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探析万历年间官员大规模“乞休”现象

引言

“乞休”是中国古代官员基于某种原因主动辞职行为的文辞表述，见之于史书的同义语汇，常有“乞骸骨”、“乞放”、“乞罢”等。“乞休”在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常见，官员或以老病求归养，或以不职求罢黜，或以去就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多有言“乞休”者。正德年间，刘健、谢迁等人谏阻武宗宠信刘瑾不成，“乞休”明志。嘉靖初年，杨廷和等人与世宗就“大礼”争执不和，“乞休”去位。但是，明万历朝以前官员“乞休”多为具体政治情境中的一时之事，不足以构成士大夫的群体性行为取向。迨到万历朝中后期，朝廷大小官员竞言“乞休”，章奏数十上、百余上，神宗往往“不报”，大臣径而“杜门”，甚或“挂冠”而去，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

诚然，万历年间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官员“乞休”现象，神宗怠政是导致官员“乞休”的最重要因素，然而除此之外，如果从“乞休”的主体——官员——本身来分析，明代政治制度嬗变累积而成的缺失、“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万历朝士大夫群体内部的过度张力则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愈演愈烈的明万历年间官员“乞休”现象

明万历朝前期，官员“乞休”，间一有之，或被允而行，或复而任事，尚不成声势。万历朝中后期，神宗诸事不理，国事日笃。朝臣 “乞休”者渐多，辞气亦坚。王家屏言去，“疏至三上，辞益痛切，上终不允。因坚卧不出，乃听去”。王锡爵“八疏乞休，上以其必不能留，乃令扶亲归省”。赵志皋“五年卧病者，四年乞休，至八十余疏”。李廷机前后二百余疏“乞休”，神宗不报、不允，廷机竟移居荒庙待命。官员“乞休”之风愈演愈烈，成为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

万历三十三年至四十八年乞休情况统计表

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叶向高上疏神宗：“顷者，大小诸臣以被言求去，经岁杜门，章数十上而不得请。计出无聊，于是有挂冠径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叶向高再次上疏，申论官员“乞休”事。“今在内则有户部侍郎李汝华、刑部侍郎林烃；在外则总督李三才、王象乾、黄嘉善、巡抚崔景荣；在南京则有刑部尚书李桢、佥都御史丁宾，各有告疏留中未发。夫户、刑二部方在缺官，需人至急。李三才义在决去，王象乾、黄嘉善、崔景荣则封疆重寄，岂可坚卧南京？六部尚书见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顾其志尚未到任，若丁宾又杜门不出，谁为管理？” 显然当时官员“乞休”日多，“挂冠”径去者有之，“封印”出城者有之，以至于浸淫不止，致使叶向高忧心如焚，但神宗对此皆“不报”。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者，就其情状而言，大致可分为 三种类型。其一，屡疏求去，允准而行。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予工部尚 书 姚继可驰驿回藉调理。疏至此凡四十五上矣，乃有是命”。其二，屡辞不允，杜门明志。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庚申日，“掌翰林院事王图因人言求去，封印不理诸务，停阁”。同月乙巳日，大学士李廷机言： “臣以不肖见弃于时，不胜其迫，发家眷于隆冬之月。迫又不已，移栖宿于荒庙之中。而近来大义不明，彝伦渐。自孙善继不候旨而去，相继者十余人。人方教臣效尤，诋臣观望，嫚骂盈耳。臣之所以忍之又忍，日复一日，只是候皇上一旨放臣，欲臣子之义全其始终，去留之权归之皇上，不忍为挂冠都门，拜表辄行之事。不报。”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工部右侍郎林如楚奏，垂死病臣，封印乞休，疏凡十二上”。 其三，屡辞不允、不报，挂冠径去。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叶向高言：“该左春坊庶子冯有经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发，遂于昨日 申 时具本亲诣文华门叩辞。将坊印送至阁中，臣不敢受，有经留印而去。”万历四十四年十月 ，“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刘楚先、吏科右给事中韩光祐屡疏乞休。不报。出城候命，越宿遂行”。万历四十六年二月 ， 兵部左侍郎崔景荣屡乞休，不允，“竟封印去”。

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挂冠径行人数表

万历朝官员“乞休”，往往困顿于神宗之“不允”、“不报”。叶向高言：“自顷十余年来，大臣得请者百无一二，今且一概不报。” 迨至万历朝后期，“乞休”官员不待旨允，“挂冠辄行”。士大夫穷极之下，甚至自劾去职之罪，表现出某种决绝的姿态。“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以两疏请告，俱未蒙谕旨，惧以杜门旷职，拜疏出城。因自劾擅去之罪，并举官应震、暴谦贞以代补吏垣。疏留中。”本来神宗就缺官不补，在职官员又大批流失，官僚体系趋于瘫痪，朝廷陷入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失序状态。

“都察院堂上已无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论。事体壅滞，而二百年所无之景象见于此时，亦大非吉祥善事矣。”

对于此种“二百年所无之景象”，神宗亦非全不关切，甚至下旨：“各差御史不准告病，著为令。”大臣也尝呼吁：“诸臣亦当仰体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万不得已者，勿得辞艰避险。”但终神宗朝，官员“乞休”现象愈演愈烈，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二、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的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官员在万历中期以降大规模“乞休”？诚然，神宗怠政是导致官员“乞休”的最重要因素，但仅就神宗着眼而缺乏对“乞休”主体——士大夫的个人境遇、行为理念的深入剖析，不足以透视“乞休”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乞休”现象集中发生的万历中后期是整个明王朝国势日非，由制度嬗变引发的种种矛盾凸显的时代。士大夫群发性的“乞休”行为是以主动方式实践的一种极端消极举措。“乞休”现象的发生根源在于明初政治制度嬗变所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及士大夫对“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主动实践或被动落实。此外，发生于万历中期以降的士大夫内部的过度争执，亦是“乞休”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万历帝

（一） 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

明初的政治制度安排在经历洪武朝几次惊心动魄的震荡后，统辖百官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皇帝决策成为国家政务顺畅运转的必要条件。而后，内阁渐成规模，票拟权重。此外，明初诸帝有意赋予言官较大的政治参与度，有明一代以言路活跃而著称。上述政治制度方面的设计在万历朝以前的百余年间迁延嬗变，逐渐稳定为具有相当认同度和有效性的政治架构模式。但是，明代的政治制度却始终对阁臣、六部、言路自身的职责内涵以及各方之间的权责分属缺乏慎重的、足够的界定。阁臣权责不明，游走于擅权与庸碌之间，分寸难于把握；言官对朝廷要员指斥不休，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万历朝的政治结构

万历前期，皇帝幼冲，首辅张居正事实上代行皇权。迨到后张居正时代，神宗渐趋怠政，明初政治制度中行政运转必须依赖皇权的结构设计无从落实。内阁职能的限度受到广泛质疑、言官声势愈强，士大夫在皇权职能缺位的复杂政治境遇中，事实上处于一种集体失序的状态。万历朝官员往往深陷于这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行政效能低下的角色困境中，“乞休”于是成为士大夫对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的回应形式。后张居正时代的内阁事实上断绝了辖制全局的制度通路，阁臣居处冲要，或因强势而受责擅权，或因庸碌而受责“尸 位”，其间委屈之情溢于言表，万历阁臣竟未有不言“乞休”者。万历后期，阁臣寥落，叶向高独撑内阁数年。以一官兼数职之名、数职之事，其间必然生出或名或实的偏重，而势难兼顾。在名位与权责难以协调的角色困境中，“乞休”便成为官员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被称为“三朝元辅”的叶向高

《明会典》明文规定：“两京文职堂上官，曾经科道纠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称职者，各自陈致仕取自上裁。”明代政风由此展现出一种行于慎重、善为自省的境界，要求官员遇有批评意见时，应有内视自察的修为。但是，迨到万历一朝，言官与阁、部大臣往往龃龉，双方纠缠于某些细小的告讼与激辩。制度层面“被言自陈”的安排竟然走到唯有一去以解祸的极端，而失去了求其自省的应有之意。

“自来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门，伏听处分。今一挂弹章，便须即去，不去则为贪恋，为顽钝无耻。如丕扬、世卿、廷机、弘纲、孙玮之去，人皆以为当然，且有嫌其迟矣，此其势之不得不去者也。”

不仅被言诸臣皆言“乞休”以明节，科道官员亦以“奉身而退”相标榜。万历朝后期，庙堂之上隐然形成一个“言论场 ”，官员之间互讼不止，纷嚣至极。明代的监察系统自身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皇权不足以掌控局面时，出现一种过度监督的态势，整个官僚体系因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言官与阁部大臣愈争执，矛盾愈尖锐化，事态愈难以调和。等不及澄清是非，身涉其间的大臣已然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安于位，不得不去。

（二）士大夫所秉持的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投射

神宗荒怠，国事日非，士大夫群体无力扭转危局，万历朝官员大规模“乞休”现象的出现是群臣对神宗弊政的失望情绪的流露，或者说是君臣冲突激化的潜在表达。在这些士大夫看来，矿监税使肆行，则民生不安。国本不定，则嗣统不明。郊庙不亲，则祖宗不佑。经筵不御，则圣学不纯。神宗之种种所为往往触及大臣坚守的儒家原则，且屡谏而不听、不报，迫使士大夫在谀君与守道之间作出抉择。在皇权作为终极裁断力量的现实情境中，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思想既对士大夫以“乞休”来坚守其独立的政治人格有其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又事实上为此一行为取向提供了必要的辩护。 “乞休”作为士大夫表达政见的策略以及坚守原则的抉择被一再实践， 此中态度随时势变化，愈趋决绝。

明末官员形象

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任首辅，其有谏于神宗，初时尽量委婉，以免决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王锡爵上《密奏》， 希望神宗 “改期、豫教二事，量准一件”。十六日上《答圣谕并请豫教疏》，十七日 上《备陈往事力劝册储疏》，二十七日上《催发阁中密奏疏》，此三疏皆为皇长子出阁读书所请。王锡爵二十余日内连上四疏，神宗皆不报， 三月初四日遂言“乞休”，其《引疾乞休疏》云：“皇上察臣言之无用 ， 则不必用其身，怜臣志之不忠，则不必终其任，俯遂所请，即令致仕回籍，以终母子余年。” 神宗于王锡爵前几疏皆“不报”，但对其“乞休”疏却当即温旨慰留，并量准其所请一、二事，王锡爵“乞休”遂已。李廷机杜门以前，官员“乞休”虽已成势，却尚多屈从于神宗之慰留，复出任事。

王锡爵

万历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神宗不听其点选庶官之请，二十余疏“乞休”，内阁票拟允去，丕扬竟由此与内阁龃龉。丕扬之意本在以“乞休”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警醒神宗郑重国事，不想竟推演成不得不去之势。迨到万历四十年，孙丕扬已然不待旨允而挂冠径去。叶向高言：“丕扬当出山时，年已七十有八。每对臣言感激圣恩，思欲图报，故黾勉前来，忘其老病。后见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迁之请，庶官十不得一，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吕坤，连章累牍，亦终不报，而会推、考选二事尤极惓惓。无计动天， 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万历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君主无道成为士大夫群体的潜在共识。大臣不肯枉道事君，以“乞休”作为谏诤策略的意味弱化，“乞休”便往往直接导向 “杜门”与“挂冠”径去。

孙丕扬

（三）士大夫群体内部的过度张力：“乞休”成为党争的结果之一

万历中期以降，士大夫群体内部政见不合，相互诋斥，而渐成派别。 宣党、昆党及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各有声势，东林意在救时，名望尤盛。士大夫和衷共济之风愈弱，其群体内部的矛盾往往以人事安排为 争执的焦点，其结果往往导致涉身其间的官员迫于门户之见，“乞休”以了事。

万历三十四年，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同时致仕。“鲤既积忤一贯，一贯将去，虑鲤在，贻已后忧，欲与俱去，密倾之。帝亦嫌鲤方鲠，因鲤‘乞休’，遽命与一贯同致仕。” 沈一贯、沈鲤去后，内 阁 空虚。因推补李三才为阁臣，李三才与沈一贯向来不睦，因而依附沈一贯的浙党成员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不遗余力地反对李三才出任阁臣。李三才无奈之下，上疏“乞休”，终未入阁。东林运动对现实政治具有强烈的观照，本为士大夫救时之举，但在党派纷争的时局中 ， 被视为东林者，往往受到多 方攻掣，一时间 多有“乞休”者。“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万历朝后期党派纷争，门户之见，已然突破了士大夫群体内部存在分歧的合理表达限度。党派纷争的背后是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权力博弈，由此产生的过度张力弱化了士大夫政治的话语权。官员“乞休”是对激越纷争的暂时中断，却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万历后期，业已形成的门户 隔阂使得士大夫群体中任何政见不合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相关官员“乞休”。“乞休”成为不稳定政治态势中用于解决争端的经常化手段。

李三才

当然，官员“乞休”并非因一事而起，往往是当事官员多方考虑，诸因素交错而致。如李廷机既明言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信念，亦有因言官弹劾，难安于位之苦楚。官员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境中，往往没有心力在价值层面融通各种“乞休”理由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就“乞休”官员群体而言，亦很难作出某一种原因重要程度的量化分析。万历朝官员“乞休”是长时段内由个人行为会聚而成的具有持续性的特殊现象，是多种因素合力结果。此外，“乞休”造成的职位空位又往往给在职官员造成巨大的行政负担和心理压力。万历四十年，左都御史空位，“左副都御史许弘纲乞定正卿，以肃邦禁。言臣在本院，已兼三官，又益之以刑部，是责六人之任于一人也”。但直至万历四十一年七月，神宗依然不点左都御史，许弘纲“挂冠”径去。

结语：万历年间官员的大规模“乞休”是士大夫理想破灭后的无声抗议

总之，万历朝官员大规模“乞休”现象是长时段视野下由制度嬗变积弊、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支撑、士大夫群体非理性内耗以及诸多偶发事件风云际会而成的士大夫群体性政治行为取向。士大夫处身于皇帝荒怠、制度缺失、党派隔阂等种种矛盾浸润的现实困顿境遇中，主动诉求或者被动实践了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理念。众多官员持续地采取“乞休”这同一种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然构成一种非常态的士大夫群体政治行为取向。在“乞休”现象愈演愈烈之时，大臣“杜门”与“挂冠”演成声势；皇帝遇缺不补，遇去不留，败局遂成不可逆反之势。与“乞休”现象相始终，二三十年间，一个王朝日薄西山的景象日趋清晰。

但是，制度体系可以消解，官品权位可以抛却，那个藏之于士大夫胸臆间的价值世界，或可少了若干精彩，却决不是全然变了模样。在复杂的晚明政治生态中，官员各有其行为取向，生动并充分地展现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多个面象。取舍之际，“乞休”作为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脉动形式，展现出 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参考资料

《明实录》

《明史》

《明会典》

《国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