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老城：清代吉林人参专卖机构——官参局已湮没于一条寻常巷陌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局子街即今天横穿珲春街的常宁胡同
这是一条横贯珲春街的普通胡同。尽管北侧不远处就平行着人声鼎沸、客流如织的河南街，即便临街也错落着一些店铺、门面，胡同满溢的却是如其“常宁”之名一样的安静平和。
我舅妈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就住在这条胡同。年届古稀的老人每次讲起胡同的陈年往事，仍能如数家珍般地描述出东起民意胡同，西到和龙街这一整条胡同的格局旧貌。只是她口中，以珲春街为界，东半段胡同的名字并不叫常宁，而是局子街。她描述出的胡同也非如今居民楼高耸的现代风貌——上世纪80年代以前，局子街还是一条闹中取静、深宅栉比，古树蓊郁、朱门青瓦、飞檐斗拱的船厂老巷。
当年，从东向西，局子街共有12个独立院落。这十二个院落都是坐北朝南三合院、四合院，除五号院门楼倾颓相对破旧外，四号院、八号院、九号院（原永吉县法院，张驭寰所著《吉林民居》一书中有此三合院的平面布局图）等院落都比较规整，古韵尚在。然而无论新旧，种种迹象表明，这十二个院落曾经的主人都不是寻常百姓。
街东四号院和五号院之间有一条通往日安胡同的小巷，小巷口的路南东侧就是熙洽营建的吉林俱乐部（市委招待所）后身。当时整条局子街南侧几乎都是通吉胡同和新安胡同上老房子的后身，只有三两户把门开在局子街上，且所开之门几乎都是过去老宅的后角门改扩出的新门。

清代吉林地图中的局子街
舅妈家出生在局子街八号院，这是一座三进的京式四合院，与吉林城院门居中的民居建筑习惯不同，这座院落的正门开在东南角，即所谓暗合八卦风水的“巽位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院变大院”运动前，院子里花墙、二门、游廊、风叉（拐角墙）、狐仙堂，甚至开在日安胡同的后角门都保存完好，在院中绿植花木的掩映下，景致之清雅，不亚于今时的公园。直到1983年动迁之前，虽然院子的传统格局风貌已不如隔壁九号院规整，可远眺这座拥挤了20余户的大杂院，那高檐威墙勾勒出的线条却不失高贵的仪态。
舅妈说，这座宅院本是吉林末代将军达桂的府邸。这位将军在吉林期间，兴办新式学校，整顿金融，创办宝华电灯厂，也算有些作为。离任后，达桂一直旅居关内，最终落叶归根，在吉林建造宅院颐养天年。因他在关内接触到一些京城四合院的天地堪舆之说，故此局子街的府邸设计就兼顾京吉建筑习惯，二者取优，用巧于细节，造出了这座与众不同的宅院。
每每和舅妈聊起局子街，她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特别是聊到局子街的名称，老人家更是收不住话匣子。舅妈听她的长辈提起过局子街名称充满传奇的由来：局子街之名并非民间流传与熙洽建造的吉林俱乐部有关，而是源于清代这条街上曾有一座官营人参专卖机构——吉林官参局。但是官参局旧址在局子街的哪个院落，舅妈却没能说清。

清代参票

在史料中溯源局子街，一些记载印证了舅妈的讲述。《永吉县志-卷十六》记载：吉林官参局俗呼参局子，在局子街路北。专收烧锅票课（税课），并司挑选贡参。今改为特派吉林交涉署。
在这段记载中，官参局的参字被写作“葠”，此字为“参”字古体，代表着经过防腐处理的干参。《清太祖实录》中提到因人参易烂，努尔哈赤遂发明“人参煮晒法”，使其经久不腐，结果“所济甚众，民用益饶。”有清一代，这种处理过的人参在官方文牍中就写作“葠”或“薓”。
细究《永吉县志》的记载，官参局是交涉署的前身，位置确实不是那十二个院子中的任意一座。查阅《吉林旧影》后附地图，得知交涉署旧址应在在今天常宁胡同西端路北，和龙街与珲春街之间的这段胡同也因此被民国地图标注为交涉署胡同。在水师营博物馆一张清代地图中也显示，交涉署胡同就是被三道码头街分割的局子街西端。这张手绘地图因年代早于吉林东关开埠，因此，也打消了我关于局子街是否因“开埠局”而得名的疑虑。
舅妈说到官参局的逸闻，总会用到大有来头一词。我也常把她的那些云霞明灭般的口述历史当作故事来听，直到阅读了林明棠先生所著《吉林市发展史略》，那本书提纲挈领地记录了吉林官参局在关东边外风光无限的盛势，以及后来风光难再的衰颓。许多内容竟然与舅妈的描述契合：
清代的吉林城为东北人参的集散地，人参一直是吉林地方上缴清皇室的重要贡品。吉林所产野山参品质极佳，名贯全国，为“吉林三宝”之首。作为重要的物资资源，清政府对人参实行统购政策，每年仅人参一项的交易额就达百万余两白银之巨。因购销差价几近十倍，人参专营带给吉林的财政收入，远非区区五万两地丁银税可比。
巨大的利润，让清政府疯狂地采挖人参，资源匮乏的问题日渐突出。为加强对人参的资源掠夺，清政府于乾隆十年在吉林设立官参局，采用参票制进行配额管理，对人参这一特殊的物资实施低买高卖、课敛重税的专营。
每年十月，把头、刨夫采参完毕，出山回城，必先带着收成到官参局报到。官参局即是衙门，也是市场。“大堂五间、东库三间、西库三间，穿堂五间，照壁一座”（《吉林外记》），正位于已然命名为局子街的道路北侧。吉日吉时，由将军、副都统督率官参局局员，按所领票张及应上缴的数量拣选人参，其上好者装箱派员贡于北京。挑剩下的，则由揽头（购买参票，招募组织采参的包采商人）、刨夫挂号，由大批蜂拥而来的苏州或山西参商购买。
因这种参票配额采挖制度自设立起就弊病颇多，每张参票标注12两人参限额，超采要纳税，不足要自行想办法补足。清代野生人参的产量波动很大，纳贡后的余参投放市场也未必能马上售罄。特别是官参局上下官吏不仅纵容揽头对野山参竭池而渔式的破坏性开采，更对揽头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压榨，揽头和官参局往往互相勾结，以次充好，欺瞒朝廷，通过专营制度缺陷渔利。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在清代官员营私舞弊的积习促使下，终于在嘉庆年间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吉林参案”。前任吉林将军秀林侵蚀人参银两数万两，被抄家赐死；前任副都统布兰泰因侵吞人参银两被革职抄家，副都统达禄，官参局协领萨音保、钱保因侵吞人参银两被判处“绞监候”；在任吉林将军赛冲阿、副都统玉衡因失察，降四级留任……
吉林参案的严办并未让官参局重获新生。道光年间，吉林四世参商周景南因不堪官参局的盘剥压榨，赴京告状，案件竟然被有司发回吉林将军处重审。周景南因此被吉林将军摘除顶戴扣押，其侄子不甘心这种结果，偷偷赴京城都察院控诉，终于酿成另一次下派钦差调查官参局的御案！
咸丰四年，腐败不堪的官办参务不堪时代风雨的冲击，终于寿终正寝。野山参参票专营被园参纳税经营取代。车水马龙、客商云集的街道逐渐归于平静，只留下局子街这一地名作为记录官参局历史的城市记忆。

吉林城旧影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如今，官参局衙门和达官贵人的府邸都已无存，船厂老巷局子街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更名为常宁胡同。生活在胡同两侧楼房里的市民、在临街店铺里经营的商贾早已忘记了局子街风云际动的历史，更无人会在意这条胡同里曾住过哪些名噪一时的遗老遗少。在和舅妈谈及局子街的往事时，老人家也常常用那句淡淡然地感慨结尾：和那些花间朝露般的显赫声名、过眼云烟般的宏财巨富相比，居于此处的市民或许更在意的是常宁胡同寄寓的常守安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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