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深呢？清代《竹叶亭杂记》曾有载：某侍卫擢为荆州将军，人们皆为之庆贺，唯独他痛哭：“此地以关玛法尚守不住，今遗老夫，是欲杀老夫也”。
可见《三国演义》对后世影响之深，已让这位“荆州将军”分不清演义与现实...
论关羽失荆州影响有多深远？
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祸乱”。
本期我们先以“夷陵之战”为例，一探这场三国“三大战役中”最后一场，亦是定三国最终格局战争的“虚”与“实”。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率军从荆州南郡北上，围攻襄阳、樊城，取得水淹七军、重创曹魏之战绩，威震华夏。
“高光”之下，孙权一方的秘密行动也在展开。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遣吕蒙袭取荆州，进而又在十二月关羽突围之际将其擒杀。
此时，一代英雄落下帷幕，同时也宣告着“孙刘联盟”破裂，为之后的“夷陵之战”埋下伏笔...
关于夷陵之战的起因，《三国演义》将之核心因素归于“复仇”二字，以兑现桃园结义之诺言，全刘备仁义之名。
赵云曾试图以“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来劝阻时，刘备说到：
“朕不与弟报仇，虽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当秦宓称关羽之仇为不足取之“小义”时，刘备当即暴怒道：“关公与朕犹一体也”，并将秦宓下了大狱。
甚至当诸葛瑾以使者身份前来求和时，刘备也一改往日谦恭之态，透出杀气。再加上“演义”更改了潘璋、糜芳等人的结局，为夷陵之战的起因渲染了浓烈的复仇气氛。
至于“夷陵之战”的真实起因，史料中多有记载。在《三国志·赵云传》中，裴松之引《赵云别传》记载：
“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欲讨权”
其实此番刘备向东用兵已非首次。早在6年前孙权袭取长沙、零陵、桂阳时，刘备就曾率军5万东进与东吴对峙过一次，足可见荆州重要性。
毕竟，诸葛亮《隆中对》为刘备谋定的战略为：“跨有荆、益二州以争天下”。荆州一失，蜀汉将被锁于西南，失去战略上的优势地位。
作为一个起兵数十年的诸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私仇与大政孰轻孰重总还是分的清的。因而后世多认为，刘备坚持对东吴用兵，报仇因素并非没有，但更重要的是夺回战略要地荆州。
“规模浩大”究竟有多大？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曹丕篡汉后，在成都称帝。同年七月，筹划、发动了夷陵之战。据《三国演义》所写：
“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五万”
但这一数字明显存疑，因为根据《三国志·后主传》中裴松之引《蜀记》所载，蜀汉灭亡时共有“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七十万明显过于夸张。
那“夷陵之战”双方究竟动用了多少兵力？
先说东吴一方，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
“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陆逊......等五万人拒之”
《三国志·步骘传》记载，出动万余人牵制武陵蛮夷，计6万人左右。
接下来是蜀汉一方。裴松之在为《三国志·文帝纪》做注时引《魏书》记载：
“刘备支党（先锋）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
在《刘晔传》做注时又引《傅子》记载：
“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
另据《三国志》记载：“前后五十余营，破其四十余营”，以此推测来看刘备率领的蜀汉军队可能有10万人上下。
但史学界对此历来都是颇有争议，认为以蜀汉之国力，10万之众十分勉强，因此只能确定不会超过这一数字。
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乎？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夷陵之战大幕拉开。对此，《三国志》的《先主传》和《陆逊传》中多有记载，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秭归争夺战”和“猇亭大战”。
第一阶段，刘备令吴班、冯习率军攻取了秭归等地。
第二阶段，章武二年正月，刘备率大军东出，进军夷陵、夷道一带。陆逊为避其锋芒退守至猇亭一带，双方对峙到同年六七月间，陆逊以火攻击败蜀汉大军。
尽管战争主线清晰，可《三国志》对战争记载的过于简单，细节不足。于是，三国演义在史实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细节，但也并非全盘虚构。
如《三国演义》中反复强调“包原隰险阻屯兵”一事，对此《先主传》和《陆逊传》中均未有详细记载。
但是根据三峡周围地势复杂、刘备舍弃水陆并进优势选择路上交战，以及《陆逊传》中对“火攻”的记载，可以判断“包原隰险阻屯兵”属于作者的一种合理推测，介于半虚半实之间。
此外，刘备溃逃时令人“烧铙铠断后”一事也在陆逊传中有记载，至于“潘璋之死”、“孙夫人投江”、“赵云救主”和神乎其神的“八阵图”就全是虚构的了。
《三国演义》中，在刘备兵败夷陵之后有个很著名的一幕——“孔明巧布八阵图”，号称能抵十万精兵。当然这不过是“演义”中用于壮诸葛多智而作。
那么究竟是什么拦住了陆逊的追击脚步？对此，《三国演义》在陆逊出八阵图后也给出了一个颇为符合史实的理由：
“吾非惧石阵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与父无异，今知吾追赶蜀兵，必乘虚来袭。吾若深入西川，急难退矣”
因为在《三国志·陆逊传》记载，也表达了对曹魏的担心：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讬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
夷陵之败让蜀汉一方受到沉重的打击，国运由此转折。败逃白帝城（永安）之后，刘备在郁闷与愤恨之中于次年离世，而三国最终格局也在此战后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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