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筷最初的发明者虽已不可考,但根据零散的史料和丰富的传说,能大致判断:其工艺最初定型于天竺、灵隐一带,集中生产开始于光绪年间,随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加工天竺筷的作坊,进而逐渐流传为江浙一带民间常见的日用品。天竺筷以杭州盛产的小苦竹或大叶箬竹为材料。其制作分为锯竹、脱脂、磨头、砂光、画稿、雕板、烙花、上头等二十多道工序,全部以手工配合简单机械完成。形制上充分保留材料原始的野趣,装饰上多表现佛像、景点或店家字号等,概念上有增口福、沾佛气的意思。
[采访地]浙江省杭州市
[受访者]王连道 天竺筷第五代传人
天竺筷传承人王连道 图片来自公号“酱爆”
我儿时生长在江南,记忆里有一种烙花镶锡头的竹筷,有其他筷子不可比拟的自然、纯朴和野趣,它曾是杭州的符号。关于那筷子,不知道旁人记住了什么。对于我来说,烙在竹皮上的云纹一直在心中暗地里飘摇。时光如流水回转,不想竟绕至它的面前,我不急于去追寻过往,只愿由这竹筷而起的机缘,能帮助验证我心里的钱塘。这片受佛眷顾的山川,是为文、雅、灵、秀的代言,就连筷子也不例外。
钱塘旧事
“筷子”这个叫法,是明代以后才有的,其产生本就与江浙一带的民俗有关。《菽园杂记》有载:“吴俗舟人讳说,‘住’与‘箸’谐音,故改箸为‘快儿’。”“箸”与“住”“蛀”二字谐音,船夫嫌这不吉利,故改称为“快子”。又有明代李豫亨《推蓬寤语》:“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雅言斗不过俗语,筷子这个词毕竟还是流传了下来。
关于天竺筷的由来,也留下了很多的说法。或与双头桥边的凄美爱情故事有关;或因三天竺寺庙内“斋食缺筷”所起;雍正年间官方编纂的《西湖志》也记载了一个传说:“天竺一茶农上山翻垦茶地,午饭时忘带筷子,见满山小竹,便随手砍竹以为筷子。从此灵隐、天竺一带农民便用小竹制成筷子,镶上银头卖给过往游客与香客。这种筷子也成为当地农家手工副产品。”
天竺筷最初的发明者虽已不可考,但根据这些零散的史料和丰富的传说,能大致判断:其工艺最初定形于天竺、灵隐一带。生产开始于光绪年间。随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加工天竺筷的作坊,进而逐渐流传为江浙一带民间常见的日用品。
图片来自@GUYU谷雨-九野
天竺筷的发明首先应归功于杭州丰富的竹资源。采一段两节的小苦竹枝条,一断为二,便是一双天然的筷子。而这一类的小竹,在天竺及灵隐一带的山上至今仍比比皆是。天竺三寺不绝的香火带来的客源和商机,可能是装饰它的灵感来源,也是众多作坊集中出现的成因。《西湖志》记载:“由下竺而进,夹道溪流有声,所在多山桥野店。方春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至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大士宝像各有化身,不相沿袭。晨钟暮鼓,彼
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焚修,真佛国也。”天竺一带历来被誉为灵山佛国,前来朝拜的香客或游人络绎不绝。天竺筷上烙有西湖风景、诗文花鸟、菩萨佛像等图案,是为投其所好。筷子本身,在历来的宣传上也强调其带有增口福、带好运的民俗意蕴和宗教含义。
这种筷子在其盛时,不仅于国境内成为流行,甚至还远销东南亚。民国时期,更流传着“天竺筷出了名,做煞了大井人”这样的俗谣。大井巷是当时杭州最热闹的商业街,胡庆余堂、孔凤春、朱养心、张小泉剪刀等等都在那边设有商号。据《天竺筷志》记载:“至1930年,大井巷天竺筷作坊已有十余家,其中出名的有王老娘、乾泰顺等。”而今天,能记得或者想起天竺筷的还有多少人呢?在天竺筷淡出我们视线的同时,却有一个人坚持着他的梦想,体现了他对于这筷子的情愫。
苦节虚心
图片来自公号“杭州天竺筷”
“杭州天竺筷厂”位于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公寓楼里,很不起眼的塑料招牌被安在楼道的进口处。王连道是这厂子的主人,六十多岁,清瘦的身材,穿着双黑色的旧布鞋,微笑着慢悠悠地出来迎我。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坐定,他赶紧起身泡来绿茶。我盯着玻璃杯里翻腾的旗枪出神,看着它们在折射的光线里翻转出青韵,再渐渐地沉静到杯底。浅呷一口,这就是杭州的味道。墙上有未及装裱的一幅书法,内容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想来,杭州作为帝都的雄浑气魄未及流转,却总被柔情诗意雨打风吹散。今天的钱塘,重湖叠未改,十里荷花仍在,去三天竺朝拜的香客依旧不绝,只是“香市”不见了,也不再有人会在山脚或者庙前兜售天竺筷这样的小玩意儿。剩下这运河边上的小厂,寂寞地传说着几乎被遗忘的细节。
王先生自号石古,善金石书画。见我的目光在那幅字上流连,便索性拿出自己的篆刻来。“我师父是西泠印社的,我自己的东西都只是玩笑而已。”自豪和谦逊都含在一句之中。杭州的“老底子”们,恐怕都会以西泠为傲,以能文善墨而感自豪。我一边称赞他的作品,一边听着他的故事。“小时候,家里人把我托在一个私塾里,六岁开始就跟着一个红鼻子先生学书法,渐渐地便成了一种自然,割舍不去的爱好了。”
柳宗元有首诗叫《苦竹桥》,里面有两句写道:“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苦节可以被理解为文人的风骨和气节,虚心则有不为世情所左右的宽达。王先生的气质,散发着一种从容与闲适,更像是一个文人、一个玩家,而不是掌管一份产业的厂长。2006年他承包了改组后的天竺筷厂,当初冒着家人的反对,这毅然的决断也正是出于对天竺筷的情感,不愿意它随波逐流,最后消失不见。长久以来,他把销售以及行政事务全交给了女儿去打理,自己则一心摆弄他的竹筷。他不多虑这筷子的销路,而是在一心想着它的形、它的魂。要以文人的眼光去看待传统的手艺,它们的历史,它们包含的文化。中国人发明的东西,每一件都是充满趣味的。如果你不明白其中的趣味,那么,就连一双筷子你也做不好。
筷里乾坤
图片来自纪录片《造物者》
王先生说,是中国人发明了筷子,但日本有筷子节中国却没有。他们珍视这些传统,我们却淡忘了。中国的筷子按照材料、形状、纹饰可以分出很多品种,基于礼仪文化,统一起来又有说不完的故事。而天竺筷的特点首先要从它的材料说起。王先生告诉我,小苦竹和大叶箬竹都是实心细竹,其天然的长度和直径非常适合做筷子。
“天竺筷保留原始竹青,自然成形,也不用油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模样。值得一提的是,适合制作天竺筷的材料,须是长成两三年后老去的枯枝,我们不会去砍青嫩新发的枝条,因为水分过多,质地太软,不适合拿来做筷子。”
天竺筷看似简单、原始,但制作起来非常繁复、耗时。采竹、锯竹、脱脂、理坯、磨头、砂光、画稿、雕板、烙花、打孔、上头……在天竺筷厂我亲见工匠们用手工或者半机械的方式,实践着总共二十多道的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技术,而最关键的即是烙花和镶头,这也是天竺筷与其他筷子最明显的区别。据《杭州市二轻工业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有位潘三四师傅,对天竺筷的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从那时起,天竺筷被烙花、镶头,成了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王先生随手拿起一支筷子,要我细看那上面的花纹,图案需分三次火烙。上、下两段稍短,多用抽象的云纹、水纹。中间稍宽,是一副筷子要表现的主题,或是佛像、花草、山水或是字号、诗词、对子。王先生指着他收集来的老机械:“以前的匠人,把刻有浮雕的铁板放在煤炉上加热,铁板的温度,旋转竹筷时的速度和力度是关键,手势和火候都很难掌握。”旋转,铁板接触竹的皮肤,青烟便无声地飘散,留下暗红的烙印是梵音、佛寺,是柳絮、春潮。杭州的姿色和气韵,都被艺术地浓缩在这直径不足五毫米的竹棍上。而那些书画皆是王先生的手笔。
筷头在最初是个简单的半圆形锡质金属箍。如今,天竺筷的“基本款”仍沿用这种做法。但筷头其实是天竺筷为数不多的可被延伸或变化的部分。王先生强调说:“创新必须建立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于天竺筷来说,传承宗脉可能更为重要。”于是筷头的创新显得格外的谨慎,三潭印月的雕刻是造型上的突破;玉石、翡翠以及檀木的运用则是材料的改良。那些别致的筷头就像是老竹上长出的新枝,而制作者担心的是它们会不会像嫁接一样的突兀,这种对于传统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图片来自纪录片《造物者》
王先生拿出一把几十年前的天竺筷问我:“你小时候用过的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答应说是,然而当他问及是不是这种烙花的时候,除了云纹我却再想不起别的来。曾经日用而无知,熟视而无睹,那些图案和筷子浑然一体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今天在这里细赏或感叹,因它们不再是寻常的餐具,而是礼品,是被保留的工艺,是得到抢救的传统。它们仍然是杭州的象征,但象征的是哪个杭州?若这筷子寻常得如泡沫饭盒一样随处可见,谁又会去刻意留心那些烙花?聚景园里的泉池,曲苑边的白莲,湖心亭的石塔和孤山上的初雪,一切杭州的美都应该会在上面,不用拿起来验证,也用不着细想,因为你知道那是天竺筷。
本文节选自《手上的朴光:中国民艺之旅》
《手上的朴光:中国民艺之旅》
令狐磊/主编;佟佳熹 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1位执笔人、17位资深摄影师,寻访中国九大省市,通过50篇专访实录、252幅四色美图,倾情记录下近百位民艺匠人口口相传的三十五种珍贵传统技艺,深度诠释何谓中国民艺师“手上的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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