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十四帝所处的时代局势，看其对匈奴的羁縻政策

反观秦朝之后承袭秦代的汉朝，煌煌大汉，四百余年的国祚，有盛有衰且儒家思想当道，解决战争的手段不再全依靠强力，羁縻政策在这一朝彻底发扬光大。西汉对匈奴的“羁縻外交”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一辉煌篇章，西汉天子、公卿、大臣、民众群策群力，最终构建出当时世界上堪称完美的外交制度的体系，它的存在令汉匈两国多共享了五十余年的黄金岁月，令西汉衰微之际免受外来侵略的困扰。不过俗话说得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万里长城也不是几年建好的。同样，西汉对北方草原的头号大敌匈奴执行的羁縻政策，从形成、发展、转型和完善，大约贯穿了整个西汉史，过程有着数百年的时光。

西汉十四帝，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实施着羁縻政策，驾驭着匈奴，对汉匈两国的关系造成积极影响。

迫于武力威慑而成型的羁縻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国家就积累下大量处理游牧民族事物的外交经验，其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是处理最好的，它在对外拓展中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些戎狄部落一步步成为秦国的劳动生产力和人口。西周之犬戎、齐桓公之山戎和北狄，战国七雄有有三国与匈奴打过很久交道，不过与汉朝时期不同的是，先秦的游牧民族与汉代的匈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汉代的匈奴已经完成北方引弓之民的大一统，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草原帝国。西汉初年的匈奴之强，是超乎后人想象的，而前人也没有面对过这么强势厉害的游牧民族，因而当年的经验只剩下一点点借鉴经验。

西汉立国，匈奴收复秦朝时期被蒙恬夺去的河套以南之地，兵锋直指赵、燕、代等地，这直接导致了汉匈之间的利益冲突爆发。最开始，西汉君臣选择兵戎相见、“以武止戈”，后来发现打不过，这条路行不通，只好主动调整政策，找出一条“兵可无战以渐臣也”的道路，这就是西汉羁縻政策的外交。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即战争可以不必发生，渐渐使匈奴臣服于我大汉！简单来说，就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通过战争令匈奴臣服在大汉脚下，听起来有点无稽之谈、梦中说话，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实际操作性。

羁縻政策的实施是双方共同促成开启的，西汉一方首先就是受困于社会经济的萧条，其次是军事力量的悬殊（封建时代的“核武器”——马匹西汉没多少，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的情况，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没有，何谈骑兵），最后是分封各地的异姓诸侯王与西汉中央貌合神离。匈奴一方首先是自身政权根基不稳（匈奴成为草原帝国的时间过短，壮大过程中不断吸纳的部族并不都是与匈奴本部一条心的，“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其次是匈奴国力不足以支撑起起真正征服西汉；再其次是匈奴死敌大月氏在一旁虎视眈眈；最后是汉廷主动给出的经济利益是匈奴人渴望的。

西汉实施羁縻政策的基本客观条件全部满足，刘敬的和亲策略正合羁縻，还有着一箭三雕的效果：第一是西汉公主嫁到匈奴成为单于正妻，使得西汉成为匈奴岳父国，有朝一日公主生下之子嗣成为匈奴单于，可以被西汉天子间接发号施令；第二是给出的经济利益中的物资可让匈奴产生依赖，索取这些东西只能与西汉谈判，因为这些物资在汉朝腹地，而不在边境；第三是文化渗透匈奴，同化匈奴统治者，令其丧失草原民族的勇猛彪悍、不拘礼节、不讲道德，相当于把他们的优势抹去，将这个草原狼的牙齿拔掉。

汉高祖一朝的做法为后来继任的惠帝、文帝、景帝的对匈奴外交策略提供了范本，大致按着这个剧本走，还是以“和亲”、“赂遗”、“互市”三大政策达到羁縻目的。这种温和的羁縻政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当时的西汉王朝还是处于劣势当中。当强弱易转，羁縻政策势必会改变，事实也的确如此。

国力增强改变手段和态度

汉武帝的父亲，大汉上一任天子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西汉王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太平安定的局面，再也没有诸侯王能够威胁到汉天子的统治和大汉中央的统治。而社会经济和政府钱粮也在各项与民休息的政策中飞速增长，到汉武帝即位时，西汉整个社会出现“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的盛世景象，这场盛世是先秦从未出现过的。

西汉实施怀柔“羁縻外交”的内部限制已经不复存在，与汉初的状态完全不同，而匈奴也在冒顿单于死后陷入疲惫之态，双方综合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军事力量的对比也产生了变化。雄心壮志的汉武帝不再满足于怀柔的“羁縻”手段对匈奴的约束和控制，他想超越自己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汉匈博弈处于下风的局面有必要用武力手段改变一下，但汉武帝并不蠢，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所在建元六年匈奴遣使请求和亲时，汉武帝仍就很配合地同意其请求，以待解决内部制约、做好万全准备后再出手。因而汉武初年，汉匈之间出现短暂的和平：“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若是晋唐宋明王朝中期的天子，恐怕就满足于此，止步不前，将那些祖辈和百姓受过的屈辱选择性的不看见，不兴兵戈；可刘彻是汉家天子，他不会满足于此。两年后的元光二年春，汉武帝诏问满朝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曼，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意思很明显，他不再满足于之前的“羁縻”，以“征伐”为主要台面手段，让匈奴快速且彻底的臣服。随后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发生，“将三十万众屯马邑谷中，诱致单于，欲袭击之”，效果不佳却是吹响了征伐羁縻的号角。从此以后的汉武一朝，以征伐手段为主、互市等手段为辅进行对匈奴的羁縻。

汉武帝在位时期的长期用兵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社会危机出现，汉室统治摇摇欲坠。继任的汉昭帝和汉宣帝二人，先修内政、后理外交。汉武帝的征伐沉重打击了匈奴嚣张气焰，让匈奴人产生了恐惧，所以昭宣二帝可以从容简单地构建起“西汉外围藩属体系”。匈奴呼韩邪单于无条件接受“朝觐”、“藩属”、“质子”这三种“羁縻”手段，标志着“羁縻外交”转型成功，西汉的国际战略规划完成，可以发挥出其实际作用了。

武力征伐和物资牵制双管齐下，这是后期羁縻政策的实施方略。匈奴作为汉王朝藩属是羁縻外交的核心，汉匈关系开始崭新的时代，历经元、成、哀、平四帝仍能保持总体和平，并且汉朝占优势。这一时期的羁縻政策令西汉王朝的华夏天下秩序大致成型，表现如下：细化的“朝觐”制度，减少的“羁縻”对象（北匈奴远遁不知所踪），“羁縻”理论的完善。在汉室天下混乱的局势，汉匈之间的“羁縻”关系遭到割裂，而主导这一切的还是汉廷，具体事例有许多。第一，歪曲“质子”政策，王莽将局限于男性贵族的质子变为女性贵族，这不仅无理，而且无利。

第二，无视匈奴单于颜面，汉臣投奔匈奴，西汉中郎将奔赴西域问责，“单于叩头谢罪，执二虏还付使者”，王莽等人还不罢休，“诏使中郎将王萌待于西域恶都奴界上。单于遣使送，因请其罪，使者以闻”，令匈奴单于在北部国家中颜面尽丧。第三，随意撕毁汉匈故约，“遣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使昆匈奴，班四条与单于，杂函封，付单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为约束封函还”，随意撕毁宣帝时就有的合约就算了，还把匈奴单于当作家仆般对待。

第四，逼迫匈奴改名，昔日被汉武帝追着打的狐鹿姑单于都会在国书中写：“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王莽遣使劝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匈奴委婉上书拒绝：“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内心愤怒可想而知。不过即便王莽这样做，也没有引起匈奴人的过多反抗，反而是继续以往的顺从臣服。

而这些，全是王莽一人干的，让从宣帝以来数十年的总体安稳的汉匈“羁縻”关系迅速走向衰亡，若不是西汉迅速亡于王莽篡位，两国战端势必再开；而且之后的东汉王朝修复“羁縻”关系也是费了老大的劲，但还是在匈奴人心中留下疙瘩。

西汉对匈奴的“羁縻”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汉高祖至汉景帝的温和期，自汉武帝至汉宣帝的转型期，自汉元帝至西汉灭亡的稳定期。西汉对匈奴实施的“羁縻”有着众多积极意义，首先是稳定了国内局势，其次是减轻了北部边患，再其次是加强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再再其次是减轻了全国百姓的负担，最后是创建了合理有效的长期和平机制。总体来说，“羁縻”政策给西汉带来数不尽的好处，这一福利延续至东汉，成为后世王朝的学习范本。西汉对匈奴的“羁縻”政策，间接地令乌孙、乌桓、鲜卑、西域诸国纷纷顺从汉朝、臣服汉朝。

贯穿西汉对匈奴实施的两百多年的“羁縻外交”，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使得西汉王朝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对后世至今天的中国都有着巨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不得不说，中国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郑重对待的。

参考文献：《汉书》《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