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对《特高课在行动》这部抗日电影，一定记忆犹新。故事讲述了共产党员周益，和同样潜伏在博爱医院的日军卧底辛玉廷，以及日本苏州宪兵队特高课斗智斗勇的故事。
在影片最后，作为特高课秘密警察的丁彦，突然变身为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击毙引诱周益暴露的假冒地下党日本特务，护送满载药品的小船驶向远方。这个场景，更是给了观众跌宕起伏、回味无穷的愉悦感受。
（谍战中的特高课）
那么，这个常常出现在抗日谍战影视剧中的特高课，究竟是什么机构？它真能如此无孔不入地活跃在当年的中日谍战一线吗？
一、特高课的政治目的。
特高课的全称是日本特别高等警察课，早在19世纪末就已成立，归日本内务省直接管辖，存在于各地警视厅。它不同于普通的治安或刑事警察，和二战时德国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些相似，行使着级别较高的政治警察和秘察调查警察的职能。
当年，日本国内民主思潮涌动，甚至发生过米谷暴动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侦控和打击国内的反对声音，成立了特高课。
可以说，二战时期日本的军国侵略思想之所以能实现举国狂热拥护，和特高课的残酷镇压是分不开的。进步民主人士被侦缉、逮捕、秘密处死，日本共产党及反战组织被彻底摧毁破坏、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不同声音遭到压制。
可以看出，特高科作为当年日本警察系统的政治犯警务部门，在日本国内拥有极大的权力。当年苏联派往东亚的著名间谍佐尔格，就是落于特高课之手的。为潘汉年情报系统工作过的日共党员中西功，同样被特高课成功诱捕。
（网络配图）
二、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高课。
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旅大地区的“关东州”，成立伪满洲国，建立了殖民地性质的行政和司法系统。特高课也开始走出国门，仿效日本本土，在伪满洲国警察署成立了特高课。其目的，自然是监控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和革命活动。
为了确保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的稳固，日本特别强化了东北的地方安保体系，组建了由三万日本人担任骨干，总人数达到十万之众的警察队伍。
每一地的警察厅，专门设立由警察署特高课直接指挥的特务科。其地位和权力，远高于普通警察，主要负责当地政治犯的秘密调查抓捕工作。
三、中国沦陷区没有特高课。
不过，在中国沦陷区，并没有日本的警察机构。作为占领者的日本陆军宪兵队和特务反间谍机关，才是当地的司法权力执行者。对于自己占领的地盘，日本陆军既不会要求，也不会允许日本警察不请自来，飞扬跋扈。
在谍战热播剧《伪装者》中，以特高课课长身份出场的南田洋子中佐，以及《五号特工组》中同为特高课长的井美慧子少佐，都穿着挂有军衔标志的日本军服。这其实是历史常识的错误认知。也正是有这样的错误认知，才导致当今抗日神剧特高课满天飞。
历史上的日本特高课成员，作为警察身份，除了集体场合穿当地警服外，为了侦察及抓捕的秘密，通常以便服示人。不会出现象抗日神剧中那样，穿军服行动。谍战剧中女性特高课长的出现，更是离谱得没边。当时的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在陆军中根本不存在女军官。
（土肥原贤二旧照）
四、土肥原贤二和特高课并无关系。
不少资料将特高课的老大位子，封给了土肥原贤二。
实际上，土肥原贤二是统领日本陆军特务的机关长，也是特务头子，主要在中国领土占领区，负责管理为战争服务的间谍和情报组织。臭名昭著的梅兰竹菊等特务机关，就是他的杰作。但是特高课不在他的领导之列。
五、联合特高课只是日本宪兵的顾问机构。
由于军队内部警察性质的宪兵队，在侦察、跟踪和警务技巧方面并不专业，因此，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日本陆军宪兵向内务省申请，要求调派特高课专业警察担负顾问指导，和宪兵组成“联合特高课”，对地下抗日活动和政治斗争进行打击。
“联合特高课”隶属于当地宪兵司令部管辖，其特高课成员作为地方警察，仅以借调使用的身份工作。一旦配合侦察工作完成，抓捕、审讯、处置都是由宪兵队来做，毕竟他们才是军队中的警察。
综上所述，特高课作为抗战神剧中，特务代名词的背锅侠，其实并没有在中国战场抛头露面。作为中国抗日儿女谍战的真正对手，实则是日本陆军土肥原贤二的特务机关，和各驻地的日军宪兵队。
（参考史料：《土肥原贤二:甲级战犯的四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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