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北京的“蒲公英”丨钛媒体影像《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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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7月4日，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校园内，志愿者带来的相声表演引得学生们哈哈大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4年前曾估算出，中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约有1亿人，其中流动儿童3426万人，这些孩子如何上学接受教育，是这个社会面临的无法绕开的问题。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对那些跟随父母务工的脚步，离乡背井来到大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这火把更加弥足珍贵。

　　在北京市大兴区，外来务工者聚集的南五环，就有这样一个公益性、非盈利的中学，它专门接收家庭条件困难的打工子弟，为这些孩子点燃一根根火把，让这些折叠城市边缘的农家子弟看到了世界的广阔。

　　钛媒体影像《在线》第96期，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走近两名14岁的学生，看看这火把，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别的学校是选尖儿的，我们学校是兜底的

　　北京的中学里，蒲公英中学是个“异类”。它位于南五环，北京大兴区，创建于2005年，是一所公益性、民办非营利性学校，只招收务工家庭子弟，并获得教育系统和民政系统的批准。

　　打工子弟们就像蒲公英，跟随父母四海为家，他们生命力顽强，在哪里都能落地生根。这所蒲公英中学，就是他们在这异乡生根发芽的地方。

　　2019年1月22日，北京市大兴区，蒲公英中学旧校区的校门。

　　蒲公英中学的创立人郑洪是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在来京务工人员聚集的南五环创立这所学校，她就是想给这些家庭的子弟们提供一个可以接受合格初中教育的场所。

　　学校创立之前的走访调查，让郑洪了解到，当时北京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却唯独没有初中，那些已有的学校又大多以盈利性为主，且基本没有办学许可证。

　　蒲公英中学旧校区的教室。

　　2019年9月5日，蒲公英中学新校区，学生在新教室上课。

　　创建之初，蒲公英中学的校址选在北京南五环一个废弃工厂，在社会各界和大兴区政府的帮助下，2018年11月，这所学校从废弃工厂搬到了专门新建的校区。

　　办学至今，学校的经费都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

　　2019年3月5日，蒲公英中学开学典礼上，受到表彰的教职员工。

　　蒲公英中学现有教职工81人，其中44名是一线教学人员，44名教师中有8名教师专科学历，30名教师本科学历，6名教师研究生学历。

　　该校现有学生480人，15个教学班，学生来自全国26个省，400多个村落。

　　蒲公英中学的招生主要靠面试，面试学生和家长。面谈过后，入学机会倾向给那些家庭情况更困难的孩子，因为“家庭困难的孩子，更需要蒲公英这张课桌”。

　　打工子弟们初中毕业后，无法升入本地高中并在北京参加高考，他们有三种选择：去河北上高中、回户籍地上高中或者在北京上职业学校。

　　近三年，蒲公英中学保持了100%的升学率，其中2019年毕业生85.7%升入普通高中，14.3%入读职业高中。那些继续高中学业的学生，一半去了河北，一半回到了各自户籍所在地。

　　2019年2月25日，新学期开始，蒲公英中学新校区寝室，一位家长在帮孩子整理床铺。

　　“别的学校是选尖儿的，我们学校是兜底的。”一位老师对钛媒体《在线》说，“这些孩子刚入学时基础知识比较差，很多学生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懂，语文写作文也有很多错别字。”

　　学生家长只有9%上过高中，他们大多从事各种生产、服务等底层工作，以零工为主，月收入多在2000元-4000元不等。孩子们也随着父母工作而漂泊，蒲公英中学，是他们的一片港湾。

　　“捡”来的家

　　2019年9月17日，蒲公英中学，一场拔河比赛上，14岁的彭城（中）在拔河绳上“压轴”。

　　彭城是蒲公英中学九年级学生，他是班上的班长兼体育委员，爱好打篮球，喜欢组织和参与课外集体活动。

　　彭城在化学课上做实验。

　　“他没有班干部的架子，很热情，关键是长得还帅。” 彭城的一位同学对钛媒体《在线》说，自己有不会的题就会请教他，他也会很耐心地讲解。

　　老师评价彭城说，他非常热心，对班级的事情主动负责，学习成绩中上水平，进步很大。

　　9月6日，周五下午学校开始放假，彭城在公交车站等车回家。他家到学校27公里，公交车车程105分钟。

　　他来自山东，8岁那年，父母到北京打工，把他也带在了身边。

　　那是一个深夜，一家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硬座到达北京黄村火车站，走出火车站，爸爸领着他和妈妈去公交站场排队坐公交。

　　那是第一次看到公交车，他非常兴奋，因为那些“绿色大客车”看上去比老家所有的车都大。

　　到了落脚的地下室，推开门，整间屋子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在那间空空的屋子，一家人开始了在北京的日子。

　　2019年9月7日，北京，彭城一家三口的住所，这是一个单间。

　　在北京6年，彭城父亲做了6年门卫、保安，妈妈一直干保洁。期间因为工作变动和北京的地下室清查，他们搬了5次家。

　　彭城最喜欢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不会面临突击检查。

　　为了省钱，租金便宜的地下室曾是很多在京务工者的首选。但住地下室，常常要面对检查，只要检查不合格，他们就会立刻被要求搬家。

　　来检查的人，说话都“特别冲”，彭城说，那些人说是要他们搬家，实际上就是撵他们走，“新地方还没找好，一天之内必须搬走” 。

　　之前，一家人都提心吊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来检查，不知道检查之后会不会让他们搬走，更加不知道如果被要求搬走，他们再去哪里落脚。

　　父母每次慌慌张张应对检查、低声下气跟人说好话的样子，让彭城很心疼。

　　2017年冬天，北京西红门新建村那场夺走19个人生命的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彭城一家面对的检查更加严格且频繁。

　　这是他们在北京的第五个家：一个不足25平的单间，没有水、不能做饭、电压不稳、通风不佳、没有厕所，虽然条件不佳，但不用再担心突击检查。

　　彭城母亲在整理自己捡来的废塑料瓶。

　　彭城母亲是一名保洁员，每天下班回家后，她会在住处一带捡矿泉水瓶、废纸壳等废品，攒起来卖。

　　一个矿泉水瓶五分钱，一大包算下来能卖九、十块钱。她觉得夏天好，夏天热，喝饮料的人多，瓶子多。每个月，靠捡废品卖，她能赚来200块钱补贴家用。

　　彭城往冰箱放花卷和馒头，这些都是他妈妈亲手做的。

　　从之前的五环外搬进三环，这个精打细算的女人，感到了生活上很多不便之处。最重要的是物价变化，跟五环外相比，三环物价“高得离谱”。她从不在住处附近的市场买菜，“不仅贵很多，而且不能讲价也不给抹零头”。

　　她买菜的地点仍然在五环外，每个星期她只买一次菜，一次买够一家人7天的量。“骑电动车去买”，她熟悉那些菜市场的规律，菜贩们晚上七点半以后大甩卖，“一块五毛钱可以买一大包有点焉的茄子”。

　　彭城母亲捡来的鞋。

　　彭城母亲曾在别墅区做保洁，那些住着三层别墅的业主，时不时会丢弃一些没使用过的物品和没穿过的衣服鞋帽。

　　她说，下班路上，顺路走一圈，捡东西就像逛商店一样：高档衣服、床单被罩什么都有，标签都完整地挂在上面。

　　捡到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卖掉：一双九成新的鞋能卖五块钱一双，普通的两三块钱一双，衣服一块五一斤。

　　“能捡来用的，花钱买就是浪费”，这家人“每一块钱都来之不易”，他们舍不得浪费。这个家，从柜子、床架到电饭煲，都是捡来的。

　　当保洁员的主业之外，彭城母亲还做钟点工，为了多挣一点，她恨不得天天有事做，逢年过节也不例外。

　　一年冬天，她帮人清理一个水池的落叶，双腿在水里泡过后落下病根，从那以后每年冬天她都会腿疼。

　　做保洁反复弯腰擦桌拖地，她的腰也落下酸痛的毛病，夏天干活都要裹着秋裤。为了省钱，她没舍得去医院看，平时只吃些药和钙片、贴一贴膏药缓解疼痛。

　　2019年9月7日，彭城父亲在自己值班的门卫室为业主取快递。

　　彭城的爸爸在小区当门卫，还兼着打扫院子、清理垃圾。只要有空，他也会在小区一带捡拾废品，卖钱补贴家用。

　　彭城做好饭，给爸爸送饭过去。

　　到北京之后，彭城“一夜长大了”，他开始主动分担家务，8岁就学会了做饭。在彭城妈妈眼里，彭城的厨艺是家里最好的。

　　彭城和母亲在家。

　　作为一个妈妈，她觉得自己并不合格。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每天都要工作，她几乎没有专门看着孩子写过作业，也没有专门陪着孩子玩过。

　　在小区做保洁，她看着别人家的小孩有全家五口人陪着玩，想到自己没有真正陪孩子玩过，就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感到很内疚。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一天回家，给孩子买点好吃的作为“补偿”。

　　“如果有条件、有时间，我想参加他的每次家长会、开学典礼、结课典礼，想见证他的一些重要时刻。”她对钛媒体《在线》说，彭城在蒲公英中学上学两年，她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因为时间不允许，工作没办法请假，“请假会扣钱，有时候就算扣钱领导也可能不给批假。”

　　2019年5月9日，蒲公英中学，课外兴趣班上，彭城和同学一起学习非洲鼓。

　　她把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压在了努力学习、接受好的教育上。

　　她说，小时候特别喜欢读书，成绩也不错，但家里条件不好，又重男轻女，只有哥哥有机会上学，她只读到六年级就辍学下地干活。

　　她一直觉得，如果自己再多上几年学“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同班同学有当老师的、有干公务员的，我在干苦力，我也不比人家差呀，只要一细想，我还一肚子气。”

　　她曾暗暗发誓，无论多穷，砸锅卖铁也要好好供孩子念书。

　　“我们两口子只能靠苦力挣钱，挣钱少又累，还经常受各种委屈，不想让孩子再走我们这条路。”她希望儿子可以考上好大学，找一个安稳的、靠脑力挣钱的工作。

　　在老家，他们有四间20多年的旧砖房小院。一家人常年在外，房前已长满杂草。

　　彭城的妈妈偶尔也怀念农家小院生活，在那个小院，她一点也不会感到憋屈，物价也不贵，不像在北京，货比三家还不舍得花钱。

　　“这里打工比老家挣得多，再难也要混下去。有时候想想，在这要是能有一个哪怕像厕所那么大安稳的地儿我也知足了，不过不太可能。”两口子想好了，要一直在北京打工，一直到干不动那天再回去。

　　彭城在课堂上主持一个班级活动。

　　北京和老家，在彭城看来，去哪里都一样，只要跟爸妈在一起的地方，就是他的家。

　　彭城觉得自己比老家的留守儿童幸运，因为他能够在北京上学，能跟父母在一起。初中阶段还剩一年时间，他想努力考一个河北的高中，然后考上大学。

　　2018年春节，彭城跟父母住在二环一个亲戚家，整个假期，他没听到一声爆竹响，这种异常的安静，跟老家的年味差别太大，急得他想跑到五环外去放炮仗。

　　走向哈佛，是痴人说梦么

　　2019年5月17日，北京是丰台区大红门，14岁女孩曾祺在家做作业。

　　曾祺是蒲公英中学九年级学生，跟彭城一样，她也是8岁那年跟随父母来到北京。

　　2019年5月12日，星期天，曾祺准备去学校上兴趣班。

　　曾祺的家在一片林地里，整栋房子有六间屋，曾祺和父母住在其中一个单间，其他住户也都是曾祺家的亲戚。

　　在北京6年，曾祺一家共搬家3次，她最喜欢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树林环境很好，离上学的地方也近。

　　曾祺还记得6年前的情形。一家人坐着长途客车到达北京，下车后，3个人拎着大包小包，走了很久才走到“一个很空旷的屋子”，屋子里一件家具都没有，能清晰地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

　　曾祺的妈妈身患疾病，无法工作，除了吃喝能够简单自理，其他都需要人照料。

　　14年前，曾祺出生时，曾祺母亲子宫大出血，四天做了两次大手术，第二次手术前，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万幸的是，手术成功，曾祺母亲的命保住了，但却落下了一些后遗症，必须靠药物维持情绪。

　　曾祺父母在互相打趣。

　　“救回来是姑娘的福气，姑娘至少还有个妈。”经历变故，这个男人仍然心存感恩，至少还活着，至少一家人还在一起。

　　从小到大，父亲是曾祺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

　　6岁时，爸爸出门打工，她被送到姥姥家生活。虽然姥姥对她照顾有加，但她依旧感到疏离，觉得自己还是“寄人篱下”，这种感觉深深地烙在她心里，从那次以后，曾祺要求和爸爸一起生活，爸爸去哪，她就去哪。

　　那以后，无论是去打工，还是摆地摊，父亲都会带着曾祺，遇到冬天刮风，父女俩摆地摊，父亲会把女儿塞进自己大衣裹着，为女儿取暖。

　　他从没打过女儿，也很少批评女儿，女儿也很乖很听话，“她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小孩，自尊心强。”

　　女儿3岁时，跟他到镇上赶集，看见学校就大声喊“要去上学”，这让他非常高兴，他下定决心要好好供女儿读书。

　　9月14日，北京大兴区，曾祺的父亲在修建一块草坪。

　　曾祺的父亲是一名林业员，这份工作，他已经干了5年，负责草坪和林区养护，平时负责种树、修树枝、剪草坪。

　　“爸爸很辛苦，要一个人养活我妈和我。”曾祺很体恤爸爸，很多事情，她能自己能解决，就不会和爸爸说。

　　她常常看见爸爸双手肿胀、浑身沾满碎草末，到家后已经是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

　　曾祺和同学在蒲公英中学周末的单簧管兴趣班上课。

　　蒲公英中学设有周末兴趣课程，由校外的志愿者教授音乐、舞蹈、演讲等才艺，学生可以免费报名学习。

　　曾祺学习单簧管两年了，她能轻松闭目演奏《天鹅湖》等经典曲目。

　　在老师眼里，曾祺这样的家庭背景，反而让她更坚强、乐观，更早熟懂事。“在蒲公英中学，很少有学生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而自卑。”一位老师对钛媒体《在线》说，跟留守儿童相比，他们的眼界开阔很多。

　　在爱心企业的帮助下，曾祺所在的班级集体来到北京国贸的冰场学习滑冰。

　　在蒲公英中学，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并找到志愿者免费学习。如果想去教培机构学习类似的兴趣课程，他们的家庭往往无法负担。

　　在爱心人士的组织和帮助下，学生们还经常有机会去听音乐会、参观各种艺术类的展览。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也会定期地来到这里跟学生们交流，开阔他们的眼界。

　　9月5日，蒲公英中学，曾祺在课间休息。

　　学习上，曾祺很要强，她的成绩一直维持在全年级前十，但她认为自己只是中等生而不是优秀生，离拔尖还有一段距离。

　　曾祺不想回老家读高中。离开6年，以前的朋友几乎都没有交集和联系，北京是她更熟悉的地方，在北京她有很多好朋友。

　　到北京上学，她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对未来的看法，以前她不觉得努力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她只想专心搞好成绩，她说“学历是一份好工作的敲门砖”。

　　“努力学习为了以后生活的更好，但愿未来至少不用睡在外面，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曾祺对钛媒体《在线》说，上学是让她最开心的事，只要放假她就会感到无聊。

　　周末时光，曾祺打开了自己最爱看的综艺节目。

　　这台电脑是爸爸捡来的，写完作业，曾祺就靠玩电脑消磨假期时光，周围没有同龄朋友，她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她喜欢看跑男，最喜欢陈赫，陈赫曾经在节目里专门为女儿买裙子，曾祺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搞笑明星，更是一个好爸爸。

　　“曾祺就是我的全部。”曾祺的父亲说，等女儿长大了，他也就老了，所以他对自己没有什么期盼，只希望把女儿带好。

　　他希望女儿考上大学，将来能当医生或者老师。在他眼里，这两份职业特别稳定，既不需要出苦力、也不用受风吹日晒，更不用担心随时被老板辞退。

　　刚学会用智能手机上网，他就在手机上查询“全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随机出现在页面顶端，他对高考和升学没什么了解，也不知道清华大学在哪里，但既然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他希望女儿能有机会考上清华大学。

　　蒲公英中学旧址，教室心愿墙上，一名学生在红色心愿纸上写着，自己想要成为一名牵犬师。

　　对蒲公英中学的毕业生来说，有朝一日考上名牌大学，并不是痴人说梦：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中，就有考上北大、杜克、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案例。

　　2019年，蒲公英中学的2010届毕业生段孟宇被哈佛大学录取为“教育政策”方向硕士研究生。

　　段孟宇也是务工家庭子弟，认真读书、探索世界的种子，就是段孟宇在蒲公英中学读书期间，跟哈佛大学的外国志愿者们交流时埋下的。

　　对彭城和曾祺来说，段孟宇是榜样。

　　那间蜗居的小屋，是他们现在的小世界，蒲公英是他们看到更大世界的窗口，从这里开始，他们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可能性。（本文首发钛媒体，钛媒体摄影师/孙林徽 编辑/陈拯）