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继承了唐宋的官制，设置了知府这一官职。知府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唐代“府”这一行政区域的划分，于宋代正式确立了知府的官职职位。
在明朝时最终形成了知府制度。“掌一府之政，宣风化，平狱讼，均赋役，以教养百姓。”知，为掌管之意。
知府即为拥有掌管某府大小事务职责的官位，治理百姓、伸决讼案、稽查奸宄、考察属吏、征收赋税、宣布国家政令等项，掌握一府之政令，权力不可说不大。管理得当的知府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可，被百姓们亲切地称为“父母官”。
因此，无论从地区管理或是拉拢民心的方面来说，知府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如何担任知府职责的人员的挑选，也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受到了上层统治者的重视。
想要了解什么官职能够升任知府这一问题，本质上是在探索明朝时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制度。知府为正四品官，掌一府之政，需要处理的事务繁多沉重，而面临的问题状况往往复杂多变。
因此，需要挑选有足够的办事能力且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官员任用此职，刚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员无法直接被任用为知府。通往知府的道路通常为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是京官外任地方官。明朝做官讲究“内外皆历”，使低级京官流向地方积累经验，也使高级地方官有一定的地方任职经历。因此，前任官职为中央六部属官与部寺司属官的京官在知府群体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作为中央六部属官的官员与吏员有着丰富的交往经验，善于把握吏员这一丰富的行政资源，有利于推动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
从京官外任的层面上看，这样做不仅能够打击官员结营私党，或是相互掣肘的情况，又可以让熟悉国家政策的官员治理地方，使国家政策在地方能够更好地落实。
迁至知府的第二种来源是地方官升任。作为正五品的同知，是协助知府处理政务的官职，在政务工作中充当了知府左臂右膀的角色，对知府的工作也更加熟悉，富有实践经验。因此，同知成为最容易升迁为知府的官职。
知州、知县与训导等职位也是较有可能升迁为知府的官职。然而也有特殊的时期，明初朱元璋求贤若渴，特别擢拔的官员不在少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才能的低阶官同样也有机会直接晋升知府。
此外，同级平调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在明朝，多有官职位卑却权重，因此论是否升官往往不只取决于官职的等级升降，而更注重具体事权的是否增加。
掌管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政局稳定的地方的知府往往能够得到更佳的政绩，获得更多的机会向统治者展现自身能力，迈进升迁的道路。
官员的籍贯也对升迁有一定影响。明朝在全国设立了十五个行政单位，为“两京十三布政司”。在明朝前期，官员的任用严格遵守官员回避的制度，即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大大限制了官员的任取范围。
后来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统治者逐渐放宽了官员回避制。这样的做法扩大了人才的来源，使得官员们有更多的机会任选知府。
出身也将影响其升迁知府的速度。在明朝时期，进士受到特别的重视，尤其是在永乐、宣德以后的时期。据有关研究统计，明代开封府的知府卫英景泰三十四年乡试中第，迟至成化二十三年才得以升至知府，其中相隔34年。
而同样担此职位的袁楷于天启五年进士登科，崇祯三年便得以被任用为知府，其中仅相隔5年。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身门第，往往有较好的仕途前景，升迁速度越快。但同时，也有一些非寻常的情况。
明初大局未定，人才不足，因此选官迁擢不拘资格，举贡、杂流之徒等非甲士正途出身者也得以快速升任。
如《四库全书》中所记载，赵新为儒士出身，出授官训导，被朱元璋任用为开封知府，又入国子助教，后被升为山西右布政使。知府在明代行政官僚体制中归属于中间领导层，在历史舞台上展现了它独有的作用。
从官员选择标准与晋升道路中，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明代选官制度在实际中的具体运用，也得以窥探到明廷内部政治运作的一角，掌握权力不断由地方向中央集中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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