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停止指责「高福院士独享数据，抢发论文，隐瞒真相」！

风口浪尖上的论文

昨日，高福院士发表于 NEJM 的一篇论文登上热搜。这篇火线完成的论文，中文译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

图片来源：NEJM

论文系统收集了截止到 1 月 22 日已报告的实验室确诊的 NCIP 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暴露史和疾病时间线的信息，描述了病例特征，并估计了关键流行病学延迟时间分布情况和传染病倍增时间，以及基本再生数。

在最早的 425 例确诊患者中，中位年龄为 59 岁，56% 为男性。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发病的病例中，大部分（55%）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关，而在此后发病的病例中，仅 8.6% 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相关。

平均潜伏期为 5.2 天，潜伏期分布情况的第 95 百分位数为 12.5 天。在初期，倍增时间为 7.4 天。由一人传至另一人的平均间隔时间（serial interval）为 7.5 天，基本再生数估计为 2.2。

而论文结论部分的一句话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2 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传播开来。」（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among close contacts has occurred since the middle of December and spread out gradually within a month after that.）

自此，这篇论文成为舆论将不满转向论文作者的导火索。

高福院士成为众矢之的

恐怕没人会想到，这篇具有重大公共卫生意义的论文，让一直奔走在战「疫」第一线的高福院士站上了风口浪尖。

在新闻发布会上解答记者提问的高福院士。

图片来源：中新网

作为作者之一的高福院士，在论文发表后的几小时内遭受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

网民们怀疑他主持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初期，瞒报了病毒流行的数据，特别是隐瞒了病毒能够「人传人」的结论，从而延误了疫情控制。而瞒报的原因，则是为了独享数据，抢发论文。这篇 NEJM 论文即是「证据」。

质疑的人群里也不乏一些专业人士，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出离愤怒」。

图片来源：微博 @王王王立铭

他认为论文里提到 12 月中旬就发生了人传染人，但民众得到的信息显然严重滞后，证据一定是被「有意的隐瞒了」：1 月 10 日，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1 月 14 日，不排除有限人传人；1 月 20 日，国家高级别专家组进驻武汉后，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

很快，一篇人气更高的文章出现在网络上。这篇颇具「大字报」遗风的文章，不但给出了「真相」，还大声疾呼：请高福院士「解释一下对你的投诉」，要把高福院士的论文「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来源：网传文章部分截图

被这些充满情绪的言论影响，那些因新型冠状病毒而被憋在家里的吃瓜群众自然把怨气撒到了高福院士头上。

指控很难站得住脚

1 月 31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就这篇 NEJM 论文发布说明公告。

图片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笔者翻译一下这四条说明：

1. 社会公布在前，论文撰写在后，数据并未瞒报；

2.12 月中旬出现「人传人」是事后的推论，在当时并不知道；

3. 论文作者来自十多个单位，不可能存在数据独占；

4. 论文意义重大。

只要稍微仔细读一下这篇论文，就会明白所谓的「12 月中旬发生人传人」的结论，必定是来自回溯研究。

在论文摘要部分第二段「方法（METHODS）」中，研究者的采样来自 1 月 22 日之前的病患。所以成文时间不会早于这个日期，肯定晚于公开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的 1 月 20 日。

图片来源：NEJM

论文正文第一段也明确无误地指出，第一批报道 4 个病例的日期是 12 月 29 日，那时甚至还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启动的仍是「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机制。

图片来源：NEJM

我们现在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有潜伏期，病人发病到就诊有时间间隔，就诊到住院也需要一段时间，最终确诊还需要时间。考虑到在疫情初期没有检测试剂盒时的确诊难度，一个健康人从被感染到确诊，少则 1 周，多则 3 周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正因有了 425 人的数据分析，研究者们才能反推新型冠状病毒在 12 月中旬发生了「人传人」。

高福院士在 1 月 31 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

至于数据独享，则更是无稽之谈，看看论文最后的作者附录：

图片来源：NEJM

研究者除了来自国家 CDC 之外，还来自湖北 CDC，以及湖南、四川、河南、内蒙等地 CDC，此外还有来自香港大学的研究者。14 个单位这么多作者，更何况高福院士并非论文的一作或通讯作者，独享数据的指责不攻自破。

图片来源：微博 @胡锡进

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所言，从道德角度对高福院士等人发表论文的动机的指控很难站得住脚根，笔者也更愿意相信这些身临抗击疫情最前线的顶尖科学家的职业操守。

面对突发流行疫病时，包括流行病学特征和传播动力学在内的完善的流行病学数据对于未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起着关键作用。高福院士的论文无疑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和国际的疫情控制提供了扎实可信的依据。

但卫生管理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月 27 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到，他获得信息后，得到授权才能披露。

图片来源：采访视频截图

核对《传染病防治法》发现，通报重大疫情的权力的确属于国家卫健委，本次武汉疫情前期通报工作的失误，显然国家卫生管理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吃瓜群众们对高福院士等人的论文的公开指责，实际上是公众对国家卫生管理机构工作失职的不满的一次爆发。

1 月 22 日，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在儿童之间的危险性如何？」时，国家疾控中心表示「仅从目前的流行病学未发现儿童感染，可以暂且得出儿童不易感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很快被李兰娟院士「辟谣」。

图片来源：环球网

现在回头看，那样的判断无疑是草率的，给防控工作早期和中期的松懈提供了支持。国家卫生管理系统没能及时判断疫情的走向，这是抹不去的一个污点。

引用胡锡进的评论：

「科学家们的责任就是走到疫情传播的前面，而不是追着病毒的屁股跑。国家整个卫生管理系统需要汲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相关的科学家和管理者们应当感到对全社会的一份歉意，这份歉意不应是公众追着他们索要的。

直到现在，近万人被感染，200 多人死亡，我们听到了很多话，但就是很难听到有人表达歉意。」

所有的「出离愤怒」，都只是希望更好地战胜疫情。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阻断疫情扩散，国家卫生管理体系的专家们同样也是身处一线的勇士们，此刻对他们的「声讨」并不利于疾病防控工作的开展。

笔者真诚地希望国家卫生管理机构能够让公众重拾对他们的信心，众志成城，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