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霸王到NS：“游戏机禁令”与版权保护之路（中）

盗版就是那个时代给出的最佳解决方案，欠下的债留待我们今天来偿还

人们总会习惯性对过往的历史进行总结，进而探寻成功者的经验、失败者的教训，以期给当下的生产生活带来借鉴意义。从小霸王游戏机到NS国行，在中国主机游戏市场过往的三十多年间，众多游戏公司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然而失败者多，成功者少。

借着NS国行上市的契机，让我们来聊一聊这段过往的历史，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从而或多或少给我们以启示。

有关中国主机市场过往历史的相关介绍，可参考上一篇文章《从小霸王到NS：两代人的童年，一个时代的悲欢（上）》

当年鼎盛一时的小霸王公司因何走向没落？

探究小霸王没落的原因，需要先从其兴起原因入手。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简短地介绍了小霸王发家史，其中两个关键词不能忽视：山寨、广告。

最初，小霸王通过山寨日本任天堂FC游戏机，掘到了第一桶金。随后通过适时推出小霸王学习机，配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迅速扩大知名度，且树立起一定正面形象。

对小霸王来说，这是一个无本买卖，只有赚没有赔。山寨行为省去了研发投入，也无软件版权费支出，更是可以在与同类商品的竞争中大打价格战。在上个世纪8、90年代，山寨并不违法，甚至山寨的小霸王学习机还能在央视打广告。

除了山寨、广告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小霸王的创始人段永平——段永平初次进入大众视野，大概是因为2006年和巴菲特的慈善午餐。1994年，正是在段永平的带领下，小霸王推出学习机，公司产值也达到了10亿元。

（段永平与巴菲特）

不过就在1995年，段永平从小霸王离职，转而建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同时段永平还从小霸王带走了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非同小可：一位是OPPO创始人陈明永，一位是VIVO创始人沈炜，一位是步步高教育的CEO金志江。以今天的目光来看，放走段永平可能是小霸王所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此后，由于缺乏具备战略目光的掌舵人，小霸王很难开拓新的业务。1997年，小霸王尝试涉足VCD领域，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小霸王VCD就宣告倒闭。在游戏主机领域，尤其是2000年以后，随着PS2、Xbox等128位主机的出现，落后的小霸王山寨机最终日薄西山。

很多人可能会问：小霸王为什么不山寨新世代游戏主机？

一、技术难度过高。自索尼进入主机平台以来，主机研发就向着高性能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及至到了PS2时代，索尼专门设计了一颗名为Emotion Engine的定制 CPU，山寨难度可想而知。

（PS2使用的Emotion Engine芯片）

二、成本难以控制。价格战对于主机市场见怪不怪，以更低廉的价格抢占市场是索尼、微软的惯用手段。在PS2上市初期，其在中国的水货售价甚至低于DVD机，留给“中间商”的利润空间就更低了。

三、即便前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越来越严苛的版权保护，也令小霸王的山寨之路前景一片灰暗。

2008年，微软向国家版权局状告番茄花园盗版XP操作系统，番茄花园负责人洪磊被刑拘。在当时的中国，盗版问题遍布各个行业，除了游戏和电脑，VCD、DVD等电子产品无一例外。即便是电脑领域，盗版系统也不止番茄花园一家。但为何微软盯上了番茄花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番茄花园依靠盗版系统内置软件，获取巨额非法收入，微软此举兼有枪打出头鸟之意。所以即便小霸王能够山寨PS2，也难以避免会遭到版权方诉讼。

纵观小霸王的兴衰史，在依靠山寨游戏机赚到大量财富后，没能继续开拓出新的赢利点，在市场的冲击下，原本的阵地也逐步失守。更为关键的是，小霸王没有将财富转化为自己的核心技术，只依靠山寨又怎么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生存呢？而小霸王的落寞只是中国主机市场长期困顿的一个缩影。

中国主机市场举步维艰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会将21世纪初，国内主机市场的失败归因于《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游戏机禁令”）。不乏有人会扼腕叹息：“游戏机禁令”的13年中国失去了什么？也有人将主机市场的萎靡归因于版权没有得到法律保护，认为盗版才是毁了主机乃至PC单机的罪魁祸首。

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假设：是否没有“游戏机禁令”，且在当年拥有完善的版权保护，就能引导中国主机市场健康发展？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游戏机及游戏的价格来源于市场调查，GDP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04年，PS2国行版上市价格为1988元，大约占到了当年居民消费水平的40%。

2006年，PS3首发价格约5000元，大约占到了当年居民消费水平的78%。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假使当年这些游戏主机可以在中国正式销售，那么玩家几乎要花费全年一半以上的消费支出，才能买到正版主机。然而主机只是一个启动器，玩家同时还要支付高昂的正版游戏费用。结合06年城乡人口比例，能玩得起游戏的人只能是一个极小的数目，根本不足以支撑这个市场正常运转。

以我亲身经历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时九年义务教育免除学费，只需交大约300块的学杂费，然而这笔费用对于普通农村家庭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开支。同时代兴起的游戏厅，提供一小时5块钱打游戏的服务，而这才是更多玩家所能承受的游戏方式。

（带中文配音的《真三国无双2》就是当年游戏厅里的常客之一）

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版权的问题。通过以上数据不难发现，盗版游戏的价格只有区区几块钱，跟正版游戏相比简直是白菜价。很多人会认为，盗版软件直接损害了开发商的利益，导致其开发游戏赚不到钱，从而无法生存。实际上通过上面的数据统计我们能够看到，当年的中国市场并没有这些软件公司生存的土壤。

盗版的泛滥看似直接损害了软件公司的利益，但却给那个时代的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不管是玩音乐的、搞电影的，还是打游戏的，都是其受益者。或许这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要正面得多。

2018年，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我不是药神》赚取了无数人的眼泪，影片所聚焦的仿制特效药进入大众视野，加之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事件，一时间社会各界对仿制特效药关注度空前高涨。

仿制特效药也好，盗版电影、游戏也好，这些灰色产业的存在，都是我们今天无法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下，盗版就是那个时代给出的最佳解决方案，欠下的债留待我们今天来偿还。

“游戏机禁令 ”得以解除的决定性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我不是药神》选在2018年上映？这源于影视作品的舆论引导作用。随着医改逐步深入，国家需要对特效药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期将更多药品纳入到医保中，为此需要舆论导向。

相似的问题，为什么“游戏机禁令”2014年终止？因为经济转型的需要。上海自贸区的建立，目的在于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进而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广阔的游戏市场是不能忽视的一块。

而这两者能够落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无他，国家有钱了。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居民消费水平为17778元，同年上市的国行Xbox One售价约占居民消费水平的20%。2018年，居民消费水平为25002元，次年上市的国行NS售价约占18年居民消费水平的8%。

我们再将时间的维度拉大到2000年至2014年，看看中国经历了哪些变化。

从2000年到2014年，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了14057元，GDP增速常年保持在7以上，GDP总量由2000年的100280亿元增长到了2014年的641281亿元。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拥抱经济全球化。至2014年，中国逐步具备了进一步开放市场的经济基础，终止“游戏机禁令”就变得顺理成章。

之所以中国能在十几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进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今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对此有着较为直观的说明：

2019年6月17日，微软、索尼和任天堂联合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公开声明，反对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游戏主机征收25%的高额关税。

今时今日，于厂家的成本控制而言，选择在中国进行复杂产品制造是最优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以上数据及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脱离经济发展水平谈版权只是空中楼阁。

而版权意识的建立更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围绕近期网剧《庆余年》所引发的热点事件，可以对此加以佐证：腾讯、爱奇艺在会员（Vip）收费服务外，增加了《庆余年》付费超前点播服务，会员需额外花费50元才能提前观看6集剧集。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人民网连发诘问，观众更是极为愤慨。对此有不少人选择观看盗版资源，甚至有网友调侃“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版权意识，被50块钱毁了。”——建立版权之路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一名普通玩家最直观的感受是版权意识不断提高，以及对正版游戏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时至今日，购买一款正版游戏已经变得稀松平常，很多人的STEAM账号里都有一堆可能没怎么玩过的游戏。

对于微软、索尼等公司，曾经在中国市场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拥趸，他们从小受主机游戏熏陶，现在有能力为主机游戏消费。如今的中国市场则是其不可或缺的产品制造地，这里有发达的物联网，玩家与游戏厂商之间变得无比亲密。

2019年12月10日，NS国行正式上市，继微软、索尼之后，任天堂也加入到中国市场的争夺中，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逐步趋于白热化。相关数据显示，在国行NS上市前，京东商城预约数超过了11万，发售首日销量超5万，任天堂股票甚至出现了暴涨的盛况。

（数据来源新浪财经）

以NS首发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任天堂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腾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此，我们也可以看着自己的花呗和白条，叉着腰说上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我们底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