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族群体的饮酒风尚：从养生到娱乐，他们的礼教观念有何变化

说到饮酒，中国古代饮酒文化又与每个时期的社会风气紧密相连，唐朝时期的李白就是出了名的爱喝酒，每每饮酒都能让他的心灵得到陶冶。

在当代我们耳熟能详的众多古诗都是他在饮酒以后创作出来的，酒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让人获得灵感，思如泉涌。

但酒是一个好坏兼具的东西，说它坏，源于酒精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麻痹作用，麻痹人的神经，很多人酒后失态，做出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事情；说它好，则是因为适当的饮酒能够让人的身心得到放松，暂时放下世俗带来的压力，具有解压的作用，对于文人来说酒更能帮助他们激发灵感，获得更多的创作元素，所以说酒的好坏还真是不能轻易下定论的。

魏晋士族群体的饮酒风尚

而历史上也有不少的朝代与酒结缘，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唐朝以外，魏晋时期的饮酒风尚也赫赫有名。而与唐朝相对不同的是，魏晋时期的饮酒风尚与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即士族阶层。

从早期的文献记录来看，我国的酒文化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同步，但酒的发明在一开始却不是为了给人享受，其目的主要是用来祭祀鬼神与祖先，这与中国古代器皿诞生的缘由类似。

然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革新，进入东汉末年以后，社会的政权逐步瓦解，饮酒本身具有的社会性功能也发生了动摇。随后伴随着士族群体的崛起，群体力量的不断增大，这一群体的个体意识也越发增强，酒便逐渐被这样的一批贵族群体运用到生活中，变成他们的一种生活享受，同时他们还不断尝试在饮酒的过程中寻找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

也因为酒精本身的功能，使得士族文人借此来追寻庄子口中所说自由与无限的境界，最先开始这一探索的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在其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开始效仿，寻找一种闲逸洒脱的精神境界，饮酒的风尚由此流行开来。

此外，魏晋时期的文人不仅只满足于饮酒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幸福，更加重视精神上的享受，因而他们更加希望能够从哲学以及审美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契合来理解饮酒所带来的幸福。

魏晋是一个礼教与伦理道德逐渐淡化的时期，这个时代的人更加乐于冲破礼教的束缚，不论是从饮酒的风俗还是从服饰文化等其他的角度都可看的出来。

在古人看来饮酒不仅具有释放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还可用来养老、养病。对于酒的养老的功能，甚至专门对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即当时有法律规定以酒来赡养老人。且酒还可以视作长寿的象征，因而年龄越高的老人，就能够得到越多的酒，这也是一种对长寿的祝福。

其次是养病的功能。通过古代的文献经常可以看到古人在生病的时候也会时常饮酒，换作当代这是被医生绝对禁止的，因而也可以看出在古代饮酒被视作积极的治疗以及保健方法。病者大多食之无味，而生病的人身体虚弱又必须进补，所以古人便利用酒的香味来刺激那些因为生病而没有食欲之人的食欲，以达到让其逐渐恢复健康的目的，所以酒便被被赋予了一种养病的功能。

此外在中医中又认为在五味之中，酒属于苦味，能够养气，所以饮酒也有助于养气，有利于人体的健康。正是饮酒具有一定的养生功能，所以古人也更加乐于饮酒。

从养生到娱乐，看魏晋时期人们的礼教观念有何变化？

然而到了魏晋时期以后饮酒的养生作用已经完全被淡化，他们更多的将饮酒看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方式。在爱酒之人的眼中，与其耗费极长的时间精力去追寻那种养生的愿望，倒不如抓住眼前短暂的时光来及时行乐，这样的观念与魏晋贵族所追求的境界，所需要的精神享受也是一致的。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样，魏晋时期人们的礼教观念逐渐淡化，人们更专注于现下实际的享受，饮酒所能带给他们的幸福感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依此来看，不论是饮酒所带来的味觉刺激还是喝醉以后产生的飘渺幻觉，都是及时行乐的体现，所以在他们看来，提高当前的生活质量，享受在当下比起祈求健康长生来的更重要也更现实。酒让人断肠是魏晋时期对酒的一种普遍认识，即便如此，名士们却还是不屑一顾，反而越发沉浸在美酒的香醇之中。酗酒滥饮已经完全违背了饮酒最初的养生目的，因而可以看的出魏晋时期饮酒更多是为了及时行乐。

当然魏晋时期名士对酒的热爱，绝不仅限于其的养生、娱乐的功能，通过探索人们还发现了饮酒能够让他们逃避现实中的烦恼，减轻生活、政治上带来的压力。

人们之所以借酒来逃避现实，与魏晋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也密不可分。

虽然在汉朝末年，世家大族的实力已经逐渐膨胀，逐渐发展起来，但在政治上依旧无法与王权抗衡，且当时正值曹操与司马氏的政权发生冲突的阶段，那个时期的士人普遍都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若要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只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参与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但这极有可能会让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另一种则是通过卖身投靠来换取一定的政治地位，但是对于当时相对高傲的士族群体来说，这又是极为不齿的。

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文人都选择第三种道路，即选择性的回避这些是是非非，将自己的政治态度隐藏起来，所以多数人都变得不发言，少说话，但这样一味的躲避也是不长远的办法，最终他们便想到了饮酒，让自己沉醉，因为酒醉之人就算是说错了话，也会被当作酒后的胡言乱语，容易被人原谅甚至掩盖。

所以那一时期的醉鬼也不再是一种熟人指责和鄙视的对象，反而成了一被人广泛效仿的对象。毕竟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选择性的逃避是最好不过的全身而退的方式。在那样一个特定时期有诸多以饮酒来躲避政治是非的故事，在这其中做的最成功的人还要属阮籍。

魏晋时期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不论主动倾向于哪一方，都会为自身招来祸患。因此当阮籍听说司马氏要向他提亲后，便选择了一种绝妙的方式来躲避这件事，那就是饮酒。阮籍让自己酩酊大醉了六十天，这样一来既不会因为直接拒绝而得罪司马氏，又能够让司马氏无法开口，最终在这一巧妙的方式下，婚事只得作罢，阮籍也得以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保全自己。

当然除了这件事以外，阮籍还以醉酒方式躲避了许多的祸患，这里不得不说，酒“真”是个好东西。但通过阮籍的行为也同样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若要真想以酒来当作慢形之工具，势必不能真的醉了，因为一旦真的酩酊大醉，酒精麻痹神经以后很容易惹出大祸，就更别说躲避是非了，所以这里所说的用饮酒来逃避现实，首先还是得建立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而并非真醉。

纵观以上魏晋时期名士的饮酒风尚可以看的出，饮酒在那一时期并不单纯的用来消遣人生，反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这些功能与当时的士族阶层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