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秦国的邻居，地理位置特殊。正如《战国策》中所言：“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韩国位于秦国和六国要冲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秦国自乐毅破齐之后，就成为最强的国家。
乐毅画像
韩国是秦国的“囊中之物”
秦昭王野心勃勃意图称霸，范雎借机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于是韩国就成了首要的目标。公元前二百六十五年，秦国开始发动攻击，先取韩国的少曲、高平，这两地正处于太行山脉的西南方，是上党郡通往韩国都城新郑的必经之路，取下二地就是切断上党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上党是重要的边防关口，于是次年秦国又派白起攻取太行山脉通道的关口城邑，隔年再取下太行山东南的南阳，第四年攻下野王。秦国步步逼近，攻城略地，直到完全取下上党。
秦国对韩国进行一连串的攻击，期间韩王曾经有意献出上党以求和，但上党郡守仍旧死守抵抗，于是改派人接替，不料候补的人也不愿意降秦，反而要将城池献给赵国。
秦昭襄王剧照
赵王对于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非常开心，他虽然询问了大臣的意见，却仍旧一意孤行。当时平阳君赵豹就表达过反对。他看出秦国的强大，赵国绝对不是其对手。如果现如今接受了上党，必然会召来祸害。
只可惜赵王的目光短浅，仍旧发兵取上党，并且派廉颇防守长平，而后引来被秦国坑杀四十万人的长平之祸，让赵王悔恨不已。
韩国在强秦的欺凌之下，毫无招架之力，到了韩非的时代已经是“事秦三十余年……与郡县无异也”。韩非出使秦国，为了救亡图存曾经向秦王献策：出兵应以赵国为优先对象，因为韩国如今已经是囊中之物，实在不必急于攻取。正因如此，才为韩国争取了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
秦昭襄王剧照
然而，韩国对于秦国来说，一直都是其心头大患，李斯就曾经说过：“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秦始皇后来虽然以攻赵为主要策略，但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
韩国的重臣和封君，时常争权夺利
韩国自襄王起，就面对着秦国的威胁。当时的执政者都在做什么呢？
公子长是襄王时期的封君。在秦昭襄王八年之前，秦国已经取得了韩国的穰、武遂和宜阳。在此国难临头之际，当权者应该要奋发振作，力图雪耻才对。然而，我们由史料上对公子长的记载得知，他没有任何作为。
此后，城阳君执政。他十分亲近秦国。秦昭王接二连三地对韩国发动攻击，城阳君在做什么呢？面对秦国的进攻，韩国节节败退，献地求饶。身为当权者的城阳君无力反抗大国，只能以亲近秦国作为战略。
秦始皇剧照
韩釐王在位期间，还有两位封君——市丘君和山阳君。
市丘君曾经因为担心五国攻秦而无所获时，会转而进攻他的市丘来搜刮财物补偿军费，于是买通贵人以求解决。由此看来，市丘君也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其性格和格局，也只是着眼在自我得失之间而已，并不在国家的兴亡。
山阳君不仅是韩国的封君，其他国家也对他非常礼遇。秦国封他山阳，齐国封他莒，看似国际关系不错，但是他对于国家政策并无一定之规。面对强秦，山阳君也提不出一套有效的办法，只能见风转舵，忽东忽西。
还有两位执政者，就是公仲和公叔。由《战国策》中“韩公仲相”，可见公仲为相是确定的。但是另有一人在当时也是得势者，那就是公叔。他们都是韩国公族，在公仲得势之后，就轮到了公叔。这两位当权者权倾一时，然而他们的作为如何呢？
秦昭襄王剧照
《战国策》中曾记载，颜率欲见公仲不成，于是说出“公仲好内……公仲无行……”这一番大言不惭的话，出人意料的是，公仲听了这番话旋即就接见了颜率，可见颜率的言论是有几分真实的，才会令公仲畏惧。由此可见，公仲的为人并不端正。
公仲在国家政策方面也是反复无常，以致没有诸侯愿意相信他。在公仲的主导下，韩国一会依靠赵国而背叛楚国，一会仰仗齐国而抛弃秦国，最终造成赵国、楚国、齐国、秦国都提防他。
至于公叔的作为呢？从各类文献中也见不到他对于国家政策有所坚持或有任何功绩。
由此可见，韩国的重臣和封君，对外无法抗拒强敌，对内却时常争权夺利，韩国内外交困最终被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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