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 绝世熊孩子的传奇一生

　　明武宗，朱厚照。主流史家给的定义是：浪。

　　这哥们每天都想着玩乐戏耍：玩动物，玩珍宝，玩美女，玩打仗游戏；

　　不务正业，亲贤臣而重奸邪，好武风而轻学业；大臣让他往东，他偏往西；让他在家安生待着，他偏要离家出走。

　　总而言之，这哥们浪得无法无天，浪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浪的大臣们看到他不是头大就是恨得牙痒痒。

　　于是，明代的文臣史官肯定是不会给他好眼色的，清代的帝王皇嗣肯定是要拿他做反面教材的，所以他在史书里的形象也必定是一派“亡国之君”的做派。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谁说“豹房”就是“炮房”

　　稍微了解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朱厚照建了一个“西苑豹房”，据说里面填充了豹子，珍宝，女乐，娈童和一群陪他玩乐的侍卫随从，朱厚照整日就泡在里面肆意淫乐玩耍，不务朝政。

　　以上种种，有。

　　以朱厚照追求天性解放的性格，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他的标配。不过，豹房绝对不是朱厚照仅仅用来享乐的地方。

　　豹房的营建，大概花了二十多万两，和后世所谓的骄奢淫逸绝对挂不上边。豹房有几百件房屋，里面还有校场，佛寺等功能性建筑。

　　皇家饲养动物的传统早在元代就有了，这个风俗应该和蒙古人有关。

　　蒙古人去的地方多了，又受到西方贵族饲养猛兽风气的影响，就会搞个动物园把一些珍禽奇兽饲养起来。

　　到了明代，除了豹房，之前还有象房，鹿场，虎城等。所以养野兽这个习惯，并不是朱厚照独创的。

　　那么豹房有多少只豹？《万历野获编》对朱厚照的豹房有这么一段描述：

　　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禀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七百金。

　　朱厚照的豹房里，只有土豹一只。从这里看来，豹房的主要功能绝对不只是养豹子。

　　豹房还叫皇家猎苑大营。我们知道，古代皇帝的很多狩猎活动，其实就是大规模的军事训练。

　　豹房里的校场也绝对不是朱厚照用来模拟战争游戏的场地，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部队进行操训。

　　豹房还是朱厚照的军事研发中心。朱厚照曾经设想过把大炮用铁皮包裹起来再架上轮子，提高防护性和机动性。这有没有近代坦克的雏形？

　　明代皇权专制，在体制上已经非常完善。即使朱厚照常驻豹房，朝中的机务要务也没怎么落下过。

　　阁臣是跟着皇帝走的，司礼监是依附在皇权上的，朱厚照换个地方办公，一边办公，一边玩，一边练兵，一边搞军事研究，还能远离文官集团的纷扰，何乐而不为？

　　从这种意义上来，朱厚照的豹房，是当时大明帝国最高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功用绝对不是一个温柔乡能笼统定义的。

　　重用八虎的背后 是刘瑾改革的政权保障

　　对朱厚照宠幸八虎，并且任其祸乱朝纲，明代及后世的文官集团尤为痛恨。一副大好河山自此凋零混乱的悲痛之情。

　　我们知道，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和文官集团走的是很近的。近到什么程度？毫不夸张地说，文官集团的提议，十个里面，有八个朱佑樘都是准的。

　　也正因为如此，朝史暮想一度推测朱佑樘在性格上，有软弱和迁就的缺陷。《明实录》对朱佑樘的记载更为不堪。

　　但是文官集团是非常喜欢这么一个皇帝的，于是在史书上对其大赞特赞，吹捧出了所谓的“弘治中兴”。

　　我们知道皇帝有一个私库，是皇帝自己的钱包。国家还有一个太仓，就是国库。我们就看看朱佑樘时期国库的情况：

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刘健上疏说：近年以来用度太侈，光禄寺支费增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新样，动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够给边 弘治十五年十月户部报告：一岁所入，俱不足以供一岁所出......今太仓无数年之积，而冗食日加于前，内帑缺见年之用，而给费日加于后

　　朱佑樘用完了自己的私库，就开始挪用国库。

　　到后来，国库的钱连边关将士的饷银都发不出了，财政赤字非常严重。到了朱厚照继位的时候，连老爹的丧事和登基大典用的钱都觉得紧巴巴。

　　在朱厚照大婚的时候，为了多要十万两银子，和户部来来回回扯皮好久。这就是朱厚照面临的国家财政情况。

　　我们再看一份报告：

弘治十八年：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承领之人，岂无侵克本库？内官自请查弄，岂可不查？ 什么情况？内库的银子，几百万两，没有完善的账本和印薄，很多人可以随意支取，浪费严重。一代名君朱佑樘，就这么管钱？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朱厚照决定改变这种情况，第一件事情，就是用自己以前的太监班底去制衡文官集团，夺取政权。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八虎的职位。

　　刘瑾——司礼监秉笔太监；张永——总提督神机营；谷大用——提督西厂；马永成——提督东厂；丘聚，罗祥——东厂；魏彬——总三千营；高风——司礼监。

　　这帮人的职位牛不？皇帝直属部队的将领，皇帝办公室机要秘书主任，皇帝直属情报机构总负责人，皇帝后勤保障团队等等。

　　朱厚照组建的这支以刘瑾为首的嫡系宦官团队，慢慢形成了和文官系统抗衡的资本，从而为刘瑾改革提供了切实的政权保障。那么刘瑾做了什么？

　　刘瑾新政和刘瑾之死

　　刘瑾开始清查账目——先从吏部，户部，兵部入手，之后推广到中央各个衙门和地方，追缴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拖欠的税款，借款，补齐财务亏空。

　　刘瑾重新审查土地人口——在江南富庶地区坚决推广财政改革，严厉打击了当时官绅士族隐瞒谎报土地，拖欠税款，大肆兼并耕地等行为，大大增加了朱厚照的财政收入。同时对底层百姓降低赋税，减轻劳役，缓解社会矛盾。

　　刘瑾开始改革吏治肃贪——肃清官场不作为的风气，严厉惩治贪官，加大经济惩罚力度，严格追缴赃款。同时将各地官员进行轮调，比如南北官员同级调动。

　　大省强省官员不得有本省或者邻省人任职，漕运官员也许身家清白与沿河省份没有瓜葛。

　　刘瑾提升了宦官集团的政治地位——将各地的镇守太监品序提升到与巡抚同级，细化地方分权，严格敦促地方实行两套班子管理。同时利用自己掌控的司礼监，严格把控各地往来文书。

　　刘瑾推广移风易俗和区域公正——刘瑾命令寡妇再嫁，强行推行火葬。在科举录取名额上，增加了西北省份的名额。

　　刘瑾这套组合拳，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朱厚照的财政状况，缓和了社会矛盾。不客气地说，后来杨廷和推行的一些列改革，很多都是刘瑾时期的改革的深入和扩大。

　　但是这么好用的刘瑾，为什么最后就被朱厚照杀了呢？刘瑾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朱厚照用他，是为了打压文官集团，推行改革，这就得罪了一大批人，不，是所有人。

　　刘瑾创立内厂，锦衣卫，东厂，西厂就看不惯了；查账和限制土地兼并，地主士绅集团的蛋糕留被动了；自己屁股不干净，还要查贪腐，这就得罪了整个官场了；

　　本来因为和朱厚照走的近，就被文官集团厌恶，被宦官同行们嫉妒，再加上把改革扯到大明军队系统，所有人都要搞死刘瑾。

　　刘瑾的命运有点像商鞅。他是来当CEO的，实现皇帝的政治目标，但是当事情做完了，刘瑾成为众矢之的，朱厚照再用他就可能会引火烧身，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杀了刘瑾，缓和矛盾。毕竟，再找件趁手的工具还是很好找的。

　　京军与边军的调防 是大明军队战斗力迅速衰退的无奈

　　朱佑樘时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京营占役。

　　看字面意思就知道，让京城的军队去负责修筑工程建设。京城三大营，十二团营在朱佑樘时期，是真的苦。

　　他们要修陵墓，修城墙，修宫殿，修寺庙，修公共工程，就是不训练。

　　朱佑樘滥用军力，把军队将士变成免费的劳力，致使京军训练废弛，战力低下，困苦不堪，很多兵士纷纷逃役。

　　弘治十三年的奏书：

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其锦衣腾骧等卫军士不下十余万人，又不系操练之数，近年虽立团营，而役占卖放者多。

　　众文官大臣多次上书请求停止京营占役，编练团营，恢复训练，保持军队战斗力。但是朱佑樘就是置若罔闻。

　　大明的京军在朱见深成化年间，还能镇压荆襄流民暴动和大藤峡少数民族的反叛，但是到了朱厚照正德初年，却连刘六刘七的起义都毫无招架之力。

　　朱厚照一上台，马上就停止了京军的劳役，清查三大营和十二团营人数，补齐缺额，重新编练。

　　很多训练应该是朱厚照亲自指导，地点可能就在豹房的校场。为了提升战斗力，朱厚照违背祖训，让京军和边军调防，以增加京军的实战机会，增强战斗力。

　　同时让边军入京加入编训，整合优势资源。

　　而朱厚照重用钱宁，江彬等人，并收了诸多将士为义子，除了他们善于投朱厚照所好，三观颇合之外，朱厚照还有重振武风的意味在。

　　而这些义子后来多成为军队将领，成为朱厚照重要的嫡系团队。

　　也正是因为朱厚照的尚武之风，和重振大明军队战斗力的举措，使得朱厚照自身也急需建立战功，塑造自己勇武的形象，建立个人的军事权威。

　　所以后来朱厚照跑到宣府去，绝对不是史家说的为了玩闹嬉戏的荒唐行为，他是真的去找仗打。

　　众说纷纭的应州之战

　　朱厚照跑出居庸关，到宣府，到阳去和当时的蒙古“小王子”达延汗打了一仗，史称应州之战。关于这场战斗，有两个极端的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朱厚照打了一场打胜仗，因为身边没有文官史家外加文官集团不喜欢他，所以这场战斗的功绩在历史上是被故意抹黑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朱厚照其实就打了一场遭遇战，所谓的大捷完全是朱厚照自己鼓吹的，史书中记载的微乎其微的伤亡数字是真实的。

　　非常抱歉地说，由于关于这场战斗史料的匮乏，真的已经很难去还原历史的真想。不信看看史料的记载吧。

《明史—本纪》：冬十月癸卯，驻跸顺圣川。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 《明史—江彬传》：至应州，寇引去。斩首十六级，官军死数百人，以捷闻京师 《国榷》：丁未，王勋等出战涧子村，萧滓、时春、周政等兵至，……，是役也，斩虏十六级，我丧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

　　就这点资料，能揣摩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是相信第一个说法，因为史书另外说了，应州大战之后，蒙古人“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间接地说明了朱厚照指挥的应州之战对蒙古主力的重创。

　　不过小编比较倾向第二种观点，就是这只是一场遭遇战。

　　蒙古的达延汗主政时期，对大明的边界经常袭扰。

　　一则是看看能不能抢到什么，二则是向大明炫耀武力，逼迫大明开通贸易，三则也是练兵。

　　达延汗这次南下，虽然在蒙古的古籍中记载是五六万人，但是达延汗应该并不知道朱厚照在等他。所以在应州之战，主力部队并未全部集结，而是分散在沿途各地和其他边防重镇警戒。

　　朱厚照的那场战役，从部署上看并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明军当时的战力绝对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更何况出城打野战了。

　　这仅仅是一场遭遇战，蒙古方面是通过几天的试探，发现了明军战斗风格突然变得顽强，在没有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诱惑的前提下，强攻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是为什么蒙古人最后主动撤退。

　　而朱厚照打算追击的举动被大雾所阻，很有可能让朱厚照避免了另一个版本的“土木之变”。而蒙古人之后对大明侵扰举动的减少，则和达延汗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有关。

　　当然，以上仅仅是个人猜测。不过朱厚照学习成祖朱棣的悍勇之风，的确值得肯定。

　　不客气地说，朱厚照是明代最后一位披挂上阵，亲自杀敌的皇上。自朱厚照之后，明代再无帝王有如此豪迈之气。

　　朱厚照不喜儒家执政风格，却对异域文化和其他宗教信仰十分感兴趣；他对道教，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都有深刻的认识，会说梵语和葡萄牙语；

　　他并不是不学无术，朱厚照至少御著了《大明会典序》，《历代通鉴纂要序》，《重刊少微通鉴节要序》等书籍；

　　他好色，却也足够浪漫；他尚武，却从不嗜杀；打压文官集团的同时，也防备宦官势力的坐大；

　　他追寻政策的稳定持久，所以正德年间的内阁是大明朝最为稳固的一届；朱厚照，也是大明最后的英主。这样的皇帝，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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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小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