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教授叫做刘文典

刘文典1934年为《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题词

作者汪修荣

在民国教授中，校勘学大家刘文典的“狂”与“傲”是十分出名的，也在学坛留下了不少奇闻轶事，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一代学人的风采。

他曾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如果说，号称章门“天王”的黄侃的狷狂有点近乎“疯”，而刘文典的狂傲则多少带有几分名士风度和派头，但基本上还在常人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狂人风骨

刘文典，生于一八八九年。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因父亲以经商为业，家境较好，所以从小就被送到教会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外文教育，后通晓英德日等多种外语，这在民国学人中也是较少见的，这大约也是他后来倨傲的一个原因。

一九O六年,刘文典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芜湖安徽公学。这是一所新式学校,当时，陈独秀、刘师培正受聘于这所学校担任教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同年, 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加入了同盟会。一九O九年，刘文典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和学术精英留学日本，刘文典正是在东京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不久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成为章门弟子，并在章太炎等人影响下开始反清活动。

一九一二年，刘文典学成回国，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经常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在场的刘文典也手臂中弹受伤。同年再次流亡日本，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一九一六年，刘文典回国，残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与不满，决定专事治学之道。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刘文典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主攻校勘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陈独秀等人影响下，刘文典积极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担任英文编辑和翻译，翻译了大量西方学术著作，名重一时。

一九二八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相当于校长一职。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大附近省立第一 女中校庆，安大学生在看戏过程中与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诬蔑学生捣乱，请军警弹压，遂引发一场学生风潮。

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摄于1946年）

时值蒋介石路经安庆，蒋对此十分恼怒,召见刘文典训话。刘文典对蒋直接介入学校具体事务十分不满，这次见面自然很不愉快，"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高伯雨《刘文典与蒋介石》)

据说，见到蒋介石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让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肇事的学生，刘却拒不执行，并当面顶撞说: "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甚至斥蒋为"新军阀"。蒋介石听了十分恼怒。

还有一种说法，说蒋曾当场打了刘两记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将刘关押起来，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消息传出，群情激愤，安大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文典，同时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蒋迫不得已，最后同意保释,但要求刘文典即日离开安大。刘文典被关押七天后，于十二月五日获释。此事曾轰动一时，刘文典也因敢于直接顶撞蒋一时名声大噪，为世人景仰。

老师章太炎听到此事后，对刘文典的书生骨气十分欣赏，亲自手书一联相赠: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这副对联一直为刘所珍藏，至今还保存在刘文典次子刘平章家中，从一个侧面十分贴切地反映出刘疾恶如仇正直善良的品质。

青年时期的刘文典（1927年摄于安庆）

事后，刘文典在北京遇到"小年同门，中年同事"的鲁迅，谈及此事，鲁迅十分感慨，为此还专门以佩韦的名义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十字街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知难行难》的文章，文中写道: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并注释道: 刘文典，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对这件事，周作人是这样说的:“北伐成功后曾在芜湖，不知何故触怒蒋介石，被拘数日，时人以此重之。”(《北京大学感旧录》)只是事情发生的地点，不是芜湖，而是安庆(安徽大学所在地)，周作人显然记错了地方。

刘文典的硬骨头在后来与日本人的斗争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后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而死。刘文典对此十分悲痛，也更加痛恨日本人。以后每次上课都要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对此,他当年的学生曾有过一段生动的记录: "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申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佚名《教授印象记》)

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想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要译到深夜三时。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上课时常常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如实向学生道出实情，听了此事，班上的学生不仅毫不抱怨，反而被他的爱国热情感动得连”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学问精深，但长得却其貌不扬，当年的学生对此曾作了生动的记录: "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赢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教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 (佚名《教授印象记》

"七七”事变后，刘未能及时南下，鉴于他的名望，日本人通过周作人来做他的工作，请他出来做伪事，遭到他断然拒绝。刘文典对周作人说: "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态度激怒了，闯进刘家翻箱倒柜，刘愤然作色，拒绝回答日本人的任何问题，翻译官责问道: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以日语作答?刘称"以发夷声为耻"，拒不说日语。

一九三八年，在朋友帮助下，刘文典化装逃出北平，由天津搭外轮，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他后来在给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信中说: "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国学大家

在三十年代清华园中，刘文典是最有学术声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刘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做功底的，这一点是学生公认的，”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佚名《教授印象记》)

刘文典的治学生涯始于一九一六年。由于对国内现实的失望,刘文典转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治学上。到北大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淮南子》校勘上，经过多年努力，一九二三年《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皇皇二十一卷，刘文典一时声名大振，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上世纪30年代的刘文典

胡适破例为其作序: "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高度评价: "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晚年周作人也曾回忆说:"他(指刘文典)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准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刘文典并没有就此满足，此后又开始了《庄子》和《说苑》等经典的校勘工作，在校勘界声誉日隆。

鉴于刘文典的名声，罗家伦执掌清华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北大教授。两全其美。此事也可见刘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任清华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时的刘文典

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

一九三九年《庄子补正》(共十卷)出版，陈寅恪为之作序说:"合肥刘叔雅先生以所著《庄子补正》示寅恪，曰:‘姑强为我读之。寅恪承命读之竟，叹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 盖将一国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以陈寅恪的名声与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刘文典自己对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另外半个一直有各种说法，一说是某日本学者, 一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他们仅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刘文典这番话还有一个版本: "全世界真正懂得《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另外一个显然就是指他自己。(事见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刘文典的著作《庄子补正》，书名由陈寅恪请生病中的父亲题写

张中行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一件有趣的事。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时，一次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也去旁听，”他讲书，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他仍是闭目讲，讲到自已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最后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 '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张中行《刘叔雅》)

吴宓一向自视甚高，但对刘文典的学问却是十分佩服的，一九四二年他在日记中记录: "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 "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可见刘文典盛名不虚。

刘文典虽然语言有些放诞，身上多名士派头，但治学之严谨广博却是不容置疑的。据钱穆弟子李埏回忆，四十年代他在昆明时曾借阅过刘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师取经的书，书中刘的批注，除了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这便是明证。

刘文典自视甚高，佩服的学者极少，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个。刘文典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一个， 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也足见其对陈的敬佩之情。

刘文典自己是从事国学研究的，却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认为新文学创作不是学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最看不起的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是联大副教授，已经出版了几十种作品，在文坛上名声很大，所教的《语体文写作》等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始终对他抱有偏见。

一九四三年七月，听说西南联大拟聘请沈为教授时，刘居然勃然大怒，不屑地说: "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这实际上反映了刘文典对新文学的偏见。

在刘文典眼里，他认为国学才是真正的学问，至于新文学根本上还算不得什么学问，甚至公开提倡用文言文，反对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其实当时许多人都抱有这种想法，只是刘文典公开说出来了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上的歧见，他对从事新文学教学写作的沈从文一直很是不屑。在西南联大时，有一个段子流传甚广。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师生看到五华山上红球升起，便放下手中的活,开始跑警报，到防空洞里躲避日机轰炸。一次刘文典看到沈从文夹在人流中跑警报，很是不屑地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黄延复《刘文典轶事》从这个故事，也可见刘文典当年对沈从文的成见有多深。出于性格上的原因和对刘文典的尊敬，沈从文对此事一直保持着沉默。

正因为肚里有货，所以刘文典对自己的学问是相当自负的。当年在西南联大开“红楼"讲座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吴宓，另一个便是刘文典。

马逢华在《教授写真》中记录了刘当年讲座时的盛况: "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面灯光通亮，摆着临时搬来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身穿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从容饮了一盏茶，然后霍然站起，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 '只、 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寥寥数语，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刻画了刘文典恃才傲物的狂狷性格。

刘文典在上课

“二云居士"与磨黑风波

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素有名士之称的刘文典有一个雅号，人称”二云居士"。"二云”指的是"云腿" (云南的宣威火腿)和"云土"(云南产的鸦片)。刘文典嗜食”二云”，故得"二云居士"之雅号。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感旧录》中称: "叔雅人甚有趣，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

据说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明令禁烟,但对两个人却是例外，一个是云南王龙云，另一个便是刘文典。这也足见刘文典名气之大。

刘文典染上烟瘾，一说起因于长子之死。因失子之痛，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吸上了大烟。到云南后，因地产云土，便又烟瘾复发。

刘在清华的同事、国学大师钱穆也证实: "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钱穆《师友杂忆》)

磨黑是滇南著名的茶、盐和鸦片的集散地。距昆明有千里之遥，当时为大豪绅张孟希控制，张希望从昆明聘请一位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母亲撰写墓志铭，以光耀门楣。因地处遥远，路上又危险，一般人不肯前往，最后选定了刘文典，因为知道他嗜食鸦片，而当时物价飞涨，一般教授生活都很困难， 根本无力购买鸦片。

刘文典除了治学，于生计完全是门外汉，生活非常拮据，在最困难的时候，常向亲友求救，"李鸿章之孙李广平那时在昆，与先生是同乡，又有瓜葛之亲，二人最为投契。有时先生断炊，便书纸条一张，只写四字: '刷锅以待，使人送交与李。李得字知先生"难以为炊'了，便送钱给他救急。”(李瑞、傅来苏《刘文典先生轶闻》)这段描写很能反映刘当时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光靠几个有限的薪金自然无法再过烟瘾，聘请的人正是抓住了刘的这个弱点。

鉴于刘文典当时的名声地位，张孟希表示除供给鸦片,还愿承担刘一家三口费用，回昆明时再送五十两(一说十两) "云土”作为酬谢。这样的条件在战时算是十分优厚了，所以刘便接受了这个邀请。刘特立独行的名士派头这时再次体现出来,他似乎并不太在意别人的议论。

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刘文典是坐滑竿去的磨黑。到磨黑后，张很讲信用，对刘一家十分客气。刘的工作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及简单应酬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很过了一回烟瘾，四个月后被张礼送回昆明。刘文典在磨黑虽然也做了一些于当地教育有益的事情,但磨黑之行还是引起了许多物议，其所作所为多为时人诟病,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瑕疵。

刘回到昆明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给聘书。虽然刘到磨黑事先与蒋梦麟、罗常培等人打过招呼，但他在联大的课还是受到了影响。而且刘此行目的主要在鸦片，因此学校内议论纷纷,虽然学校聘任委员会准备聘任他，但性格耿直的闻一多坚持认为刘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拒不发给聘书。
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右）
事情闹大了，刘文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诉，但闻一多坚持不肯通融，而刘在此事上确实授人以柄，梅贻琦也爱莫能助。回到昆明后，刘文典找到闻一多，二人为此还吵了一架，以闻一多的性格做出的决定自然不会改变，最终刘文典未能回到西南联大,改去了云南大学。得到了刘文典这样的知名教授对云南大学来说确是意外之喜，清华大学复员时，刘仍然留在云大，直到解放。

刘对同辈人很狂，十分倨傲,但平时对学生却十分亲切平易近人，没有一丝架子。当年弟子这样描述他在昆明时的形状: "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 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除了抽烟，刘文典另一大雅好是看滇戏。滇戏以丝弦、襄阳和胡琴三种声腔为主。带他进入滇戏的是他的学生、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陶光。据说人到中年的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便想请刘文典作媒。于是经常拉着刘去看滇戏，结果刘渐渐迷上了滇戏，而陶也成全了好事。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刘甚至认为能真正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泡在滇剧场中，" 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任道远《题诗赠滇伶》)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响应政府号召，下决心把鸦片戒了，改抽大重九。有时一天两包，当时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那时学生抽的是旧币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抽的是三千元一包的大重九，所以学生有时便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 刘也毫不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仅仅几年时间，刘文典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自己的进步十分高兴，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刘文典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文章来源选自《民国教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