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一场关乎民族兴亡的危机随着西伯利亚的寒流窜入中国东北三省，行将就木的大清朝廷处理好了，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处理不好，中华民族就将面临亡种的危险。这危机在欧洲有个臭名昭著的名字：黑死病。
黑死病，曾经席卷欧洲的大鼠疫，整整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因此锐减三分之一。即便是经历过战场惨烈程度堪称“绞肉机”的世界第二次大战，欧洲人口也才失去5%，可见当时黑死病的感染率和致死率有多么恐怖。
鼠疫在东北肆虐6个月，卷走了6万人的性命。风雨飘摇的清廷已经到了极限，再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一旦鼠疫从东北三省扩散出去，中国将无可御敌之兵，大明的悲剧几乎就要重演。
要知道一旦感染黑死病，长则五六日，短则半日，患者就一命呜呼。因此当时的欧洲街头上，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死亡的场景屡见不鲜，鼠疫在恐慌的加持下给患者、社会以生理和心理的攻击。黑死病能以用极快的速度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传说中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面对黑死病时也是匆匆撤军。
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清廷派去调查的官吏却纷纷病倒在疫区，读着四书五经考出来的官员显然没能力处理这种情况。严峻的疫情形势和行将就木的清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土地上强取豪夺的列强诸国丝毫不担心这个千年帝国的结局走向何处，他们担心的事情是“黑死病”一旦在中国大地失控，他们在中国周边的殖民地以及自己在华的人员会将黑死病带回国内。
欧洲人闻“黑”色变，从他们的各类报纸上展现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历史就像一个笑话，今天我们对此危机的了解知之甚少，因为我们挺过了那次危机，沉默理论告诉我们，越优秀的部门在众人眼中越低调，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太强了，把大问题都扼杀在摇篮里了。
而这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叫做伍连德。马来归国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头衔。学成受邀归国，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因观念先进，受到不少传统学派的排挤。但在这危难之际，愿意且有能力挑起重担的人，唯他一人尔。
1911年前后的伍连德博士
傅家甸，疫情的重灾区。清廷官员避之不及的地方，伍连德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赴此处调查瘟疫原因。虽然伍连德是“奉旨行事”，但依旧困难重重，当地官员对于瘟疫的处理一无所知，并不完全配合伍连德的工作。伍连德几乎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物料没物料的情况下工作。
1911年春节，傅家甸坟场焚尸，大火烧了三天。图为伍连德指挥衙役焚烧发现疫情的住所。
伍连德的阻力不止于地方官员的无知，还在于千百年来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比较按照西医的那一套，解刨尸体，寻找死因是必要的措施，但在中国这是堪比挖人祖坟的侮辱行为。伍连德只能偷偷摸摸的解刨。
伍连德发现此次在东北肆虐的“黑死病”是“肺鼠疫”，靠飞沫传染，完全跟法国的“专家”结论相反。法国的“专家”把“黑死病”的那一套经验拿来，认为只要把老鼠剿灭，就能够阻止黑死病的传染。
而伍连德却要求将患病者隔离，健康者在接触病患的时候需要带口罩。好在清廷在咨询过外使后，知道伍连德剑桥大学博士的分量，选择了伍连德的处理方案。
伍连德的措施很快被实行，但是瘟疫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越来越多人患病，越来越多的人死亡，他再次被质疑。伍连德对于这个结果，同样困惑，他把自己的措施实行再从头到尾检查了一番，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东北的冬天太冷，土地完全动起来了，因此患病死者的尸体难以掩埋，而日本的专家说瘟疫在低温下无法存活，因此尸体不着急掩埋。伍连德斥了此观点，要求立即处理这些尸体。既然没法掩埋，那就都烧掉。
解刨已然是侮辱，伍连德再次挑战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当地官员考虑此举可能会引发哗变，赶紧上报清廷。清廷回复：烧！
大年三十，在伍连德的指挥下，瘟疫中死者的尸体被集中起来火化，很多尸体甚至是在棺材中扒出来的。几天后，东北三省的瘟疫死亡人数逐渐下降，很快0死亡的捷报传到北京。
中国人，战胜了黑死病。同时也为这个古老文明留下了喘息的机会。欧洲在经过黑死病之后，经过150年的时间才会缓过来。而中国在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根本没有可能有150年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尽管伍连德未写进人教版的教科书，但今日官方给他的评价是“国士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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