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秦国的邻居,地理位置特殊。正如《战国策》中所言:“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韩国位于秦国和六国要冲之地,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秦国自乐毅破齐之后,就成为最强的国家。
乐毅画像
韩国是秦国的“囊中之物”
秦昭王野心勃勃意图称霸,范雎借机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于是韩国就成了首要的目标。公元前二百六十五年,秦国开始发动攻击,先取韩国的少曲、高平,这两地正处于太行山脉的西南方,是上党郡通往韩国都城新郑的必经之路,取下二地就是切断上党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上党是重要的边防关口,于是次年秦国又派白起攻取太行山脉通道的关口城邑,隔年再取下太行山东南的南阳,第四年攻下野王。秦国步步逼近,攻城略地,直到完全取下上党。
秦国对韩国进行一连串的攻击,期间韩王曾经有意献出上党以求和,但上党郡守仍旧死守抵抗,于是改派人接替,不料候补的人也不愿意降秦,反而要将城池献给赵国。
秦昭襄王剧照
赵王对于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非常开心,他虽然询问了大臣的意见,却仍旧一意孤行。当时平阳君赵豹就表达过反对。他看出秦国的强大,赵国绝对不是其对手。如果现如今接受了上党,必然会召来祸害。
只可惜赵王的目光短浅,仍旧发兵取上党,并且派廉颇防守长平,而后引来被秦国坑杀四十万人的长平之祸,让赵王悔恨不已。
韩国在强秦的欺凌之下,毫无招架之力,到了韩非的时代已经是“事秦三十余年……与郡县无异也”。韩非出使秦国,为了救亡图存曾经向秦王献策:出兵应以赵国为优先对象,因为韩国如今已经是囊中之物,实在不必急于攻取。正因如此,才为韩国争取了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
秦昭襄王剧照
然而,韩国对于秦国来说,一直都是其心头大患,李斯就曾经说过:“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秦始皇后来虽然以攻赵为主要策略,但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
韩国的重臣和封君,时常争权夺利
韩国自襄王起,就面对着秦国的威胁。当时的执政者都在做什么呢?
公子长是襄王时期的封君。在秦昭襄王八年之前,秦国已经取得了韩国的穰、武遂和宜阳。在此国难临头之际,当权者应该要奋发振作,力图雪耻才对。然而,我们由史料上对公子长的记载得知,他没有任何作为。
此后,城阳君执政。他十分亲近秦国。秦昭王接二连三地对韩国发动攻击,城阳君在做什么呢?面对秦国的进攻,韩国节节败退,献地求饶。身为当权者的城阳君无力反抗大国,只能以亲近秦国作为战略。
秦始皇剧照
韩釐王在位期间,还有两位封君——市丘君和山阳君。
市丘君曾经因为担心五国攻秦而无所获时,会转而进攻他的市丘来搜刮财物补偿军费,于是买通贵人以求解决。由此看来,市丘君也不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其性格和格局,也只是着眼在自我得失之间而已,并不在国家的兴亡。
山阳君不仅是韩国的封君,其他国家也对他非常礼遇。秦国封他山阳,齐国封他莒,看似国际关系不错,但是他对于国家政策并无一定之规。面对强秦,山阳君也提不出一套有效的办法,只能见风转舵,忽东忽西。
还有两位执政者,就是公仲和公叔。由《战国策》中“韩公仲相”,可见公仲为相是确定的。但是另有一人在当时也是得势者,那就是公叔。他们都是韩国公族,在公仲得势之后,就轮到了公叔。这两位当权者权倾一时,然而他们的作为如何呢?
秦昭襄王剧照
《战国策》中曾记载,颜率欲见公仲不成,于是说出“公仲好内……公仲无行……”这一番大言不惭的话,出人意料的是,公仲听了这番话旋即就接见了颜率,可见颜率的言论是有几分真实的,才会令公仲畏惧。由此可见,公仲的为人并不端正。
公仲在国家政策方面也是反复无常,以致没有诸侯愿意相信他。在公仲的主导下,韩国一会依靠赵国而背叛楚国,一会仰仗齐国而抛弃秦国,最终造成赵国、楚国、齐国、秦国都提防他。
至于公叔的作为呢?从各类文献中也见不到他对于国家政策有所坚持或有任何功绩。
由此可见,韩国的重臣和封君,对外无法抗拒强敌,对内却时常争权夺利,韩国内外交困最终被灭,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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