物质生活不断改变、改善的同时，人类也需要安魂曲，需要诗与哲学。可惜的是，人类从来都是在极端的方向上一路奔跑。几百年前一切听上帝的，几百年后一切听科学的，科学殿堂中人士与普罗大众言必“这科学吗”，以科学观定义和评价万事万物。当我读到机器人用大数据创作的“新唐诗”时，我简直要晕过去了。但，这就是人类今天的现实遭遇和挑战。

凡事皆有两面性。科技的征服对东西方人类社会的最大改变的另一面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我在华为大学讲过两本书，一本是瓦尔特.伍伦韦伯写的《反社会的人》，书中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现实：1%的财富阶层通过资本市场的钱生钱，却坐拥36%的社会总财富；靠社会救济生存的庞大失业人群，由于优越的福利制度，发展出了一种畸形的、享乐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方式。金字塔尖和底座的两群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不劳而获。前者坐享资本红利，后者坐享福利红利。而新教倡导的“劳动是人的天职”的价值观却渐渐消逝。

另一本是保罗.罗伯茨的《冲动的社会》，表面上看它讲的是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是怎么被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文化撕裂的、扭曲的、压迫的，但它反射的是一种全球现象，也是一种中国现象。人类包括中国人（中国也许更甚）从未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物质人”、“物质动物”，即时消费，及时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世界各大陆都呈现出一派“末日狂欢”的疯狂与喧哗。

科技，无疑是这一切现象背后最大的、最强有力的推助器。

“也许宗教永远不会消亡。也许今天传遍全球的宗教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持久。也许下一个伟大的信仰才刚刚开始”。这段话的出处我找不到了，但我认同作者的观点。人类永远需要信仰，而科学不能替代信仰。

在全球都在呼唤“科学向善”的当今，重振信仰文明对科学家、对人类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研究的人类使命、国家使命与与商业动机

科学技术的500年演进史，背后是深刻而剧烈的观念演化史、变革史。如果没有15世纪前后的新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就很难在天主教内部和欧洲形成广泛的思想解放，以及伴之而来的质疑上帝造物的怀疑主义思潮，而正是怀疑与去疑、质疑与捍卫的200年左右的观念之战，促成了牛顿、波义耳等一大批神学科学家们的科学动机的形成。印证和荣耀上帝造物的神圣不可动摇，成为这一代科学宗师们的至高使命。他们无疑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主观上为了上帝，客观上为了人类。

历史进入18世纪，一切都变了。一场剧烈的观念革命_思想启蒙运动让科学发现从神坛回到了人间。关注人，关爱人，解放人，人是万物最高的尺度，以人为中心、人本主义的思潮在冲击和颠覆“上帝中心论”的同时，也在改变和重塑18世纪之后的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科学家们的使命从对神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关注。

爱因斯坦、特斯拉就是典型的人类主义科学家。特斯拉被称为“美国的科学先知”，在他的世界里，“地球不过是地球仪，被他轻松的按在食指下”，但他却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着人类而来的”“人类最重要的进步，来自科技发明，而发明创新的终极目的，是完成对物质世界的掌控，驾驭自然的力量，使之符合人类的需求”。

“人类没有兔子跑的快，所以兔子永远是兔子；人类没有恐龙巨大，所以恐龙灭绝了；人类没有敏锐的嗅觉，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没有坚硬的盔甲，也不能飞翔，也不强壮……”动物王国的大多数动物都被上帝一次塑造的很完美，而人类却充满了缺陷。但对不起，人类有亚里斯多德和苏格拉底，有孔子、老子和庄子，有释迦牟尼，有《圣经》和《道德经》、佛经和《可兰经》，有牛顿和波义耳，有拉瓦锡和门捷列夫，有普朗克和克拉克，有爱因斯坦和海森堡，有达尔文和特斯拉，有图灵、香农和冯.诺依曼，有杨振宁和李政道，有斯蒂夫.霍金（轮椅上的科学先知）等一大批前赴后继的各种族和各领域的思想先贤、科学先驱，更重要的是，人类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恐龙统治地球一亿多年，因为没有危机感而被陨石灭绝。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仅仅几十万年，但人类已经开始了移居太空的探索。建议各位读读《人类的未来》（加来道雄）这本书，相信会对人类的未来生存更加自信，也会更由衷地敬仰那些知名与无名的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们，他们是真正的怀有人类使命精神的一群人。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科学研究从荣耀上帝转向关注人类时，科学和科学家的动机与使命的面相也变得丰富和多元了，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面相是国家使命和商业动机，我们在下面予以简要分析。

科学家的国家使命在军事科技研究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军事是与死亡对抗的领域，这样的极端性质决定了军事科技的一大特质，对人才与资本的高投入和压强性投入，而且不计成本。国与国军事对抗的背后事实上是科技的军备竞赛。两次世界大战就科学意义而言，大大加速了人类的科技发展与进步。美苏两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武器竞赛、太空争霸都对两国、尤其是美国的科学发展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军事科技竞赛的背后是人才争夺战、人才战略的争夺战。《五角大楼之脑》一书对此有系统和详尽的描述与分析。

过去一百多年，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军事科技的研究，爱因斯坦是原子弹的理论奠基者，艾伦.图灵（1912_1954）不仅被称作计算机之父和人工智能之父，而且是二战时期立下大功的密码破译专家，“由于他的贡献，使得二战足足提前了两年结束”。同样是计算机之父的冯.诺依曼（1903_1957）不仅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贡献，也是美国氢弹研发的主持者之一。

冯.诺依曼（1903_1957）

毫不夸张的说，我们人类今天生活的大部分都与军事科技有关系，比如材料科学、生物技术、医学、能源、大气监测等，再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手机以及机器人等，它们大多是先发端于军事研究和军事应用，进而民用化、商业化，从而造福于大众。

与军事科技比肩而进的世界工业革命，它既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科技突飞猛进的“助产婆”。军事竞争持续推动着主权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商业竞争持续推动着企业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军事与商业共同推动着国家、企业和社会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是过去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景观。在此之前，大学与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教会、王室和个人的捐助，科学家的收入少得可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道，“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学者和乞丐几乎是同义词”。但当商业与科学家走到一起时，干柴与烈火之间的燃烧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效应，而且会持续剧烈地、几何级地、加速度地燃烧下去。

商业从科技创造和创新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也从商业增值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从此，科学家的发现动机、发明动机多了一项至为重要的内涵：商业动机。爱迪生（1847_1931）就是一位强烈的利益驱动的伟大发明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爱迪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看，他也无疑是一位人类主义者。

人类个体的行为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科学家亦然，尽管早期的科学家以荣耀上帝为使命，但他们也有物质生存的欲望驱动。世俗时代、商业时代，科学家群体中既有从事“火星移民”的人类担当者，也有国家主义者，也有商业主义者，但大多数人从事科学研究的使命与动机是多元的、丰富的、复杂的，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人类进步与发展的贡献。他们是形形色色的人，是通过自身卓越的大脑和勤奋改变世界的人。

中国需要一个爱因斯坦，华为需要一个特斯拉

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序论》一文中断言，“唯有在西方，科学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为是'有效的'阶段。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区，尤其是印度、中国、巴比伦和埃及，一直存在着经验知识、对世界和生命问题的反思、最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慧_不过，系统神学的充分发展仅仅出现在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基督教中_以及极为精致的知识和观察。然而，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其他地方的天文学一样都缺乏天文学的基础，而只有后来的希腊人提供了这种基础”。韦伯认为，基督教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缺乏理性的证明的观念”、“缺乏力学和物理学”、“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理性的化学都付诸阙如”……

韦伯在新教和商业、基督教和科学之间串起了一条严密的逻辑之链，有其深刻的道理。但以此否定和排斥其它文明与商业、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完全正确。就在韦伯去世后的第十个年头，印度有了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印度迄今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印度数学家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1887_1920）被称为“重塑了西方百年数学”的天才人物。与中国文化同源同脉的日本，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间，有27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在1905年，24岁的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发明了狹义相对论，35岁发明了广义相对论，继此之后的100多年，信奉希伯来文明的犹太科学家群体对人类科学技术的贡献令人瞩目。

15世纪至20世纪中叶，欧洲和西方世界到处在闹变革，宗教变革，文化变革，思想变革，社会变革，政治变革，商业变革，这一系列变革都为科学的兴起准备了肥沃的土壤。而长达500年左右，中国无论是稳定还是动荡时期，基本国策是一脉相承的：修长城_物理长城和思想长城。拒绝开放与闭关锁国是我国过去500年科学技术落后的一大主因。加之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外敌入侵，使得中国的科技发展大大滞后于西方世界。

客观而言，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是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二是对外开放，第三是国防发展对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创新的需求，第四是各门类的制造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倒逼效应。截止2018年底，中国的科研人员总量达到419万人，超过美国；研发投入超过欧盟各国的总和，位居世界第二；国家重点实验室501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这中间并未包括一些科技企业比如华为的科研实验室；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占世界第二，专利发明量大幅提升，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

然而，与美国、日本、欧洲一些科技大国相比，我们与别人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巨大的。我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加以改进。

“中国的爱因斯坦”杨振宁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为100年前的犹太人在科学领地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其实有一位“中国的爱因斯坦”杨振宁，2000年，《自然》杂志评选人类过去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位列第18位，并且是榜单上唯一在世的物理学家。与他一同在榜的人有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尔、薛定谔、波尔、海森堡……

有人写文章说，我们的社会欠杨振宁先生一个道歉。何止一个杨振宁？还有杨振宁的导师叶企孙（1898_1977）等一大批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啊！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奠基人，门下出过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从事中国核武研究的一半科学家是叶企孙的学生。但叶先生中年以后的人生遭遇却极其坎坷。

尊重人，尊重人才，尊重科学家的自主性和创造精神，是中国科学研究走向强大的先决条件。

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永远需要一种宽容、宽厚、宽松的氛围，需要一种自由思辩、自由探讨、包容质疑、鼓励失败的学术土壤，需要一种对成功者、对贡献者、对英雄的激赏，也要激励和容忍探险者、冒险家和失败的英雄。

还有一点至为关键，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从观念到体制到教学方法，千年以来积弊甚多。至少在民国之前的数百年，中国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官僚体系的，一代代的读书人几乎绝大多数被一网打尽，成了官或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秀才举人们无不以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毕生期待。而基于此，从小到大的读书人读的皆是为官、为人之道的“圣贤书”。教科书基本上是治人之论、治世之论，与自然科学、自然哲学完全绝缘。正由于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单行道上，行驶着一个完全封闭的思想容器，所以，我们的教学方式几乎完全是填鸭式的、灌输式的、单向度的，缺乏独立思考和自由思辩的氛围，缺乏开放与理性质疑的学术土壤。教育的封闭与僵化是中国科技长期滞后的主要根因。

当今时代的全球科技竞赛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2015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学时，有一位新加坡智库的资深专家讲了一段话：清华大学是中国第一学府，办学宗旨怎么能够是“工程师的摇篮”啊！结果清华最优秀的人才大半都去美国了，成了美国的科学家。这的确很发人深省。

有位企业主管曾经不屑地说，美国有什么？它的科学家不都是从别国去的吗？是的，的确如此。但这恰恰是美国了不起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的方面。200年来，美国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熔炉，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为美国的繁荣与强大贡献才智。我们国家岂不应该如此吗？我们的说法叫“筑巢引凤”，也是很好的说法，但这个“巢”必须筑的大大的、宽宽的、亮亮的，让全球的凤凰飞奔到中国“巢”中，为中国、为人类做贡献。

华为30年的技术成就和商业成就，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微型的“美国版”，是一个开放的人才大熔炉。华为今天有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240位化学家，他们分布于全球尤其是北回归线以北的几十个国家，他们是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加拿大人、德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但他们也都是华为人。

当然，华为还缺一个人：尼古拉.特斯拉。在座那位如果能够为公司请进一位特斯拉式的天才科学家，任总应该给你发一枚十吨重的金牌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